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情操論》到《國富論》，斯密始終堅持“自私”的主線。他只不過是先在《道德情操論》中考察“同情心生效”的私人領域，然后在《國富論》中考察“同情心失效”的公共領域，由此分析人類在這兩大領域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而已。

斯密的道德觀和市場觀

文：薛兆豐 來源：經濟觀察報

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闡釋者。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下簡稱TMS）剖析了人類的心理特質，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以下簡稱WN）則闡述了市場的運行機制。兩部巨著渾然一體:斯密對人性的深刻理解，恰恰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堅如磐石的正當理由。

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人是自私自利的。他寫道:“我們并不輕易懷疑某人缺乏私心。缺乏私心并不屬于我們通常對人產生猜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某個人不是為了家庭和朋友的緣故，卻不愛護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財產，不去做本來只是自我保護的本能就足以促使他去做的事，那么這無疑是一個缺點，雖然說這是某種可愛的缺點。它把一個人變成與其說是輕視或憎恨的對象不如說是可憐的對象。但是，這種缺點還是多少有損于他的尊嚴和他那品質中令人尊重的地方的。滿不在乎和不節儉的品質，一般不為人接受，并不是由于它討人憐憫，而是由于它缺乏對自己利益的恰當關心（VII.II.87, TMS）。”

不難設想，人如果都不自私，那么社會就無法存活。從純邏輯的角度看，人可能是極端利己的，卻不可能是極端利他的。人人都極端利己的社會，仍然是可以想象的社會。雖然徹底弱肉強食，與動物世界無異，但動物世界也仍是可能的世界。然而，人人都極端利他的社會，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誰都不肯吃飯，非要讓給別人吃；別人都吃飽了，也還是不肯吃，非要把剩下的糧食拿去釀酒或養豬……這樣的社會不可想象，也不可能存活。

然而，事實上，人并不處于這兩個極端，而是在自私的同時，也還懂得同情。斯密這樣寫道:“無論人們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我們常為他人的悲哀而感傷，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需要用什么實例來證明。這種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樣，決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備，雖然他們在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銳。最大的惡棍，極其嚴重地違犯社會法律的人，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I.I.1, TMS）。”

然而，同情心的強弱是隨著人際關系的親疏遠近而顯著變化的。斯密寫道:“同樣，對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來說，我們自己的毫厘之得失，會顯得比另一個和我們沒有特殊關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的多，會激起某種更為激昂的高興或悲傷，會引出某種更為強烈的渴望和嫌惡（III.I.45, TMS）。”

斯密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假如中國這個偉大帝國連同其全部億萬居民突然毀于一場地震，那么一個和中國沒有任何關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歐洲人會有什么反應呢？我覺得，他首先會對這些不幸的遇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會憂心忡忡地想到人世無常，人類創造的全部成果就這樣在頃刻間灰飛煙滅。可是當悲天憫人、深謀遠慮全都過去以后，他就會像平常一樣優哉游哉地做生意、尋開心，好像這種不幸的事件從未發生過。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煩，都會讓他更為緊張不安（III.I.46, TMS）。”

換言之，滿足自己的同情心，也是自私的一種表現。然而，為了追求這種滿足，每個人都不能走得太遠，以致讓自己付出太高代價。斯密指出，有些人會為了崇高的目標，作出巨大的個人犧牲，但他們并不是在愛那些素不相識的人，而是因為他們在愛自己的優點。斯密寫道:“這不是人性溫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類心中點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夠抑制最強烈的自愛欲望之火的。它通常是一種更強烈的愛，一種更有力的感情；一種對光榮而又崇高的東西的愛，一種對偉大和尊嚴的愛，一種對自己品質中優點的愛（III.I.46, TMS）。”可見這種為理想而獻身的行為，也沒有超出自私的范疇。

