學文科還有未來嗎？

來源 | 譯林出版社

文科危機的歷史基因

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候，美國學院的文學教學僅僅是工具性地對待文學，將其作為語法、修辭、雄辯術以及城邦和宗教理想的例證。這種教育模式契合當時的社會需求，因為學生大多進入法律、政治或神職領域，演講和辯論能力至關重要。

版畫描繪美國第七古老的布朗大學，圖源commons.wikimedia.org

然而，隨著19世紀末大學體系的現代化轉型，語言文學系應運而生，文學教育理念也隨之分化。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形成了兩個主要的思想流派：其中一派推崇文學研究專業化，其先鋒部隊是一群在德國接受過訓練的“調查研究者”，他們提倡科學研究和對現代語言的語文學研究。

而他們的競爭者（也稱“通才”）擁護舊式學院對自由或通識文化的推崇，反對被精密劃分的專門化研究。

杰拉爾德·格拉夫教授在《以文學為業》中指出，“調查研究者”和“通才”之間的矛盾歸根到底并不僅僅在于方法論層面上的分歧，而是代表了文學藝術在大眾社會中的危機。當時的社會已經呈現出明顯的文化斷層：教養階層所珍視的高雅傳統與蓬勃發展的平民文化之間形成了難以彌合的鴻溝。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延續性：19世紀的文學教育是演講術的附庸，而今天的文科仍被要求證明其“實用性”——要么服務于就業技能（如寫作課），要么淪為量化評估體系下的“學術生產”。

在這種持續的工具化壓力下，文科始終難以擺脫為他者服務的宿命，無法真正建立起自身獨立的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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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前規訓的心靈

當一名新生踏入大學校園，面對琳瑯滿目的課程，往往會陷入迷茫。對于如何統籌利用大學的資源,無論在教授還是在學生中間,他都找不到現成可循的先例。

于是，最便捷的出路就是盡快確認職業方向,將大學教育簡化為就業培訓。然而這種功利化的選擇進一步加劇了文科的危機——當醫生、律師、商人等職業越來越不需要人文素養時，文科教育就變成了可有可無的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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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種子早在中學階段就已埋下。當中學教育將自然科學異化為解題技術，將人文學科壓縮成標準答案，不少中學生只是學會了把自然科學作為一種技術，而不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或一種發現生活的方式。

這種早年的精神閹割，使得大學階段的人文啟蒙往往遭遇驚人的思想惰性——要喚醒這些被標準化考試規訓多年的心靈，需要近乎暴烈的思想沖擊。

思想家艾倫·布盧姆在《美國精神的封閉》的批判至今振聾發聵：

他們缺乏生活中最必要的東西，即不滿于現狀、意識到還有其他選擇的真正依據。他們得過且過，對逃離這種境況感到絕望。……說他們平庸，是因為缺少對事物的解釋，缺少詩意或活躍的想象力，他們的心靈就像鏡子，反映的不是本質而是周圍的影像。

這種精神上的貧困比任何就業數據都更能說明文科教育的錯位。要扭轉這一危機，必須從重建教育的根本目的開始，讓年輕人重新發現思考的樂趣與生命的意義。

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批判精神

在一個對信息和思想操控愈發精密的世界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人文學科所提供的批判性分析能力——這種能力不僅能辨別那些轟炸我們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信息，更是解決當代激烈沖突的根基。

哈佛大學教授馬丁·普克納在《文化的故事：從巖畫藝術到韓國流行音樂》中指出，這個時代癡迷技術創新，但我們無法依靠技術走出基于身份沖突、利益沖突和對立信仰的古老矛盾。這些深層次問題的解決，恰恰需要人文學科提供的理解工具。

《文化的故事：從巖畫藝術到韓國流行音樂》

［美國］馬丁·普克納 著

黃峪 譯

然而諷刺的是，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來自外部的輕視，更源于一種悖論：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人文學者被迫使用那些本應被他們批判的語言。

比如，英國的教員，幾年來都屈從于“科研評估制度”，被要求論證他們的工作有何“影響”，能否期待它們產生社會效果。在美國，各種基金會和智庫所大力資助的一項運動迫使大學檢驗它們所提供教育的“產出”，并把學費花在他們所估量的大學教育的“附加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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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評估體系逼迫人文學科用經濟效益或實用功能來為自己辯護，可問題在于——人文學科真正的價值恰恰無法被這些指標衡量。它的意義在于培養懷疑精神、挑戰既定框架的能力，以及對語言和權力結構的批判性考察。

于是，我們陷入一個兩難：如果我們拒絕辯護，人文學科將因“缺乏實用價值”而被進一步削減；但如果我們用工具性的邏輯去論證它的重要性，就等于默認了這套體系的正確性，從而自我瓦解。

要打破這一僵局，我們必須挑戰評估體系的壟斷，重新定義什么是“價值”。現行的指標抹殺了無法被量化的東西，卻自詡為價值的終極仲裁者。人文學科的真正任務，恰恰是揭示這些體系的局限，恢復那些被它們遮蔽的思考方式。我們需要的不是順從，而是堅持人文精神不可替代的批判性——哪怕這種堅持本身，正是那些評估體系所無法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