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

a communist

蕓婉筆談

一個正努力成為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國學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摘要：

到了廣州，出了黃埔軍校第二件事就是來沙面島。

說它是島其實也不是島，據說它原本和陸地連在一起，是珠江沖擊形成的橢圓形小沙洲，初名中流沙、拾翠洲。1859年淪為英法租界，才改名為沙面，之后英國人將沙面和大陸挖斷用于隔離，這才形成如今的沙面島。

1856年10月，英法聯軍以“亞羅號事件”為借口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次年12月29日攻陷廣州城，俘虜兩廣總督葉名琛。此后，聯軍成立以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為首的“聯軍委員會”，對廣州實施軍事管制長達3年零7個月（1858年1月至1861年8月），成為中國近代首個受外國勢力直接操控的傀儡政權。

1859年5月，英法兩國通過外交照會向廣東當局正式提出租借沙面與西濠的領土要求。時任廣東布政使畢承昭（字筠坡）負責具體交涉，以“西濠民居稠密，遷置不易”為由拒絕西濠租借，僅允諾劃撥沙面沿江官地。迫于軍事壓力，兩廣總督黃宗漢于同年7月被迫接受英法條件，但其妥協態度引發清廷不滿，旋遭革職。

1861年9月3日，繼任兩廣總督勞崇光與英法代表簽署《沙面租界協定》，正式將沙面劃為租界。協定規定：沙面土地按每畝年租金1500文的標準，由英法領事機構代收后于每年年末繳付廣東官府；清政府則永久放棄對該區域的司法、行政及土地管轄權。至此，沙面淪為英法兩國在華實施殖民統治的“國中之國”，成為近代中國主權淪喪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1925年6月23日，為聲援上海五卅運動，香港罷工工人聯合廣州各界群眾（包括工人、農民、學生及黃埔軍校青年軍人）約10萬人，在廣州東校場舉行“上海五卅慘案追悼大會”。會后示威隊伍途經沙基路（今六二三路）時，突遭沙面租界英國軍警的排槍射擊，白鵝潭水域英艦“摩軒號”（HMS Moorhen）、法艦“安特雷本號”（André Lebon）亦開炮助擊。據廣東革命政府調查委員會統計，事件共造成52人當場死亡（含黃埔軍校學生27人）、170余人重傷，輕傷者逾200人，史稱“沙基慘案”。

慘案次日，廣東國民政府發表《對沙面慘案宣言》，向英法提出三項嚴正要求：立即交還沙面租界、嚴懲肇事者、賠償傷亡民眾。7月23日，代理外交部長胡漢民（時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正式照會北京公使團，首次以中央政府名義要求收回沙面租界。此舉標志著中國官方對租界主權的法理主張正式升級。

1927年1月，受漢口、九江英租界收回運動勝利影響，廣州各界成立“收回沙面運動委員會”，并于2月25日召開3000人反英大會。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奉命啟動外交談判，但因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汪精衛隨后“分共”，國共合作破裂，交涉被迫中斷。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后，其23軍104師團當日凌晨突襲沙面英租界，解除英軍武裝。法租界因維希政權（1940年已向德國投降）未被直接占領，但實際由日軍通過傀儡機構“沙面法國人自治會”操控。

1942年2月18日，日本為粉飾侵略行徑，導演“對華新政策”，將沙面英租界“移交”汪偽政權。1943年2月23日，維希政權宣布放棄在華治外法權；6月5日，其駐廣州領事亨利·科隆邦（Henri Colombon）在日本總領事石川的監視下，與偽廣東省長陳耀祖簽署《沙面法租界移交書》。汪偽政權為此將沙面街道更名為“復興路”“博愛路”等媚日名稱（1975年方由廣州市革委會恢復原名）。

中國政府始終否認日偽非法交易。1943年1月1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英國駐華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在重慶簽訂《中英新約》，其第四條第三款明確規定：“英王陛下將廣州英租界（包括沙面）之行政與管理權歸還中華民國政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國民政府于9月16日接收沙面。1946年2月28日，外交部長王世杰與法國駐華大使梅理靄（Jacques Meyrier）簽訂《中法新約》，第二條規定“法國政府放棄廣州法租界一切權益”。至此，沙面英法租界在法理與事實上完全回歸中國。

可以說沙面島的歷史是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的局部縮影，迄今為止，據當地人說廣州的夫妻拍婚紗照時從來也不會選擇這里，廣州市也從未將沙面進行文旅宣傳，因為對于廣州人來說，沙面是屈辱的見證。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另外去過的兩個城市，上海與香港。

1843年《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被迫開埠。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以“華洋分居”為名，迫使上海道臺宮慕久于1845年簽訂《上海土地章程》，將外灘以西830畝土地劃為英租界。宮慕久雖試圖通過保留纖道（今外灘沿江步道）維護主權，但最終未能阻止外灘成為列強侵華的橋頭堡。至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為公共租界，法租界則獨立擴張，形成“國中之國”的治理體系，工部局與公董局分別掌控行政、司法與軍事權力，完全脫離清政府管轄。

列強通過越界筑路、填河造地等手段不斷蠶食華界。至1914年，公共租界面積達22.59平方公里，法租界則通過三次擴界增至15150畝，形成以黃浦江為核心的“3”字形殖民空間布局。外灘沿江的匯豐銀行、海關大樓等建筑群，成為“遠東華爾街”的象征，而華人被擠壓至南市老城廂，形成“雙核分裂”的城市格局。

