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解放戰爭時期的國軍整體表現，很多人往往關注點都集中在其正面軍事失利的層面上，其實，造成其完全潰敗的因素中還有不容忽視的關鍵一點，即背后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利益集團上行下效、令人發指的腐敗行徑。

正如我們在各類影視作品中常常聽到老蔣那句痛心疾首的“我是敗在自己人手里了”感慨一樣，四大家族把持下的民國國府，的確刷新了當時人們對“貪腐”和“專權”的認知。

國民黨四大家族代表人物

老蔣獨攬國軍大權自然不必贅述，“國舅爺”宋子文先后擔任過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中行董事長、財政部長、外交部長和行政院長等職；連襟孔祥熙和他大同小異，先后擔任過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工商部長、行政院長。

而作為自己盟兄陳其美的子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二人也先后被老蔣委任組織部和教育部長重任，同時又是國軍特務系統之一的“中央統計調查局”總頭目。

從這樣一份大致履歷中便不難看出，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主要是交替為老蔣掌握財政“小金庫”的角色。換句話說，國軍內部凡是涉及重大經濟政策的出臺，必然繞不開這兩位“皇親國戚”之手，外人自然也就無權過問和干涉了。

這其中，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便是1935年老蔣的那次“幣制改革”。拋開這次推行改革的利弊不談，僅就其在當時全國推廣實施的“重要性”而言，也應當經國府內部要員們一致討論通過后再行頒布《法幣政策實施辦法》。

1935年幣制改革發行的“法幣”

但現實情況卻是，這樣一項堪比國軍內部“國策”的方案，身為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卻一無所知，可見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對經濟大權的獨攬程度之深。

當然，孔家和宋家令人發指之處卻遠不止于此。1933年10月，因與老蔣在內戰軍費問題上生出嫌隙，宋子文的財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職務正式被孔祥熙接任。在此之前，孔祥熙已通過“中央銀行總裁”的身份成功讓自己掌握利用軍火貿易套取巨額傭金的大權。

這是孔祥熙發家致富的一個重要窗口，在此之后，他又借審批外匯之權大量套取國府官方價格外匯，而后投放黑市進行高額拋售以牟取暴利。但僅僅如此，仍不足以滿足他日益膨脹的斂財野心，在通過公債投機、走私販私等手段來大發不義之財。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抗戰時期轟動一時的“美金貪污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老蔣曾向美國借貸5億美元用于戰時軍事裝備和戰后基礎建設，其中1億美元作為公債向社會推銷。至1943年春，公債銷售額達到5000萬美元時，孔祥熙“見好就收”，將剩余5000萬美元與宋子文和宋美齡等人鯨吞，至于老蔣是否知曉，似乎已在不言之中。

擔任國民黨財政部長的孔祥熙

除了自己的暗箱操作外，孔祥熙的賢內助宋靄齡在他一步步成為當時國內首富的進階路上可謂是“居功至偉”。

宋氏三姐妹中，宋慶齡以愛國著稱，時刻以家國大義為行事準則和最高禮儀，是備受世人尊重的“國母”；宋美齡以“愛權”著稱，一生歷經繁華與落寞，最終得以百歲高齡最后落幕。

而作為“大姐”的宋靄齡則以“愛財”著稱，終其一生不是在斂財，便是在斂財的路上。用她去世時美國《紐約時報》評價內容來形容似乎更為精準和恰當一些：

“這個世界上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掠奪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緘默的氣氛中辭世了。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婦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斂財的最有錢的婦女，是介紹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話的創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權的設計者。”

功過是非，一目了然。但文中沒有指出的一點是：她既是宋家掌權的設計者，卻也是蔣家敗亡的掘墓人。

早年宋氏三姐妹合影

宋靄齡不僅愛錢，且工于心計。孔祥熙每一筆不義之財的背后，大都有她不可或缺的“貢獻”，堪稱是孔氏家族從事不法活動的“總后臺”。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孔家第二代經商代表人物孔令侃、孔令偉均是民國社會上臭名昭著般存在。

