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剛入秋，白城的街道上樹葉都枯黃了，50多歲的鄭其貴司令員把軍大衣裹得緊緊的走著，突然被巷口沖出來的一個人影給撞得晃了幾下。

這時身邊的警衛員小張手里的槍栓“咔嗒”一聲響了，就在這時聽到一個沙啞的聲音帶著哭腔喊道：師長！是我啊，我是小王！

鄭其貴緊緊按住警衛員的手腕制止拔槍，眼前這個衣衫襤褸、身體殘疾的男子，讓他不禁回想起八年前在漢江畔那個風雨交加的夜晚。

他親眼目睹了警衛班長用自己的身體替他擋住了飛來的彈片，在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滿了感激和敬意。現在再次見到這位英勇的戰友，鄭其貴此時的心情非常的激動。他知道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無私無畏的戰士們，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鄭其貴緩過神來說道：小王？你是王富貴嗎？這時鄭其貴司令的聲音變得非常顫抖。他非常清楚地記得，在軍部發布的烈士名單上，有一個名字被用紅筆圈了出來，那個人就是王富貴。

1951年5月22日，在三八線以南60公里的芝巖里山谷，中國人民志愿軍第180師指揮所的電話線遭到敵人嚴重的破壞。

在面對美軍第七師和韓軍第六師的強大攻勢下，這支缺乏糧食和彈藥的部隊被分割成了幾個小股力量。無線電中最后接收到的命令是來自上級指揮部的“自行突圍”的指示。

鄭其貴一邊扯開自己的領口，一邊喊道：把所有機密文件全部都燒掉。然后看著王富貴把密碼本都扔進了鐵皮桶里。火光照亮了警衛班長那張還帶著孩子氣的臉，那時他才剛滿19歲，卻已經帶領全排3次穿越敵人的封鎖線去運送彈藥了。

這時東南方突然傳來了密集的槍聲。美軍的M46坦克往這邊開了過來，履帶壓過玉米地，把三營剛剛筑好的防線又給撕開了一個很大的口子。

王富貴喊道：師長，快走啊！拉著鄭其貴就往交通壕里鉆，只聽見后面傳來“噗哧”一聲，像是有人被坦克履帶軋到了。

5月24日晚上，鷹峰山坳這里聚集了最后剩下的300多人。鄭其貴把僅有的四挺機槍編成了突擊小組，這時候王富貴抱著炸藥包就站了出來說道：讓我帶著敢死隊去引開追兵吧。

二營長回復他說道：這里沒你這個新兵蛋子插嘴的份！可話還沒說完，王富貴就已經帶著7名戰士沖下了山坡。他們故意點燃了灌木叢，對著夜空發射信號彈，美軍的探照燈立刻轉向這片有移動火光的地方。

鄭其貴通過望遠鏡，看到那個瘦小的身影在照明彈下顯得非常清楚。王富貴炸毀第一輛坦克的時候，左腿被飛濺的履帶碎片削去了半截。他拖著剩下的半條腿爬向第二輛坦克時，結果還沒拉響導火索，就被敵人的機槍打穿了右眼。

王富貴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美軍的野戰醫院里躺著，因為麻藥的勁兒已經過去了，他感覺到左腿截肢的地方已經腐爛而且疼的厲害。這個河南來的農村孩子哪里知道，自己馬上就要進入一個比戰場還要殘酷的煉獄之地。

正值寒冬，濟州島戰俘營的鐵絲網上到處都是冰塊，美軍在看守把“親戰俘”和“反戰俘”進行分開來管理。

那些不肯在身上刺上反標語的戰俘，就會被拉進零下20度的小黑屋里，然后用冷水進行澆身上。王富貴躲在茅草堆里，用凍得邦邦硬的手指頭在泥地上寫了個“180”。

在1953年8月，當最后一批戰俘通過板門店進行了交換。當王富貴拄著木拐走下卡車時，他并沒有看到期待中的鮮花和歡迎的人群，而是面對了政審干部那冰冷的筆錄，要求他詳細交代在被俘期間是否有通敵行為。

王富貴此時心里憋屈的說道：他們說我給敵人洗過衣服，就是叛變。他用一根樹棍撥弄著炕洞里的火苗。鄭其貴注意到他雙手布滿了凍瘡，那是他在白城磚廠抬土坯時落下的病根。

原來回國的那些戰俘都必須接受嚴格審查，不少人因此被取消了軍籍。王富貴拖著假肢回到河南老家，卻發現父母已經在饑荒中去世了，土坯房也早就塌了。沒辦法他只好扒火車來到東北，在磚廠里干著每天只有8分錢的活。

王富貴從貼身口袋里掏出一個油紙包伸手給到鄭其貴師長?，這是當年您給我的。里面是一張燒剩半截的黨證，邊緣還有些彈孔。鄭其貴想起突圍的前一夜，自己曾親手把重要證件分給指揮員保管的情景。

3個月后，白城軍分區收到了一份非常特殊的檔案。鄭其貴帶著23名原180師官兵的聯名證明，為王富貴恢復黨籍和軍籍的事情四處奔走。當民政局的同志看到師長親筆寫的“特等戰功”證明時，窗外的積雪也正在慢慢融化。

1980年，民政部重新審視了志愿軍戰俘的相關政策。當王富貴在病床上接過了鮮紅的《復員軍人證明書》時，他的淚水打濕了印著“最可愛的人”字樣的枕頭。他讓戰友把自己補發的撫恤金全部捐給了正在建設的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