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案的男女兩方認識三月后訂婚，正常走下去就是結婚生子的喜事，但是卻因男方強行發生性關系——雖然女方拒絕和激烈反抗，男方仍未及時停止，女方焚燒窗簾并逃出求救，又被男方拖回房間。

后來雙方家庭協商在房產證添加女方名字，因男方家庭未能及時表達配合的誠意，最終起訴至法院，一審二審均判男方三年刑期，最終走向確定的最壞結果，從本來可以轉好的結果走向不可逆的雙輸，付出巨大的時間代價。

無論男女對案件均極度共情，犯罪事實確鑿無疑，男方犯錯在先，鑒于男女雙方是情侶且定婚的關系，男方被判刑三年也確實顯得離譜，但感覺終歸是感覺，只共情沒辦法了解事實更多面貌，必須分析事件急轉直下走向最壞的過程，終歸是男女雙方在當前社會環境下的利益博弈。

事件發生后，女方雖然已經報警，但留下和平解決的空間，雙方家長真正地協商過，約定領證后在房產證上加女方名字，卻因房產證沒能被男方親屬及時送到，原本的領證計劃失敗后，女方對男方家庭徹底失去信任，于是警方刑拘男方，半年后判處三年刑期。

中間有彌補過錯的巨大空間，五一領證過后，即使強行發生關系也不至于再被判刑，事件在任何人都會認為女方是吃虧一方，雙方協商彌補過錯是最好解決辦法，既然已經商量妥當，轉折出在男方親屬的不配合上，極可能男方親屬對協商解決辦法反悔，即使刑拘后也是有空間的，也被男方親屬全浪費了。

過錯全可歸在男方及親屬身上，20多歲的青年可能不懂事，親屬卻不愿為男方犯錯承擔責任，或者說恐懼財產可能損失的巨大風險，也可以認為假定男女兩方組建的家庭會極不穩定，害怕置辦的房產被女方奪去一半，最終結果是男方被判三年刑期，可謂損失巨大，已經不是協商時期的互相博弈看誰獲利更大，而是互相傷害看誰損失最大，原本可能的秦晉之好成為生死仇敵。

如果雙方皆是能結婚過日子的人，即使加了名字也不會損害男方財產，原本的彩禮錢也可能回到小家庭來用，太多人共情這個事件，只因為女性想要婚姻的財產保障，男方想要自己財產上的安全，最終訴諸法院，判處男方三年刑期，不過是雙方喪失信任的結果，也可以說大家共情皆因中國男女太多不能建立信任，只能走向最壞的結局，是中國男女在婚戀中無法建立信任的縮影。

女方家庭懷疑男方圖謀不軌，男方家庭懷疑女方搶奪財產，雙方都以最壞假設看待對方，而對方表現在另一方看來也完全滿足假設，因而走向結果最差的雙輸，放在中國社會也是很多人的雙輸，既然缺乏對嚴重后果的認識，也就無彌補和挽救錯誤的能力。

聯想當下的中美關稅大戰，會發現中美也如事件中男女雙方一般，都把對方假設成居心不良的死敵，都認為己方損失巨大，都希望對方先認錯并做出利益讓步，然后結果只能走向雙輸局面，美國是物價上漲，中國是企業停工，出口不暢，若繼續僵持下去，結局無疑像訂婚案男女一般走向最壞結果。

能避免的辦法是誰先做出讓步呢？一定是合作后受益最大一方，如果案件中男女成功領證并維持婚姻，受益方最大的無疑是男方，因而不得不批判男方魯莽犯罪，女方在此案件中畢竟是吃虧一方，會在未來婚戀中喪失博弈優勢，走向法庭也是大輸，男方三年刑期也是大輸，男方家庭又短視不愿和不能看到未來的巨大收益，兩敗俱傷成為不可解的宿命，可悲可嘆。

共情絕不僅僅是代人適合自己的角色，反而應該代入另一方角色，如果男性代入女方視角思考和共情，女性代入男方視角思考和共情，才可能把壞事變好，歸罪于法律或傳統皆失當，兩者皆非一時可變，最及時的就是調整個人視角和行為，而不是喪失理智的反對和對抗。

愿每個人都要有光明未來，最好的尋找一個合作對象，對自己和家長皆如此，對中美兩國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