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書傷逝

紀念逯耀東先生

田余慶

三聯書店的朋友來家敘談，提到三聯正在印制逯耀東先生《抑郁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一書。我們由此談論到逯先生的為學與為人，隨便聊天，沒拘束也沒目的。我與逯先生交往較久，常存懷念，多說了一些話。事后，朋友把我聊到的話追記下來，交給我看，還帶來了逯著的清樣，說是想把談話作為逯著序言。這是我未曾預料的。經過一番焦心，我知道不便再作婉拒，只好把追記文字編聯一下，順了一順，把交談語氣改成敘述語氣，還給三聯朋友聽由處理。我說，這不是對逯著的序跋，而是對逝者的追憶，如果要放在書里，也只能當個小擺設，表示睹書傷逝之情。

我結識逯先生，已經二十多年了，是在一次學術會議中間。他是從香港來的。那天他邀約年輩差不太多的同行朋友晚間到外面喝酒，后來因故改聚在飯店房間里，記得有蔡美彪兄在內。房間不大，有點擠。寒暄讓坐之際，逯先生忽然拿起沙發軟墊扔到墻根，自己先坐下去，說聲“好，都有座了”。一個不假思索的小動作，一句隨便的開場白，一兩秒鐘的事，立刻拉攏了新朋友之間的距離，也無意中表露了他不拘小節、豪爽豁達的性情。這個初次印象很有特點，長久留存在我的記憶之中。那時臺灣還未開禁，兩岸中國史學同行直接交往還不夠多，所以都想了解一些情況。逯先生健談，自然成為溝通的主角。其實他那時對大陸史界的了解也還不像以后那么深廣，自然也有不少話題要提出來。他的態度始終是親近懇切的。限于初識，那晚只是泛泛交談，沒有涉及深度的學術內容。

約會由逯先生發起，酒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晚只用了一點本地酒，是色酒，淡淡的，點綴點綴，沒起助興作用。逯先生的文章里，曾多次提到在臺北下酒館，一瓶大曲兩人對酌，酣暢之極。這次我們晚敘，可沒有機會體察逯先生在“名士與酒”場景下的率性表現。以后再見，我已基本忌酒，與逯先生雖同餐而不能共飲。不過，每當聽劉歡高唱《好漢歌》，總會幻現一碗酒的場景，泛起一個風風火火闖九州的好漢形象，那不是綠林好漢，而是學林好漢，逯耀東。

說到好漢，我也只有泛泛的直觀感受，與逯先生自己寫的《那漢子》相比，就顯得浮淺多了。《那漢子》是逯先生最真切的自我畫像，是素描，是漫畫。雖說寫得虛虛實實，并非全真，但虛是實的升華，比實還實，只是經過他自己的藝術加工，有意把形象模糊化了。

逯先生的吃，更是有名，他寫吃的作品，有論文，有紀行紀事之作，后者居多，讀來頗有味道。有同行朋友稱說逯是美食家，我看不全對。我周圍所見的美食家，有的是尊顯家庭的前輩人物，他們原本有養成美食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有的是世家子弟，從小得到這方面的熏陶，時代和家庭狀況變了，素養猶在。他們都有美食文化的長期實踐。像我自己這個年齡層次和經歷的人，果腹之余，但有一張饞嘴，卻不理解美食文化，養不成那種好尚。

逯先生比我年歲略小，據他自己說，青壯年時生活也是比較艱難的，何從得到這種文化熏陶呢？也許這樣提問題是由于我們對美食文化所知太少。逯先生寫過一些關于美食佳肴的文章，有譜系，有特色，有調法，甚至親手操作，得其口驗。這當然是可以寫進飲食學教科書去的好資料，只不過陽春白雪，能領略的讀者可能不多。倒是他從街頭巷尾循風問俗得來的“吃”，應當也是，甚至可以說更是真正有文化涵義的吃。譬如看畫，聽樂，受眾得到愉悅，得到修養，但是否能夠體會到作者審音辨色的真工夫，卻是難說。

逯先生在街頭巷尾覓“吃”，認真品嘗，我看不是為了飽口福而真是在細辨土風土味，同音樂家審音、畫家辨色一樣。神農嘗百草，逯氏品百味，意蘊有點近似。逯先生的吃，更多的是舐，舐其味而棄其余。他在辨味中思考知識。他的味蕾大概特別發達，吃得出知識來。“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逯先生兼采成味，一定會以這種知識充實他的中國飲食史，說不定這類美味知識比烹調知識有同樣的甚至更可貴的價值。總之，逯先生的吃，主要不是饞嘴的吃，吃得另有門道。我猜如此，對不對不知道。

說到這里，不由得不想起逯夫人李戎子。有這樣一幅畫面：一個漢子蹲在街邊，只顧用筷子向嘴里送東西，神情專注。賣食的攤主問那漢子還想要點什么，那漢子站起來說，這碗剩下的，不要了，那邊那種，給我來一碟。漢子身旁跟著李戎子，一直沒動，一臉的無可奈何，只是提醒那漢子，嘗嘗味就夠了，把嘴里的吐掉。她還打開手提包，看看治瀉藥帶夠了沒有。這是一幅讀逯文時構想的畫，如果還能傳神，可當作逯文配圖來看。

