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時速的競技場上，一道自動門將人間悲喜切割成兩個世界：門外是攥著檢查單來回踱步的家屬，門內是連呼吸都需要儀器代勞的生命。這道門，或許是現代醫院最具哲學意味的存在。它既是一道物理屏障，隔絕著生與死的焦灼；也是一面精神棱鏡，折射出人性最深處的光與影。

在這道門內，時間以監護儀的心跳頻率丈量，這里的對話常被呼吸機的警報聲打斷，而這里的醫生，每天都要在希望與絕望的鋼絲繩上完成高難度平衡術。

15年間，青島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ICU醫生薛翠親手推開過這扇“生死之門”幾千次，見證過垂危生命迸發的驚人意志，也經歷過回天乏術的至暗時刻。在無數次與死神的談判中她也有所參悟：比挽留生命更重要的，ICU教會人們如何與生命和解。

薛翠

這里是生死交鋒的戰場

4月18日中午1點多，青島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ICU病房外的排椅上坐滿了病人家屬，他們將目光落在不遠處的一扇門上，門里面是需要監護的重癥病人。相比于其他病房的門，那扇門顯得格外沉重，多數情況下它是緊閉的。

正值醫生與家屬溝通的時間，已提前在手機上與病患家屬約好的ICU病房醫生薛翠走了出來，并排坐著的五六個家屬立馬起身，快步來到薛翠面前，“醫生，我的家人怎么樣了”“呼吸正常嗎”……他們聲音急促，接連拋出幾個問題。

“病情還沒脫離危險期，我們正在努力創造條件，想帶他去做CT，呼吸機都準備好了，但是他現在還不具備被移動的條件。”薛翠把病人的病情、可能出現的情況，向家屬們一一羅列，治療方案有幾種選擇也一并與家屬溝通。

就在當天上午，薛翠給部門醫生培訓時，還著重強調了跟病患家屬溝通的重要性：你認為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病人，但其實你面對的這個病人所在的一個家庭。

“這里的病人情況都很嚴重，有時病情突變，家屬往往難以接受，情緒難以平復，這時，醫生與家屬的溝通非常重要，一定要將心比心。”薛翠說。

ICU醫生的角色從來不只是“救火隊員”。站在醫學與人文的交匯點，他們眼中盯著呼吸機參數，手中托起家庭命運的砝碼。薛翠在強調“一個病人背后是一個家庭”時，她道破了現代醫療體系中最易被忽視的真相：那些監護儀上的曲線，實則是無數個家庭的情感心電圖。

“作為醫生，我們可能在情感上幫不上太多忙，但可以遞上一張紙巾，傾聽他們，安慰他們。”溝通不僅限于解釋病情和情感慰藉，最主要的是與家屬一起商討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尊重家屬的決定。這涉及到患者家庭經濟條件、家屬對病情的理解力，還有期望值等多重因素，需要醫生綜合考慮，盡量平衡醫療需求與家屬意愿。

ICU，是英文“Intensive Care Unit”的縮寫，意為重癥加強護理病房，是醫院中專門收治危重患者的科室。在這個地方，生命和死亡每天都在交鋒，醫生、護士與疾病展開一場場較量。ICU醫生的職責可以概括為四個字——“維持生命”。

在這里，醫護人員通過多種技術手段和治療方案，穩定危重患者的生命體征，盡可能恢復器官功能，并爭取為進一步治療創造條件。“面對疾病，我們和患者是盟友。”薛翠鄭重地說。

毋庸置疑，ICU病房就是現實世界里生死交鋒的戰場，醫生是整個戰場的指揮者，承擔著高強度、高風險、高技術的工作任務。

“在ICU工作，要有一顆強大的心，因為常常面對死亡，得做出調整，不能因為一位病床的病人不好了，就在這兒跟著難過，還有其他的病人等著你呢。”薛翠在勸導年輕醫生時如是說道。

薛翠給年輕醫生講課的筆記

“每一個學科領域都得學習，都得了解，患者的病情演變發展、危重情況可能到什么程度，都要做到心中有數。”薛翠說，一名ICU醫生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快速做出反應的能力。

