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讀《中國學術名著提要》一書為日課，把自己認為重要的一些書目的提要稍加理董后摘錄于此。自渡順便渡人，覺得有幫助的朋友，麻煩點個在看和轉發，在此先行謝過。

一

《讀哀江南賦》，陳寅恪著。最初刊載于1939年昆明版《清華學報·清華三十周年紀念刊》。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三聯書店，2001年）。

作者生平事跡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條。

梁代著名文學家庾信（513-581）因亡國而羈留北朝后撰寫的思鄉之作《哀江南賦》，是中國古典文學中被廣為傳誦且屢加箋釋的名篇。陳寅恪在撰寫本文之前，也已有《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一文，發表于1931年4月出版的《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該文用“以杜解庾”的方法，對《哀江南賦》進行了獨辟蹊徑的示范性研究。1939年，作者因抗日戰爭隨西南聯大遷居昆明，感時傷世，復撰本文，以“古典”、“今典”并釋的新方法，對《哀江南賦》作了更為深入的闡釋。

《讀哀江南賦》全文分為上、下兩篇。起首有一段小引，略述庾信作賦的特色和本文研究的緣起與范圍。著者云：“蘭成（庾信小字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

但歷來詮釋《哀江南賦》的文字，對于該賦的兩個重要問題，即（一）庾信寫作該賦的直接動機，（二）賦末“豈知霸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兩句結語的特殊旨意，均僅限于詮說古典而不及庾信作賦當時的今典，所以本文對這兩個問題重新加以考證。

二

上篇解說了從事有關考證的方法以及可據以為說的具體史料，并考定了《哀江南賦》撰寫的確切年月。

篇首一段論述，在文獻箋釋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解釋詞句，征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故須考知此事發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為解釋。否則，雖似相合，而實不可能。此一難也。此事發生雖在作文以前，又須推得作者有聞見之可能。否則其時即已有此事，而作者無從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難也。

據此，陳氏認為要解釋《哀江南賦》的“今典”，首先必須確定該賦撰寫的時間。根據賦中“靈光巋然”、“端憂暮齒”等語，對照“中興道銷，窮于甲戌”、“天道周星，物極不反”的時間記錄，參以“日窮于紀，歲將復始”之語，文章推定《哀江南賦》的撰寫年份在西魏取江陵后歲星再周的陳宣帝太建十年，亦即周武帝宣政元年（578），月份則在該年的十二月。

以此年月為前提，文章接著鉤稽史料，說明自西魏恭帝三年（556）至周武帝建德四年（575）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內，陳、周通好，不少流寓北方的人士先后被允許回到故國，而僅有庾信等十數人，雖陳朝與周朝交涉，終不得返。故庾信一方面哀怨益甚，另一方面又必對傳到北方的南方文詞及陳周交通時雙方使者應對言辭的記錄特加注意。

下篇以上篇提出的方法與可用材料范圍為準則，具體考釋了本文起首預設的兩個問題。

關于庾信作《哀江南賦》的直接動機，文章考證出當日與庾信同羈北朝而后得還梁朝的沈炯，歸國不久即撰《歸魂賦》，時在庾信撰《哀江南賦》之前，而其體制結構及內容次第與《哀江南賦》頗為相似，且庾信有機會讀到此賦。所以《哀江南賦》撰述的直接動機，在庾信得見沈炯《歸魂賦》，而非僅本于《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一語。

關于賦末結語的特殊旨意，文章雖贊同清人倪璠注“豈知霸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一句的看法，即該句除用李將軍的古典外，復有“謂己猶是故左衛將軍”的“今典”。但對倪氏注下句“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于其“今典”僅泛以梁國子孫多留長安為說，則認為尚非確解。

為此檢出《北史·杜杲傳》陳文帝以魯山郡換回羈留周朝的皇弟安成王一節，與陳宣帝日后向作為周朝使者的杜杲提議，以留陳的北朝元定軍將士換庾信等人，卻被杜杲斷然拒絕一事，由杜杲與陳文帝對答中有“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等語，而杜杲使陳語錄，又必為庾信直接或間接所知見，凡此數端，綜合考察，證得《哀江南賦》末句實有與切身密切關聯的“今典”在，而并非泛泛之語。

三

《讀哀江南賦》全文僅五千余字，卻以嚴密的邏輯，豐富的證據，令人信服地解答了千古名篇中隱含的兩個重要問題。

不但如此，文中還首次簡明扼要闡述了箋釋古代文獻中必然要遇到的古典、今典問題，以清晰的條理，界定了前此不甚為研究者注重的“今典”征引范圍及其有效程度，在理論上豐富了文獻箋釋的方法，對于準確深入地詮釋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

作者晚年在所撰長篇論著《柳如是別傳》中集中而又創造性地運用了古典、今典并釋的研究方法，則又從實踐上向學術界展示了該方法在讀解古代文獻方面的巨大效用與魅力。

涉及本文的研究論著，有饒宗頤《論〈哀江南賦〉》（載氏著《文轍：文學史論集》，學生書局， 199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