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陸棄

4月17日，伯利茲上空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瞬間：一名前美軍士兵劫持一架載有16人的小型客機，在空中刺傷飛行員與乘客，試圖將整架飛機控制在自己手中，最終卻被另一名乘客開槍擊斃。這場危機雖然以成功迫降落幕，卻以最殘酷的方式暴露出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美國的退伍軍人問題、槍支文化擴散以及對全球安全環境的溢出性影響。

劫機者阿金耶拉·泰勒，曾是一名美軍士兵。這一身份本應代表紀律、忠誠與責任，卻在此次事件中演變成不穩定因素的象征。近年來，美國退伍軍人因精神創傷、社會脫節、暴力傾向而引發公共安全事件的案例屢見不鮮。而今，這種“內傷”已不再局限于美國本土，而是隨著其公民的流動，將安全風險輸出至世界其他角落。伯利茲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無辜卷入美式安全隱患的小國。

而在這一事件中，頗為諷刺的細節是，最終制止這場空中災難的，依舊是槍支。一名乘客隨身攜帶的武器成功將劫機者擊斃。這名乘客被譽為“英雄”，他的果敢行動值得尊敬。但事件的荒謬之處正在于此：一架商業航班居然需要乘客攜帶槍支自保？在法律允許下，這名乘客帶槍上機，本是極端個例，如今卻成了整個系統失效后的“補救選項”。這不是制度的成功，而是制度的崩塌。

長期以來，美國將“自由帶來的風險”合理化，甚至美化為“個人權利”的體現。從槍支泛濫，到退伍軍人安置失能，再到心理健康體系殘缺，美國早已在國內培養出一批批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而這些人一旦流動到其他國家，就變成了外部社會的“定時炸彈”。這次事件，不只是泰勒個人的暴走，而是美國國家治理結構出口失敗的后果。

退一步講，美國退役軍人的問題，早就不是秘密。他們中很多人因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創傷留下嚴重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卻無法得到足夠的精神衛生支持。他們被國家送上戰場，回來之后卻被社會邊緣化，心理創傷堆積成暴力傾向。部分人轉向極端宗教、極端民族主義，甚至跨境從事非法活動。泰勒不是個案，而是被丟棄的制度殘骸的縮影。

而在此背景下，美國卻依舊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標榜為“全球安全的守護者”。它在各地興建軍事基地、輸出軍售、施加制裁，卻對自家退役軍人的風險輸出毫無警惕。這種只講“戰略控制”不講“人類安全”的外交邏輯，本質上是將世界當作它內政失敗的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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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反思的是，小國的脆弱性如何在這種沖擊下被無限放大。伯利茲，是一個人口僅40萬的小國，旅游是支柱產業，安全體系薄弱，對外來風險的防范能力有限。如今，它卻因為一個美籍退伍軍人的失控行為，付出了飛行員和乘客重傷、國家形象受損的慘重代價。這不僅是伯利茲的危機，更是所有開放社會面對“全球流動中的美國問題人群”時可能遭遇的困境。

而此次事件在美國國內卻幾乎未掀起輿論波瀾。媒體更多將焦點放在“乘客英勇”、“飛行員冷靜”，而對劫機者的身份、動機和背景分析寥寥。這種“選擇性關注”正是問題的根源——美國更愿意消費英雄主義敘事，而非直面自身制度的病灶。

在全球化時代，沒有國家是孤島。美國的槍支問題、軍人退役體系、心理健康危機、社會極化，不再只是其內政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外部成本”。當伯利茲這樣的國家也開始承受美國社會問題的外溢效應，國際社會就必須正視一個問題：世界是否還承受得起一個動蕩不安、制度失衡但又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美國？

這場空中危機已然落幕，但更大的隱患卻仍在飛行，下一次，是哪個國家，又會在哪片天空下，被迫承擔美式安全災難的代價？在全球高度聯通、威脅快速傳播的時代，我們必須集體追問：誰來為“美國制造”的全球不安全負責？又有誰，還能從下一場災難中幸存？伯利茲空域的這場血案，是一次警告，更是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