“比如進來一位昏迷的病人，要快速判斷昏迷的情況，從外科到內科，像一個樹杈一樣，一級一級慢慢順下來摸清楚。”這個過程需要醫生思路清晰，判斷迅速，果斷拿出有針對性的搶救方案。

“ICU相當于一個橋梁。”薛翠說，每天大量的工作是溝通多學科會診，這常常需要兄弟科室來協助，“心跳呼吸驟停的病人，往往不是單純一個原因，有可能是心臟的問題，有可能是腦神經功能出現問題，也可能是肝功能、腎功能不好了，很多病情需要綜合救治。”

“最開心的事是看到病人康復，會覺得自己太有成就感了。”作為ICU的醫生，薛翠比任何科室的醫生都希望看到一個人從昏迷到可以自主呼吸，再到可以坐起來、直至正常行走的全過程，“看到病人康復，我們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每個人的求生欲都很強

“我救治過最小的病人是一個四歲的小女孩。”15年的ICU工作，讓薛翠經歷過不知多少場與死神拉鋸的“硬仗”。

剛參與ICU工作時，一個小女孩因為車禍右下肢粉碎性骨折，醫護人員都很照顧孩子的情緒問題。她記得，“因為小朋友總是哭鬧，我們有的充當姐姐，有的充當媽媽的角色，喂飯、哄睡，陪她玩。有個護士把橡膠手套吹成一個小氣球，還在上面畫上一個笑臉，逗她開心……”

“印象最深的、最惋惜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薛翠每每提起都會嘆惋，他是服用了農藥百草枯中毒被送來的。

“小伙子交了一個女朋友，媽媽反對，于是他跟媽媽賭氣，喝口農藥本來想嚇唬一下媽媽。喝完農藥后，他還跑到海邊散心去了，晚上就出現了不舒服的癥狀，趕緊到醫院洗胃處理，立馬做了血液凈化。”薛翠記得，小伙子剛送進來時，還在跟父母置氣，說不想理父母，不見父母。第三天開始，他慢慢喘不上氣來了，才意識到病情的嚴重性。

“他覺得抿了一小口農藥，沒事兒，因為我們平時喝一大口水至少50ml以上。”但是薛翠很清楚，百草枯喝上不到10ml都會致命，死亡率非常高。

“小伙子與父母見面時，媽媽哭他也哭。”薛翠很無奈，“后悔也沒辦法，真的沒有給你后悔的機會。家里就這么一個孩子，不該跟父母賭氣。”

這個病人一住進ICU就喊薛翠姐姐，在他彌留之際，意識清醒的時候還向薛翠傾訴：“姐姐我好想活著呀，我以后再也不吵架了，我再也不跟我爸媽賭氣了……”

雖然薛翠和同事們窮盡了搶救手段，透析、插管、上呼吸機……但是小伙子還是慢慢變得神志不清，不到一周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經歷生命最后一段路的人，每個人的反應都是很想留在這個世上。”薛翠曾經搶救過一個肝癌晚期的病人，直到最后他的意識都是清醒的，疼痛讓他在身上抓出了血痕，嘴里不斷地念叨：“救救我……”

“哪怕是一個癌癥病人，前期再怎么看得開，嚷嚷著：哎喲，我死了算了，已經沒得治了，我不想遭這個罪了。但是到了生命最后一段路，就是另外的態度了。每個人都是向往生的，生命最后，每個人都有很強的求生欲望。”薛翠說。

“還有一種情況，對醫生來說比較無奈，就是評估這個病人還有搶救的機會，但是被家屬錯過了。”有的是因為經濟原因；有的是病人家屬出于傳統風俗觀念，比如老人不能在外地去世，要送回農村老家；還有的是家人意見不統一，拿不定主意，耽誤了。

每當這時候，薛翠都會勸一勸：醫生真的很想再努力挽救一下。“但是如果病人家屬執意要簽下放棄治療，也是很無奈。”

站在生與死的分界線上，ICU有時如同一面放大鏡，人性的復雜性，在這面鏡子下展現得淋漓盡致。醫生在此刻不再是單純的技術執行者，而是生命敘事的重要見證人——他們記錄著人在生死關頭的悔恨、不甘與眷戀，也見證著親情在絕境中的撕裂與堅守。

