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大量中國古代書畫以涌入東瀛，被稱為“新渡”或“新舶載”，與日本原有的“古渡”藏品相互激蕩，在收藏、展覽、出版、研究領域掀起波瀾。近日，由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書畫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蘇浩、邱吉著）一書，便深入研究了這段復雜的歷史進程，也深入探討了日本在收藏中國古代書畫過程中所體現的文化身份焦慮。

近現代中國書畫傳入日本的歷史進程呈現出復雜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軌跡。辛亥革命后，政局動蕩，中國書畫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流入東瀛。彼時恰逢日本經濟騰飛，在中日藏家的共同推動下，新興富豪群體積極投身于中國書畫收藏，逐步形成關東、關西兩大收藏中心。此時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被稱為“新渡”或“新舶載”，與日本原有的“古渡”相互補充，填補了日本收藏體系的空白。文物流動與學術研究相互促進，大量藏品的涌入激發了日本學界的廣泛討論與研究，相關專著紛紛問世，其中的經典著作多有譯介回國，又反過來對中國美術史的書寫產生了深遠影響。

有關近現代中國書畫在日本的流播，日本學界已有豐富研究成果，而中國學人或因資料獲取不易、或因語言限制而鮮少涉足。然而，無論是資料甄別，還是研究立場與歷史敘事，都需要中國本土學人的參與，以中國學者的研究范式書寫中國文物散佚史，唯有如此，方能確保學術視角的完整性。蘇浩和邱吉所著的《中國古代書畫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以1880年左右中日通航為起點，至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系統考察這一時期內“新渡”中國書畫在日本的流轉、鑒藏、展覽、出版與研究狀況，并深入分析其產生的影響。該書聚焦關鍵人物與機構，大量披露了現藏于日本的珍貴史料，包括中日兩國藏家的信件、展覽目錄、雜志文章等，通過深入解讀一手材料，展現了近現代中國書畫在日本的流播，并深入分析了這一現象背后的文化和社會因素。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中國古代書畫的東傳與中日藏家網絡”以藏家視角切入，分設四章，選取端方、羅振玉、中村不折、山本竟山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中日鑒藏者進行個案研究，旨在梳理“新渡”書畫東傳與日本收藏圈的形成過程。在選取的兩位中國藏家中，端方尤為值得關注。他既是清末高官，又是書畫收藏家，曾慷慨展示私人藏品，以此為契機與日本政界（如犬養毅）及學界（如內藤湖南、瀧精一）展開“書畫外交”，這一行動無意中為日本書畫市場提供了“收藏指南”。盡管端方反對文物流失海外，但在他去世以后，其藏品仍成為日本書畫市場的追逐對象，輾轉售入日本。羅振玉則更為積極地推動了中日書畫交流，他不僅將自藏寄往日本展覽并出售，更與王國維一道，作為中間人積極斡旋中日藏家間的藏品交易，對近現代日本收藏中國書畫數量的激增及市場的形成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端方與羅振玉舊藏的東傳，不僅掀起了日本中國書畫收藏的熱潮，亦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研究的展開。在日本藏家部分，本書分別選取了來自日本關東與關西地區的兩位代表性藏家：中村不折與山本竟山。他們均曾赴華搜藏書畫碑帖，并積極創建書學研究團體，對藏品進行深入研究與評述，展現出藝術家、學者與收藏家的多重身份。在藏品來源方面，二人則有所區別：中村不折的收藏，主要得益于日本古董中介如田中文求堂的協助；而山本竟山的收藏則更多地建立在與古董商及中日文人構建的廣泛收藏網絡之上。在這一網絡中，山本竟山既是中國文人（如楊守敬、羅振玉）舊藏的積極購藏者，又為日本財閥（如三井高堅）擔任代購與鑒定顧問。

圖1 羅振玉致內藤湖南書信 關西大學藏

圖2 顏真卿《自書告身帖》（局部） 中村不折1930年購得 臺東區書道博物館藏

圖3 山本竟山所收部分中國文人名片 關西大學藏

下編“中國古代書畫的傳統展覽與知識生產”視野更為宏闊，將中國書畫在日本的流傳置于更為廣闊的政治史與社會史背景下進行考察。第五、六章聚焦于“展覽”這一主題，深入剖析了1913年大正東京·京都蘭亭會、1913年京都和漢法書展覽會、1922年赤壁會等一系列重要展覽的舉辦情況，指出這些展覽不僅展示了大量珍貴的中國書法碑帖，促進了中日書法交流，更推動了日本書壇的發展。第七、八章則轉向“出版”領域，第七章梳理了博文堂運用珂羅版技術影印出版的中國書畫作品，深入探討了這一近代新技術如何提升了書畫復制的精度與流通效率，從而改變了書畫傳播的模式。第八章分析了《書苑》《書菀》等日本書學雜志所刊載的中國書法碑帖圖版及書論文章，揭示了學術期刊在知識生產與藝術觀念形塑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九章將研究重心置于“研究”層面，系統地梳理了20世紀日本藝術史界關于中國書畫研究的范式構建，并對其學術價值、影響及局限性進行剖析。例如，大村西崖、小鹿青云、中村不折、樋口銅牛等人撰寫了中國繪畫和書法通史，奠定了學科基礎；瀧精一、內藤湖南等人則將研究視角從史實考證轉向理論探討，推動了研究的深入；青木正兒、金原省吾等人對中國書畫進行了深入的個案研究。這些具有開創性的研究著作經過近代譯介，對中國學者的書畫研究亦產生了直接的啟發和深遠的影響。

圖4 京都蘭亭會紀念明信片（部分）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5 《書苑》《書菀》雜志書影

圖6 長尾雨山《中國書畫話》書影

本書附錄亦有豐富內容，附錄一“近現代流入日本之中國古代書畫匯編”系統地整理了東日本和西日本地區近3000件“新渡”藏品的資料，不僅對兩地藏家的身份、收藏興趣和收藏活動進行了簡要介紹，更詳列了所有藏品的清單及其現收藏地；附錄二“流入藝術市場/博物館部分藏品一覽”選擇部分重要藏品，列出其原日本藏家、時代、作者、名稱、材質、尺寸等信息，并簡要說明其入拍情況和現藏地；附錄三“21世紀日本的中國繪畫史研究——以山水畫為中心”梳理近20年日本學界山水畫研究的四個方向，為中國學界提供“他者”視角的參照。三篇附錄對流入日本的書畫進行了詳盡的資料收集和清晰的體例編排，既構成了一個系統的匯編，也提供了相關研究的綜述，兼具工具性與文獻性，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圖7 牧溪《遠浦歸帆圖》卷（瀟湘八景之一）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蘇浩、邱吉合著的《中國古代書畫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亮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該書披露、解讀了大量日文原始材料，特別是關西大學收藏的中日文人信札等，極大地補充了國內學界在相關領域的敘事空白，為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證據。其次，作者以扎實的史料考據和細致入微的案例分析為基礎，系統地梳理了中國古代書畫東傳日本的復雜歷程。研究不僅聚焦于關鍵人物與機構，更將視野擴展至出版史、社會史領域，構建了作品流入日本后形成的出版、展覽、研究三位一體的遞藏網絡，體現了跨學科研究的創新性。最后，該書更進一步，以藝術為棱鏡，折射出近代東亞文化權力的變遷，深入探討了日本在收藏中國書畫過程中所體現的文化身份焦慮。總而言之，該書不僅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更有助于進一步理解近現代中國書畫流入日本的歷史與現狀。

注：本文作者單位為故宮博物院，原文標題為《近現代時期中國書畫的流轉與鑒藏——評《中國古代書畫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