到此，斯密眼中的人性結構便清楚了。首先，人是自私自利的，而根本不懂得利己的人不僅是罕見的，而且也是不受歡迎的。其次，人又是具有同情的天性的，周圍的人的痛苦和快樂，會根據遠近親疏，不同程度地轉化為自己的痛苦和快樂。這樣，一個始終以自私為依歸的人，就會在兩個不同領域內，采取兩種不同的策略，來謀求個人幸福的最大化。那就是在私人領域，人們樂意為親情和友誼作投資，因為這更有利于滿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領域，由于人人距離增大，同情心顯著削弱，人們就只能在產權保護下，以非交際的方式，通過從事貯藏、分工、裝配、交易和運輸等活動來改善生活。即使有人愿意行善，那么在他提供的錢財或服務以外，其他環節也還是得以公共領域的規則辦理。

對此，斯密在17年后發表的《國富論》中寫道:“一個人盡畢生之力，亦難博得幾個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會中，隨時有取得多數人的協作和援助的必要。別的動物，一達到壯年期，幾乎全都能夠獨立，自然狀態下，不需要其他動物的援助。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I.2.2, WN）。”

正是因為同情心靠不住，人類才需要市場經濟的協助。斯密在同一段緊接著說:“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I.2.2, WN）。”

這就是斯密的“道德觀”和“市場觀”的交匯處，是他給“個人生活”和“社會組織”畫的分界線，也是他在考察了人類同情心本性后對市場體系大加贊賞的轉折點。從《道德情操論》到《國富論》，斯密始終堅持“自私”的主線。他只不過是先在《道德情操論》中考察“同情心生效”的私人領域，然后在《國富論》中考察“同情心失效”的公共領域，由此分析人類在這兩大領域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而已。

對斯密最常見的兩類誤解，就是要么把他在公共領域的見解，用到私人領域上去，從而宣稱斯密主張“絕對的自私自利”；要么把他在私人領域的見解，用到公共領域上去，從而宣稱斯密主張“企業家應該講社會道德并與大眾分享財富”。

由于在家庭、親屬和朋友等私人小圈子里，同情心具有很強的作用，所以在這些小圈子里人們往往做出許多令人感動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在市場上是不可能經常發生的。但即使人們在為親友付出的時候沒有索取實物回報，我們也能理解他們在同情心驅使下得到的精神滿足。然而，盡管如此，即使是在私人小圈子里，自私也仍然在起著主導作用。例如，我們不會向比自己富有的親人送錢；有來無往的友誼往往不可能持久，等等。

在公共領域，我們尤其要警惕人們要求企業家講道德的現象。如果“講道德”是指企業家不能瞞騙顧客，那是對的，因為瞞騙違反了交易合約，不僅傷害了顧客，在法治健全的情況下也會傷害股東。但如果“講道德”是指企業家應該拿企業資產去行善施恩，就與斯密的本意格格不入了。斯密明確指出，在市場領域依靠別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

長期以來，不少人喜歡把“人權（human rights）”和“產權（property rights）”對立起來，進而談論產權為人權作出讓步的問題。這是深深的誤會。個人產權就是人權。企業的產權是由多人的產權通過復雜的合約組織起來的。企業的產權也仍然是個人人權。如果要求企業家在市場上行善施恩，那就等于要求企業家侵犯股東的人權。

要企業家行善施恩的觀點，在斯密那里找不到依據。斯密不僅不可能要求企業家替股東動用同情心，而且更不可能要求企業家在市場這種公共領域動用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在斯密看來，無論是企業家還是政治家，他們都是有私心的普通人，要求他們在公眾領域行使本來只在私人領域才起作用的同情心，那豈不是特別容易誘發假公濟私的行為嗎？

斯密并非寫了兩部自相矛盾的著作，分別供市場經濟的懷疑者和支持者引用。相反，他通過《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構造了一個自洽體系:由于人不僅是自私的，而且還天生需要通過滿足小范圍的同情心來換取快感，所以不僅需要在私人領域強調愛心，而且也更需要在公眾領域強調應由自私之心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來推動公益，并強調要警惕自私的掌權者對市場機制的破壞。只有這樣，才能理解斯密為什么被視為市場經濟之父，而不是計劃經濟或福利主義之父。

薛兆豐｜經濟學者，原北京大學教授，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博士。

摘自｜《經濟學通識（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