戎子夫人，我見過，在北京我家，得知她原本是岳陽人，那里是我小時居處的鄰縣，方言、土俗、河山，我都知道一點。她說他們本考慮到岳陽置產，想以后常來住住。后來變了主意，另有安排。我讀過逯兄伉儷偕訪岳陽的文章，內容一般，大概是岳陽的吸引力并不足夠。我也去過臺北興隆路他們家里，那次只有逯先生“留守”，戎子去加拿大了。想來戎子要照顧一個生來任性執著、喜愛闖蕩的漢子，不是容易的事，夠她費心費力的。

逯先生在他的書序里說，戎子是他學術寫作最好的聽眾和助手，幫他謄抄、制表、校正古籍引文和操作電腦。我還知道戎子工于篆刻，《結網編》封面印章和諸書所鈐“糊涂齋史學論稿”等刻，都出于戎子之手。如今戎子夫人獨處臺北，孤單的日子已過了兩年多了。她為人賢淑，逯先生人緣也好，想必隨時都會有親友眷顧關切。逯先生的遺著也是戎子自娛的豐富精神資源。逯氏門下親近甚多，多在臺北近處，他們都是戎子夫人隨時可以呼應的子弟。

逯兄教導學生的方法高明，不主張他們死守一家，而是各自“結網”。兩部《結網編》所列篇目，顯示各有所專，范圍較廣，不是泛泛之作。這與大陸近年所見，弟子一般只是跟著導師做題目，怯于獨辟蹊徑，少見新題新意，是有所不同的。逯兄對學生有時也很嚴厲。我親見他責備一名學生，這自然易傷面子。但他們親如家人，沒有聽說影響長遠的感情。

逯門弟子我見過一些。他們來大陸訪學時逯兄有時介紹與我晤談。最后見過的一位是陳識仁君，是逯門新進。我與識仁君有過一點學術因緣。我寫《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國史之獄的史學史考察》一文時，正好逯先生把《結網編》寄贈給我，其中有識仁君《北魏修史略論》一文，我受到一些啟發，引用了此文，并特意標出“青年史家陳識仁”，以示尊重。

后來王汎森先生來京，座中偶然談及，他在臺北“國科會”工作時見到識仁君一份關于學術申請的論證書，引述我對他前述文章的評論之詞。看來識仁君對自己的論文及時得到大陸同行的反響，是在意的，高興的。識仁君二〇〇六年來京訪學，與我晤談逯兄近況。萬萬想不到，第二天一大早識仁從寓處給我電話，說半夜得臺北告知，逯先生剛剛在高雄逝世，識仁自己停止在京活動，已購妥立即返臺的機票，馬上動身。真是晴天霹靂。我想到剛從臺北與逯先生餐敘后返京的葛兆光先生，商請他發出我們共署的給戎子夫人的唁電，以志哀悼。

一條漢子忽然間走了。識仁匆匆告別，我覺得他的心情極似親子奔喪。師生關系密切到這種程度，對畢生從教的逯兄說來，應該足可慰藉。這樣的學生，對戎子夫人也自然會敬奉如母。

前面拉雜敘談，已經涉及許多逯先生為學的事了。逯先生為學，文史均長，但主要成就還是表現在史學著作方面。我們認識以后，每有新作，幾乎都會互贈，只是他多我少，他豐我瘠，他博我餒。他的史學研究領域，先是在魏晉的社會、民族、政治諸方面，后來由史料、名著、名家的研究逐漸進人史學史，重在秦漢魏晉。其間，他做過中國現代當代史學發展的研究，發表過著作和不少史論文字。總之，他是一位業精于勤、思想敏銳、手不釋筆的學者。以國史中的魏晉南北朝來說，從大陸看，老一代的大手筆多已邁過鼎盛之年，我這一代則多長期陷身混亂而難得正常發育。這個階段，逯先生不誤青春，沉潛翰墨，展示才華，奉獻學界，是大可珍貴的。

大陸同行獲悉逯兄成就，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逯先生留意與大陸同行學術聯系，廣有交游，所以他在臺、港所出著作也較快流傳大陸，甚至在大陸出版。眼下所見的這本《抑郁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是他親手輯集、尚未殺青的一部重要的史學作品，是他在其長期醞釀的史學史研究思路中，關于漢代史學的最后成果。逯先生的書，較早到手的，我都過細拜讀過，深得啟發之益。不過時間久了，體衰腦鈍，只留隱約印象，可以說是得其意而忘其言。較晚到手的書，更是閱讀困難，勉力過目，即讀即忘。雖然如此，逯先生的思路文風，總還是留在我腦子里，不會丟失。

斯人逝矣，斯文長在。學林中人，不止是我，都知道糊涂齋主人是位極聰明的人，“糊涂齋”的糊涂，只能視之為使用“難得糊涂”的舊典。讀糊涂齋主的書文，都會細品那種醇厚的味道，都會長久地記住學林中自成一格的這條瀟灑的漢子。

二〇〇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