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單位改革，會對人員機構和職能做出規范調整，但是，各地改革的程度和力度是不同的，即便是緊緊相鄰的兩個地市，事業單位人員身份也會差距很大。

其實，出現這樣的現象，背后有諸多原因，尤其是下面4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歷史遺留問題不同

早些年各地事業單位招人時標準就五花八門，有的地方管理崗多，有的技術崗扎堆，還有的工勤崗占了大半。而經過這么多年這么多輪改革，不同地方改革力度不一，多年下來積累的歷史遺留問題自然出現很大差異。

比如同樣都是執法單位，有的市十年前就搭上了“參公”的早班車，隔壁市動作慢半拍，現在政策收緊了，想上車都沒票了。

第二，改革的推進程度不同

有的地方領導魄力大，前幾輪改革時就帶著單位搶到了好位置。比如2018年那次改革，動作快的市把有行政職能的單位整建制轉了參公，人員直接換身份吃上了“財政飯”。可那些猶豫不決的市，會一次次錯過參公和轉公務員的窗口，那些拖到2024年這一輪事業單位改革的，更是幾乎沒有可能參公了，現在國家明確參公口子只留給行政執法等特定單位，其他單位眼巴巴看著也沒機會了。

第三，財政實力有差距

事業單位的改革，不管是改為參公、行政執法類公務員還是將來有可能推進的事業編職級并行，事業人員待遇的提升都需要財政加大支持，說白了事業單位改革說到底是個燒錢的活兒——轉參公要給車補、漲工資，搞職級并行得準備晉升資金，就連裁撤機構都得給分流人員發補償金。。政府財政有實力的地市，肯定改革步子就大，財政緊張的地方，哪怕有改革機會，也會因為缺乏財政支持，而不敢放開手腳。 同樣是提升事業編待遇，有的市能馬上落實，有的市只能打白條，時間一長兩邊差距就像滾雪球越滾越大。

第四，不同地市的實際情況不同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經濟強的市更在乎營商環境，會把資源傾斜給市場監管這類單位；偏遠地區首要任務是穩住基層隊伍，寧可少改也要保民生崗位。還有些地方領導愛搞創新試驗，比如打破身份搞同工同酬，隔壁市可能覺得太冒險繼續吃大鍋飯。這就好比做菜，同樣的食材，川廚子猛放辣椒，粵廚子追求清淡，最后端上桌的菜自然不是一個味兒。

這種差距帶來的后果也挺現實：好單位、好待遇的地方大家都搶著去，窮地方的年輕人待不住；財政緊張的市可能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如大量招臨時工頂崗，反而讓正式編和合同工的矛盾更突出。

不過話說回來，這種差距短期內還真難消除，畢竟各地家底、魄力、錢袋子擺在那兒。現在能指望的，就是國家多給窮市撥點錢，或者讓富市帶帶窮兄弟，但具體咋操作，還得看后續的招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