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家銀行的年報首頁寫著“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而封底卻印著高管庭審的新聞稿時，市場的信任天平終將傾斜。

3月27日，郵儲銀行交出了一份看似穩健的年度成績單：資產總額突破17萬億元，營收同比增長1.83%，不良貸款率維持0.90%的行業低位。
然而，當公眾視線從財報數字轉向另一組數據：2024年三位省級分行行長接連落馬、年內罰單金額超3000萬元、董事長職位空缺超兩年……
這些數據無疑向外界傳達了這家國有大行的A、B面。

光鮮業績下的“刀刃向內”

郵儲銀行的年報充斥著“增長”與“創新”的關鍵詞。截至2024年末，其個人客戶資產規模達16.69萬億元，消費貸款增長超1300億元，綠色貸款余額同比激增22.55%，科技投入更以9.03%的增速突破122億元。行長劉建軍提出的“做難而正確的事”，似乎通過數字金融、普惠服務等戰略落地得以印證：手機銀行月活用戶突破8100萬，涉農貸款余額2.29萬億元，科技企業服務客戶數增長超30%。
然而，光鮮的業績背后，一場“刀刃向內”的反腐風暴正在撕裂表象。2024年，郵儲銀行吉林分行的三任行長張軍、任國慶、張雪松，相繼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查，涉案金額合計超4000萬元。其中，張軍利用多地分行行長職權，在項目承攬中收受1012萬元賄賂；任國慶則在退休前夕被查出2418萬元不明財產。更諷刺的是，張雪松落馬前一個月，還在湖北省分行的黨風廉政會議上高調強調“深化‘不能作案’的防范機制”。

業績增長與制度滯后的撕裂

高管腐敗的頻發，暴露出郵儲銀行內部治理的深層矛盾。盡管年報強調“全面、全程、全時、全域”風控體系，但現實中的合規漏洞觸目驚心。2024年，陜西分行因反洗錢違規被罰193萬元，云南分行因貸款“三查”不審慎等問題被罰490萬元，全年累計罰沒金額超3000萬元。與此同時，董事長職位自2022年空缺至今，副行長姚紅、徐學明任職超期達17年與11年，遠超監管規定的7年輪崗期限。
這種制度滯后與業務擴張的錯位，在資產質量上埋下隱患。盡管年報宣稱不良貸款率保持低位，但關注類貸款余額同比激增44.41%，逾期貸款增長31.80%，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在國有大行中墊底。一位不愿具名的銀行業分析師指出：“郵儲銀行在普惠金融、鄉村振興領域的高速擴張，若缺乏有效的風險定價能力和內控約束，可能在未來形成‘規模陷阱’。”

科技賦能能否穿透腐敗土壤？

郵儲銀行將數字化轉型視為破局關鍵。2024年，其上線新一代核心系統，推出AI大模型“郵智”，試圖通過技術手段強化風控。但科技投入的“硬件升級”未能根治“軟件缺陷”——腐敗案件中暴露的“人情項目”“權力尋租”，恰恰發生在貸款審批、基建招標等本應被技術監控的關鍵環節。
更值得警惕的是，腐敗與業績增長可能形成隱秘的共生關系。以張軍案為例，其在任期間推動的基建項目雖帶來短期業績增長，卻因權錢交易埋下風險隱患。而高管超期任職導致的權力固化，進一步加劇了利益輸送的溫床。

國有大行的“刮骨療毒”之路

如何在服務國家戰略與市場化經營之間找到平衡？答案或許藏在其年報中未被強調的細節：2024年，該行公司金融客戶增長13.21%，主辦行客戶激增110.49%，而同期個人銀行業務收入占比仍高達71.56%。這種對公業務的加速擴張，既是新增長極，也可能成為新一輪權力尋租的戰場。
若要真正踐行“長期主義”，郵儲銀行或許需要一場更徹底的改革：除了加大科技投入，更需打破“能人治理”依賴，建立透明化的決策流程；在追求規模增長的同時，完善薪酬激勵與問責機制，讓“不敢腐”的懲戒與“不想腐”的文化形成合力。畢竟，當一家銀行的年報首頁寫著“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而封底卻印著高管庭審的新聞稿時，市場的信任天平終將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