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的面積為489萬平方公里，而金朝的面積361萬平方公里，遼朝的面積大于金朝的面積，金朝未能完全繼承遼朝在漠北（今蒙古高原及周邊地區）的版圖。

金朝滅遼后，逐步將重心轉向中原地區，尤其是遷都中都（今北京）后，對漠北草原的關注度下降。其統治體系更適應農耕地區的漢制，而對草原游牧社會的治理經驗不足。

遼朝實行南北面官制，分治漢人和草原部族，而金朝未有效繼承這一制度。金朝在草原地區沿用猛安謀克制（軍事化部落管理），但對游牧民族的靈活性和傳統聯盟關系重視不足，導致漠北部族離心。

西夏與高麗的趁勢擴張，金朝與遼朝交戰時，西夏趁機占據前套平原（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削弱了金朝對漠南的控制。

高麗則蠶食東北邊境，迫使金朝分兵應對。

蒙古諸部的崛起，金朝中后期，蒙古高原的塔塔兒部、汪古部等逐漸強大，尤其是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后，持續南侵金朝，導致金朝在漠北的勢力范圍被壓縮，最終失去對草原的實際控制。

遼金對草原治理理念不一樣

金朝以女真族為核心，原為漁獵民族，后逐漸漢化并轉向農耕經濟。而漠北草原以游牧經濟為主，金朝未能像遼朝那樣通過靈活的政策（賦稅減免、部族聯盟）維系草原部族的忠誠。

漠北地域遼闊，金朝在后勤補給和軍事駐防上面臨極大壓力。相比之下，遼朝通過設立“捺缽”（移動行宮）制度與草原部族保持密切聯系，而金朝缺乏此類適應性措施。

四時捺缽地點

金宣宗時期為躲避蒙古威脅遷都汴京（今開封），進一步放棄了對北方草原的軍事投入，導致漠北地區徹底脫離控制。

金朝對契丹、蒙古等部族采取高壓政策（如強制遷徙、征發兵役），激化了矛盾。契丹人在蒙古崛起后大量投奔成吉思汗，削弱了金朝的邊疆防御。

金朝未能繼承遼朝在漠北的版圖，本質上是其統治模式與草原社會脫節、外部強敵崛起及內部戰略失誤的結果。相比之下，遼朝通過“因俗而治”的策略有效整合了草原與農耕地區，而金朝則因過度依賴中原治理體系，最終失去對漠北的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