1868年建成的外灘公園（今黃浦公園）雖名義為“公共花園”，實則長期禁止華人入內。1885年工部局頒布六條游園規則，明確“除西人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并將“犬類禁止入內”與華人限制并列。1881年，虹口醫院醫生惲凱英等聯名抗議外灘公園禁令，開啟華人維權先聲。1928年，在持續半個世紀的抗爭下，租界當局被迫取消公園禁令，成為民族主義勝利的象征。1930年代，外灘更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如“一·二八”事變期間市民自發組織支援前線。

外灘沿江碼頭成為鴉片輸入的核心通道。19世紀中葉，英商怡和、沙遜等洋行依托外灘貨棧，將鴉片經黃浦江轉運至漢口、寧波等地，年輸入量占全國70%以上。鴉片貿易的暴利支撐了外灘金融業的畸形繁榮。至1936年，公共租界內集中了全國半數以上的工廠（超5000家）和外資銀行（78%），工部局通過稅收與土地壟斷，將外灘打造為列強資本滲透中國的“泵站”。華人資本雖參與其中，但始終處于產業鏈末端，如買辦階層僅為洋行附庸。

租界內的工部局學校（如漢壁禮中學）推行“中西合璧”教育，實則灌輸西方價值觀。華人精英子女被迫接受英語教學，而普通民眾則被排斥在現代化教育資源之外，加劇了社會階層的文化割裂。

1943年1月，國民政府與英美簽訂《中美新約》《中英新約》，法理上廢除租界。然而汪偽政權與日軍導演的“移交”鬧劇，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才實質性收回外灘。1946年《中法新約》最終終結法租界特權，拿回主權。

和廣州不同的是，上海外灘的過去在今天竟然被不少人認為是上海融入世界的驕傲。不少當地專家學者為此長篇累牘論證租界時代的上海接受了大量國外先進文化，是中國融入世界的窗口，亦是中國開放的證明……

比之更甚的則是香港，1843年，英國宣布香港為“直轄殖民地”，設立港督府，通過《英皇制誥》確立殖民統治體系。英資財團（如匯豐、怡和）壟斷香港經濟命脈，控制金融、通訊及地產，形成“殖民資本特權階層”。

雖然在名義上英國放棄了殖民統治，歸還了中國主權，但實際上英國通過扶植在港買辦代理人充當手套繼續為英國輸送利益，比如李嘉誠。

到了今天，不少香港人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歧視大陸人鄙視普通話，即便他們連最崇拜的英語都講不好。殖民地的奴性深深的扎根在這些精神洋人腦海之中。好在香港還有不少愛國人士以及像《大公報》這樣的好報紙傳遞著香港愛國人士有震撼力量的聲音。

于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屈辱的歷史遺跡只適合參觀展覽銘記，但不宜賣弄炫耀歌功頌德，被殖民統治與被強行割地化為租界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向上滑動啟閱）

致同志們：

現今世界的斗爭中，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叢林中站穩腳跟不但取決于它是否有足夠的實力，還取決于它的聲音是否響亮。今時不同往昔，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只身體力行做好維持世界和平的衛道士，還要增加在國際上的音量，把中國聲音傳遞出去，讓“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言論不攻自破，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深入人心。

簡而言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然而，完成話語體系的構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因為在人們的心中早已種下思想鋼印。

實際上，西方理論和話語的詮釋能力早已經不能解釋今天中國為什么能和平崛起。而中國以這樣的人口基數、這樣的發展速度，放眼人類歷史也是前所未聞的。今天我們再回首過去的崢嶸歲月，細細想來如果當初我們按照西方的話語完成現代化，后果將不堪設想，極有可能步蘇聯的后塵，哪還有機會在今天談民族復興呢？

對此，我想說：

經濟學是經濟制度的保障！

政治學是政治制度的保障！

社會學是社會制度的保障！

歷史學是國家立身的保障！

令人憤慨的是，有相當一批中國的學者卻仍在對西方的價值觀念奉為圭臬，并在公眾輿論中大放厥詞，辱沒了其專家頭銜的名節。這批臭公知言必稱希臘羅馬，對國外頂禮膜拜，對國內趾高氣揚，似乎沒有了希臘羅馬他們就不會說話了一般。如果中國人只會在西方話語的語境下理解中國，就無法真正讀懂中國，更不可能講好中國故事，更不要說與西方話語交鋒了。

今天的中國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撐站在世界舞臺上的底氣，為什么不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和視角來看待世界？難道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認為什么嗎？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注定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有所依附。正是這份獨立自主的信念支撐著我堅持閱讀、堅持寫作、堅持去西方化地看待、理解和評述世界。

我只想做一個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中國學生，即使這看起來我像與“主流”格格不入的瘋子。可我這個瘋子就是要告訴所有人，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以工業化回到原來的位置，而是帶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底蘊并汲取了包括西方在內其他文明之長重回世界中心的。西方狹隘的“殖民視角”是解釋不了中國，更解釋不了其他國家的歷史征程。

因此，「蕓婉筆談」嘗試為中華民族提供一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與歷史問題的契機，促進大家對中華文明問題的新思考和討論，使人們從西方科學的禁錮之下解放出來。

“不斷挑戰西方世界觀，解構西方話語霸權”是一項跨越時代的艱巨任務，而且最大的障礙不再蕭墻之外，而存在于中國思想界存在的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于深受西方影響滲透的教育體系，在于仍然熱衷于玩西方設計出來的思想馴化游戲的社會科學各學科，在于文化、傳媒、出版和文藝等領域里不少人頭腦里鐫刻的西方思想鋼印。

殷切希望能遇到更多同志，尤其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青年學生能夠跳出西方話語陷阱，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兼顧世界人民的社會科學理論。

——蘇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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