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復活，西方文學、藝術會黯然失色。就在于它完全超越了人類生命經驗，而把人帶向“不朽”，這是每個人最深的生命渴望。即使是那些不相信“真實復活”的人，他們也會在作品中回應這一生命命題，或盼望或質疑，從而成為永不枯竭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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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正好看到法國后結構主義哲學家、女性主義作家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獨自一個女人》這本談“女性和西方文化”這部散論里，寫到女性的“一種殘酷孤獨”。

其實從個人經驗和情感感覺出發，對那些跟隨他的婦女發出疑問，她們守在“墳墓”旁是不是出現了幻覺，以致把極致的思念和愛賦予了一個“不死”的神話。

克里斯蒂娃解讀為女性的“獨孤”，她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言語，從未被“看見”，但在這一“極端的受苦和極致的愛”中，她們復活了自己對一位“完美男人”的想象，她因此認為后來的修女也是對“陰郁之美”有一種癖好，不然她們為何會放棄與現世世界一位具體男性的歡愉而熱情地現身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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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能說我們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實在是太貧乏，因為不論是用現代哪一派理論或精神分析學來看待這一“非理性”事件，都是無法說明白。

就像一滴水永遠測度不了大海的寬廣，盡管水滴和大海都由水分子組成，水滴也會匯入大海，這就是人的有限。我們是存在者并不是本質。

但我們會本能從“自我”主體去分析事物，也會以個人喜好和感知來評價事物。

記得20幾年前，我剛到《書評周刊》做文學編輯工作，被一位書評作者叫到甘家口參加一個“讀經小組”。

當時也是被這個問題困擾，既然他是“神之子”，他為何要“主動受苦”，且以這樣“血腥、暴力”的方式。他“復活”是不是這些跟隨他的人的想象，代表一種精神性的超越。那僅僅是一種精神或者靈性上的、沒有身體的“復活”，那相信祂的人，不就如保羅所說只是妄然。我們所篤信的真理結果成了學說或精神象征。

這個問題對我挑戰性太大，就如克里斯蒂娃，我也是用“存在主義”來思考問題，認為是人在賦予一切以意義，但事業、理想可以讓人暫時滿足、或使人情緒高昂，但卻無法帶來一種持續性的滿足，人還是會陷入“無意義”的絕望中，會被痛苦左右。

尤其是“人到中年”，突然感覺時光如梭，人生苦短，在“疫情”幾年，更是經歷到朋友、親人的離世，不由陷入一種“焦慮”中，有來自外部也有對內部“死亡”的恐懼。

還有看到一些“好人”受到的傷害、作惡之人卻在盡情揮霍，他們并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心中難免升起憤怒。

不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所說： 如果沒有不朽，一切皆被允許；但因為有復活，一切終將被救贖。

是呀，如果沒有“不朽”，人早晚要死，干嘛非要追求“意義”，不如好好享樂。

他為何要“主動受苦”？難道是為了可以“坐在父右邊”這一“補償性”好處？

這也是我兒子曾問過我的問題。

他如果不“主動受苦”就滿足不了神的“公義”和作為“人的罪的試探”，在“十字架”上戰勝了仇恨。

這才是人信靠祂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將來的好處，而是要戰勝個人的“罪”：嫉妒、仇恨、貪婪，這就是真實的人性。

對罪的極度恨惡與人的極致的愛構成了巨大的張力，這正是個人生命“新生”的奧秘，向著罪死靈魂向著永恒生長，這從而影響了西方文明。

這是“真正美善的力量”，也是用“弱勝過強”的奧秘。

盡管尼采說“上帝已死”，但他還是承認對復活的信仰，是對生命最深刻的肯定——即使面對虛無。

J.K.羅琳在《哈利·波特》就塑造了一位“慈父” 校長的形象，她說，愛是最古老的魔法，它能讓人在絕望中復活。

《耶穌受難記》劇照

英國歷史學家作家C·S·路易斯不僅相信精神復活、靈魂復活，他也確信身體復活。他用個人經歷，很小經歷母親的逝去，人到中年才品嘗到愛情、婚姻的甘美，而他妻子卻身患癌癥離他而去，他在絕望中掙扎，不住地叩問，有一天突然讓他“狂喜”，他看到了她的在。

他終于明白哀傷不是終點，而是通往復活的門檻。神可能粉碎我們的偶像，只為讓我們遇見真正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