薛翠曾經救治過一個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人，到了生命后期開始呼吸衰竭——疾病在慢慢地消耗掉他的生命力。

雖然醫生們都知道此時已經很難回天，但當老人進入搶救室的時候，家屬們不得不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是插管維持生命，還是安安靜靜地送他走？

家屬們非常猶豫，在門口商量了很久，然后告訴薛翠：“醫生，請你們插管。因為家里有孩子馬上要結婚了，你讓我們家里人怎么辦？一邊辦喜事，一邊辦喪事嗎？”

薛翠和同事們給老人插了管，在呼吸機的支持下，老人又醒了過來。

插管、依賴呼吸機的狀態什么樣呢？氣管被切開，不能講話，離不開呼吸機，活動范圍只有那一張床。當并發癥一次又一次來襲的時候，老人的狀況越來越差，到最后他手腳緊縮，蜷縮在床上，像一截枯樹樁。這種狀態讓薛翠這樣常年從事ICU工作的醫生看了也很不忍心。

經受幾個月的折磨后，老人走了。面對這類搶救，薛翠心里是另一種無奈：有時候病人的醫療決策是由家人做的。面對死亡呈現的倫理困境，恰是現代醫學進步的伴生難題。

“我有時會向病人家屬做這樣的比喻：當葉子必然要落下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它強留在枝頭上嗎？目送它自然飄落，也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

只羨慕那個健康的自己

在ICU這個各種儀器嘀嗒作響的空間里，醫護人員是需要24小時隨時準備“投入戰斗”的。15年ICU工作，薛翠的手機從來不關機，鈴聲調至最大音量，“有突發情況，我隨時是需要趕到醫院的。”

“網絡上有句話：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出現。珍惜生命，投入地過好每一天，這是我最大的感受。” 不能否認的是，ICU工作早已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薛翠的人生觀。

很多進過ICU的病人告訴薛翠一句話：“我不羨慕有錢人，我只羨慕原來那個健康的自己。”對此，薛翠笑著回應：“很簡單的例子，當你牙疼的時候，你才知道大口吃飯有多香。”

這種生活態度恰是對ICU生死課的最佳注解——生命的價值不在于長度，而在于感知溫度的能力。

生活里，薛翠是個很佛系的媽媽，今年41歲的她有兩個女兒，大女兒上五年級，小女兒上一年級，“從來沒給孩子們報過額外的學習班，即使大女兒已經五年級了。”很多孩子的周末排滿了語數英輔導課，而薛翠在每個周末都會帶孩子們出去爬山散心。

“有句玩笑話叫：逼瘋一個母親只需要一個小學生。但是我覺得只要她開心就好，這是最重要的。”話雖如此，但有時候女兒考試成績不理想，薛翠也會忍不住焦慮一下，偶爾“卷”一下，狠抓一段時間學習。

“我和孩子爸爸都是醫生，經常值夜班。我們兩個人有時都不在家，從時間上就不能做到時時監督孩子的學習。”薛翠無奈地說。

在薛翠眼中，“每個人生活中都會遇到很多困難，少熬夜、少操心，跟周圍的人平和相處，讓疾病能夠遠離我們。”這就是她最簡單的生活期許。

死亡并非徹底的失敗，而是生命教育最后的教科書。當公眾習慣用“奇跡”或“遺憾”定義ICU的故事時，無數醫生用堅守和“平行病歷”告訴我們：真正的醫學人文精神，是在技術極限處依然保持對生命的敬畏，在無力回天時仍愿遞上一張拭淚的紙巾。

這是一個ICU醫生清醒而又溫暖的凝視。

醫生手記>>>面對生命的隕落

從事重癥醫學科這么多年，本以為自己已經能用很平常的心態面對各種患者的死亡，但是，這例患者的死亡，再一次觸動了我……

一個平常的夜班，像往常一樣接班，剛巡視完病房，科室電話鈴響了，接電話的護士一看急診科的電話，和我對視了一下，一般這種情況，要么下去急會診搶救患者，要么準備接收患者。電話那頭通知：“急診科正在搶救一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喝了三大口，正在洗胃，處置完收到ICU……”值班護士掛了電話邊準備，邊告訴我。