不過，正所謂“量變引起質變”，孔氏家族的奢靡無度、倒行逆施之舉，最終招致各方怨憤的集中爆發，形成了“反孔”和“倒孔”風潮，迫使老蔣不得不于1944年10月下決心免去孔祥熙本兼各職，孔家由此退出了民國政壇風云變幻的舞臺，依靠此前聚斂的巨額財富在美國過起了富足優渥的寓公生活。

孔祥熙離開后，本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老蔣又重新啟用了宋子文主管國府經濟和財政，集戰時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兼行政院長之職。不過，“經濟大權”失而復得的宋子文日子過得也并不舒坦。

一方面是他推出的包括“法幣與偽幣超高兌換比率、大量拋售黃金”在內的激進荒謬經濟政策使得本就不穩定的戰后經濟迅速崩塌，備受指責和詬病；另一方面，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二人為首的CC系借通貨膨脹的經濟現狀對宋子文發起猛烈抨擊，借以爭取獨攬經濟和財政大權。

迫于各方面壓力，老蔣不得不在1947年9月準予宋子文辭去所有職務，改任有名無實的廣東省主席一職。自此，宋子文也逐漸淡出了政壇。

至于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二人，則專注于掌管國軍黨務大權，從老蔣發跡到失勢的20余年間里，除了操控各級組織人事大權和黨務經費的管理及支配權外，鮮有其他方面涉足，雖然也是“大權獨攬”，但相對孔、宋而言并沒有波及到更廣泛的民生問題層面，因此并未讓老蔣太過勞心費神。

那么，老蔣是否動過改變四大家族長期以來遺留“頑疾”的想法呢？客觀來講是有的。最具代表性的那次便是1948年8月蔣經國“上海打虎”的經歷。

鑒于戰時經濟形勢的嚴峻混亂，老蔣在宣布實行幣制改革的同時，也成立了經濟管理委員會并派蔣經國為該組織上海區督導員。本著“拋棄腐朽，另起爐灶，排除萬難，爭取新生”的原則，小蔣踏上了前往上海“打虎”之路。面對上海工商界和廣大民眾，他慷慨激昂的表達了一番豪言壯語：

“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系而有所動搖變更。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凡為資本家辯護的，就是資本家的走狗。”

影視作品中的蔣介石與蔣經國

很快，他的“尚方寶劍”便對準了孔、宋兩家揮了過去。除了下令查封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外，蔣經國還準備判處以宋子文為后臺的榮鴻元死刑。當然，這也只是他一廂情愿下的理想主義狀態，在四大家族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國府體系內部，要想打掉一只“老虎”又談何容易？

蔣經國這邊尚未來得及向孔令侃開刀，宋美齡便立時飛赴上海，將二人邀約到一起調解矛盾，在溝通無果后又旋即給正在北平督戰東北戰事的老蔣通話。無可奈何的老蔣又只得扔下眼前數十萬國軍，專程跑回上海處理家務事。

最終的結果不言而喻，為防止后院起火，老蔣讓小蔣象征性批捕和處決一批“蒼蠅”后就此罷手，“打虎”之事不了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國軍官方報刊的《中央日報》曾在1948年11月4日發表過由著名編輯殷海光執筆寫作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其中對批判“豪門”貪財橫行進行了這樣一段論述：

“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人民莫可如何。靠著私人政治關系而發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依勢豪強如故。”

民國晚期的《中央日報》報刊

很顯然，原本可以下決心爭取輿論和社會支持的“打虎”行動，在老蔣內心深處始終沒能擺脫家族“家務事”范疇，最終也就不可避免的面臨失敗，而這種失敗又迅速從經濟蔓延到整個國軍內部每個角落，有如摧枯拉朽、席卷如風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