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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梳理

（一）當事人信息

原告：

李芳，被繼承人陳志強之女

被告：

陳剛，陳志強之子（原告兄長）

陳敏，陳志強之女（原告妹妹）

陳莉，陳志強之女（原告妹妹）

被繼承人：

陳志強，2021 年 10 月 12 日去世

王秀英，陳志強配偶，1994 年 12 月 13 日去世

（二）案件背景

陳志強與王秀英婚后育有四子女（李芳、陳剛、陳敏、陳莉），王秀英1994 年去世后，陳志強于 2000 年購得北京市房山區一號房屋，登記為個人財產。陳志強生前先后立有 4 份遺囑：2004 年、2018 年自書遺囑及 2010 年、2018 年公證遺囑均指定房屋由長女李芳繼承；2021 年 2 月 1 日，陳志強再立自書遺囑，內容為 “房屋由 4 個子女分”。陳志強去世后，李芳以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為由訴請獨自繼承，陳剛、陳敏、陳莉以最后自書遺囑有效為由主張均分，引發訴訟。

（三）關鍵事實與證據

遺囑爭議核心：

原告證據：

2004 年自書遺囑（手寫）、2010 年公證遺囑、2018 年自書及公證遺囑，均明確房屋由李芳繼承，其中 2018 年公證遺囑特別注明 “作為李芳個人財產”。

2020 年 12 月醫療記錄及微信聊天記錄，證明陳志強摔傷后意識模糊（如混淆已故親屬、無法辨識日期）。

被告證據：

2021 年 2 月 1 日自書遺囑（附書寫照片及 8 秒視頻），內容為 “房屋由 4 個子女分”，落款有簽名、手印及日期。

2021 年 8 月住院記錄（GCS 評分 15 分，神志清楚）、日常生活視頻（行走、交流正常），證明陳志強具備行為能力。

房屋權屬：

登記在陳志強名下，原告主張其為實際出資人但未舉證，被告以登記為準主張遺產屬性。

行為能力爭議：

原告稱陳志強2020 年頭部受傷后神志不清，被告以醫院診斷及日常記錄反駁，形成行為能力認定分歧。

二、爭議焦點

（一）2021 年自書遺囑是否具備法律效力

原告主張：

形式無效：遺囑中房屋單元號書寫錯誤（“5 單元” 劃改為 “3 單元”），內容不準確；被告未充分證明為陳志強親筆書寫，應承擔舉證不能后果。

實質無效：陳志強立遺囑時已92 歲，2020 年摔傷后長期意識模糊（如誤認已故親屬在世、無法識別日期），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遺囑非真實意思表示。

被告抗辯：

形式有效：單元號筆誤不影響唯一房產指向（陳志強名下僅該房屋），且提交同期手稿、書寫視頻等證據鏈，證明遺囑為親筆書寫。

實質有效：陳志強2021 年身體康復，住院記錄顯示 GCS 評分滿分（神志清楚），偶發記憶偏差屬高齡正常現象，不影響行為能力認定，遺囑內容與多次表達的 “子女均分” 意思一致。

（二）多份遺囑沖突時的效力順位

原告主張：公證遺囑效力優先于自書遺囑，應執行2018 年公證遺囑。

被告抗辯：根據《民法典》，后立遺囑優先，2021 年自書遺囑合法有效，應作為繼承依據。

三、裁判結果

房屋繼承分配：

北京市房山區一號房屋由李芳、陳剛、陳敏、陳莉各繼承1/4 份額。

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

訴訟費承擔：原告承擔40%，被告共同承擔 60%（按份額比例分擔）。

四、案件分析

（一）自書遺囑的形式要件審查

筆跡真實性認定：被告提交2021 年 1 月手稿、2 月書寫視頻及同期照片，形成證據鏈證明遺囑為陳志強親筆書寫，原告雖質疑但撤回筆跡鑒定申請且未提交反證，根據 “誰主張誰舉證” 規則，認定遺囑真實性成立。

內容明確性判斷：雖單元號書寫有誤，但結合房產唯一性（陳志強名下僅該房屋），遺囑指向明確無歧義，形式瑕疵不影響效力。

（二）立遺囑行為能力的實質審查

行為能力舉證責任：原告通過微信記錄、醫療記錄初步證明陳志強存在認知障礙，被告需進一步舉證。被告提交的2021 年 8 月住院記錄（GCS 評分 15 分，神志清楚）、日常生活視頻（自主行走、交流），結合專業法官會議多數意見，形成優勢證據，證明陳志強立遺囑時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財產處分權認定：房屋登記在陳志強名下，原告未舉證實際出資或借名買房關系，依法認定為陳志強個人財產，其有權自主處分。

（三）多份遺囑的效力沖突解決

根據《民法典》第1142 條 “后遺囑優先” 規則，2021 年自書遺囑雖形式上為最后一份，但其效力需滿足實質要件。法院經審查認定該遺囑形式合法、意思真實、處分權明確，故優先于此前的公證遺囑，成為遺產分割依據。

（四）舉證責任的關鍵影響

原告對遺囑真實性及行為能力的質疑停留在間接證據層面，未申請鑒定或提交醫學證明；被告通過多組直接證據（書寫視頻、醫院診斷）完成舉證，體現“優勢證據規則” 在繼承糾紛中的適用。

五、勝訴辦案心得（被告視角）

（一）遺囑真實性的證據鏈構建策略

同期行為佐證：收集立遺囑前后的手稿、日常書寫材料（如2021 年 1 月 “4 個孩子分” 手稿），證明被繼承人長期持有 “子女均分” 意愿，與爭議遺囑內容一致。

可視化證據運用：提交8 秒書寫視頻及同步照片，直觀展示被繼承人簽名、注日期過程，強化 “親筆書寫” 的事實認定。

（二）行為能力的醫學證據與生活證據結合

關鍵醫學指標：重點引用GCS 評分（15 分滿分）及醫師 “神志清楚” 診斷，以客觀醫療記錄反駁 “意識不清” 主張，降低年齡因素對行為能力的負面影響。

日常行為反證：通過原告曾認可的“老爸精神挺好” 微信回復、自主行走視頻，形成 “偶發記憶偏差≠喪失行為能力” 的邏輯閉環，契合一般民眾認知。

（三）法律規則的精準援引與程序運用

廢除公證優先規則：強調《民法典》取消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突出“最后有效遺囑” 原則，直接回應原告 “公證遺囑優先” 的法律適用錯誤。

鑒定程序應對：在原告申請筆跡鑒定后，主動配合提供樣本，利用其撤回鑒定的行為，向法院強調其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鞏固被告證據優勢。

（四）家庭關系證據的巧妙運用

原告陳述矛盾：抓住原告在溝通中曾稱“房子每個人都有份” 的記錄，與原告主張的 “獨自繼承” 形成對比，暗示被繼承人后期意愿變更的合理性，增強遺囑真實性的可信度。

本案啟示：在多份遺囑沖突案件中，需圍繞“最后遺囑的形式真實性”“立遺囑行為能力”“財產處分權” 三大核心要素構建代理體系，結合醫學證據、日常行為記錄及法律規則變化，實現事實與法律的雙重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