我腦海里閃出了念頭，這都2021年了，2018年不是國家明確不允許生產百草枯了嗎，怎么還有呀？不管是什么患者，不管因為何種原因口服，多希望他（她）喝的百草枯是假藥，或者是過期藥……

沒等我思慮太多，患者由急診的醫護人員陪同收到我科病房，我見到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二十幾歲，叫他小杰吧。他面色紅潤，有說有笑，沒有一點搶救指征，用醫學術語形容就是“一般情況好”，而他現在躺在重癥醫學科病房里。

“你喝了多少？我們要根據你喝的多少，來計算用藥量。”我問他。

他雙手交叉放在枕后，輕松地回答：“我聽說除草劑對人沒毒，就喝了幾口，差不多兩三口吧，我沒想著死，就想氣一下我爸媽。”

他所說的除草劑是只要喝不到10ml就能致命的百草枯。護士邊上心電監護邊詢問患者一般情況，小杰還不太配合，“我沒什么不舒服，不是洗了胃了嗎？不用給我監護，不用打針……”

我出去與患者爸媽溝通病情。我不知道該怎么跟他們溝通，心里又急又燥。他們根本不了解情況，百草枯的可怕之處在于，它是一種水溶性極好的化學劑，而人體體重的70%又恰恰是水。也就是說，人體對百草枯而言就像一塊海綿。在相對緩慢的侵蝕過程中，患者的肺會逐漸纖維化，呼吸變得困難，即使醫院給足氧氣也無濟于事。肺還不是百草枯唯一的靶器官，肝腎等臟器也是侵蝕的目標。可怕的是，百草枯對大腦中樞神經的損傷卻不算明顯，以至于在痛苦而又緩慢的死亡倒計時里，大多數情況下患者都意識清醒。這簡直是比絕望更絕望的死法。

以當前的醫療手段，除非喝下的百草枯是假藥、嚴重過期藥，或攝入劑量極其輕微且送醫及時，否則病患九死一生。目前百草枯中毒還沒有很好的解藥，能做的只是減輕痛苦，減慢病程，從死神那里爭取時間，患者往往到頭來人財兩空。

跟患者家屬解釋后，我讓他們盡快籌錢，為兒子多爭取一點時間。

溝通完病情，立即著手給患者完善各項檢查、建立股靜脈通路緊急行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濾過治療，并給予暫禁食、胃腸減壓、鼻飼白+黑（思密達+藥用炭片）治療方案，并給予鎮痛鎮靜、護胃、抗氧化、激素、維持內環境等對癥支持治療。

小杰爸媽通過上網、找熟人等途徑也打聽到了這個病的預后極差，死亡率極高，每日溝通病情，他爸媽以淚洗面。

第二天，小杰說：“醫生姐姐，我就是有點嘴巴疼……”

第三天，小杰說：“醫生姐姐，我肚子有點不舒服，難受……”

第四天，小杰說：“姐，我什么都配合你，你早點治好我，我請你吃飯哈，其實我真的不想死。”我別過臉：“先治好了再說，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第五天、第六天，小杰的情況越來越糟糕，呼吸困難越來越重，肝腎功能越來越差，無創呼吸機輔助通氣……

第七天，小杰呼吸衰竭、氣管插管接呼吸機輔助呼吸、神志昏迷，最終還是沒能闖過最后一關。他走了。

在重癥醫學科工作久了，見到了太多生離死別，也見到了太多人世間的無奈。感慨生命的偉大，也感慨生命的脆弱，一念之差，卻要以生命為代價去償還。百草枯中毒，給你后悔的時間，卻不給你后悔的機會。

醫者仁心，不管面對什么樣的患者，不管患者的社會地位如何、家里經濟條件怎樣，最想救活他的永遠是他的醫生，有時候患者家人或許會因各種因素不再堅持治療，但醫生救治的心永遠不變。

醫生也有無奈，醫學是個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學科，醫學不是萬能的，但是醫生會竭盡所能。

重癥醫學科 薛翠

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

（半島全媒體首席記者 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