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章太炎的“革命儒學”

文/王銳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銳副教授

摘 要 ：章太炎在清末民初構建了獨具特色且內容深刻的“革命儒學”。它既體現出章太炎強烈的批判性格，又致力讓儒學傳統重煥新生。首先，章太炎深入剖析中國古代的政治結構里，儒者如何形成“以富貴利祿為心”的弊病。其次，章太炎希望挖掘儒學傳統中能體現“以百姓心為心”的內容，同時將儒學置于“齊物哲學”的視域下予以審視，闡發儒家思想史上那些能夠與“齊物哲學”相吻合之處。最后，章太炎認為儒學具有“依自不依他”的性格，這有助于使人們形成獨立意識與主體意識，進而在近代歷史潮流中能不懼艱難、勇猛無畏。

關鍵詞 ：章太炎；儒學；“革命儒學”；孔子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政治與文化共同體，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形成了一套頗為穩固且具有明顯連續性的政治模式、社會結構、價值體系、倫理準則。因此，在近代以來急劇變革的時代里，怎樣認識、剖析、改造、闡釋內容豐富的中國傳統，成為思考中國前途與命運的人們必須直面的問題。如何認識中國的過去，關乎如何認識中國的當下、探索中國的未來。因此，對于解釋中國傳統的話語權的爭奪，也成為近代中國不同時期政治與文化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論及中國傳統，儒學自然是重中之重。陳寅恪嘗言，“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家”，“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因此，一旦帝制在近代中國遭受普遍質疑，那么長期作為其意識形態支撐的儒學勢必難逃被批判的命運。如此一來，儒學的價值何以顯現？儒學自身應怎樣改變，才能適應近代中國救亡圖存與現代國家建設的時代主題？更為關鍵的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革命異常重要且影響深遠，許多現代性要素在中國的落地和生根皆與革命思想和革命實踐關系緊密，那么儒學與革命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儒學能否成為革命的思想資源？這是近代那些關心儒學命運的人需要嚴肅而深入思考的問題。

探討儒學在近代中國的命運，分析儒學與革命的關系，不能忽視章太炎的重要地位。作為一位“有學問的革命家”，他所理解的革命，除了推翻清廷，終結帝制，建立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民主共和體制，還包括對各類思想與學術問題以及對人的本質屬性、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系列具有極強變革色彩的新思考。談及思想與學術問題，章太炎既是近代以來第一代對儒學進行深刻剖析與嚴厲批評的人，又是對儒學有著新的解讀與闡釋，力圖使其煥發新的生命力的人。他批判儒學，并非為了加速其退出歷史舞臺，而是希望對之進行改造與重塑，使之實現“更生”。因此，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章太炎既被視為反傳統的先驅者，又被冠以所謂“國學大師”的稱號。如何理解這一表面上看起來截然相反的評價？章太炎審視與評估儒學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本文認為，作為一位革命者，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的相關言說，體現出他在努力構建一種“革命儒學”。所謂“革命儒學”，既指章太炎嘗試將傳統儒學改造成能夠在革命宣傳中彰顯革命正當性的思想話語，又指他基于對時勢的認識與分析，對儒學進行的創造性闡釋，使儒學能夠與他所理解的現代性精神接榫，并與那些需要被揚棄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脫鉤，最終讓儒學成為中國近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但體現章太炎思想中犀利的批判性格，而且體現出他作為民族文化擔綱者的強烈責任感。

▲章太炎（1869—1936）

一、“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

章太炎的“革命儒學”，是建立在為了挽救中國頹勢而對儒學進行深刻剖析與檢討基礎上的。沒有這番工作，儒學難以實現近代轉型，進而成為近代民族文化建設中的良性因素，其“革命”性格也很難表現出來。清末以降，面對變局與危局，時人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政教體系的諸多弊病，并思考如何能通過政治與文化的變革來實現救亡圖存。在其中，支配中國社會兩千余年的儒學開始受到人們的檢討與質疑。自從1900年庚子事變之后，章太炎走上了革命之路。在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時，他說革命之目的，“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而一旦涉及這些內容，就自然而然地要關注到儒學。

談及章太炎與儒學，晚近以降最被人所矚目的，莫過于他在清末對孔子的一系列批評。這導致一些以弘揚儒學自命的學者如張爾田、柳詒徵、錢穆，都把章太炎看作是近代反傳統思潮泛濫的“禍首”之一。聯系到當時的政治斗爭環境，章太炎的那些言說確實是別有所指。早在20世紀40年代，李平心就指出：“章太炎之辟孔，亦所以辟康、梁。惟其辟康、梁，而知中國革命，非將狐假虎威的孔子之徒予以肅清不可?！迸c之相關，章太炎長期認同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在政治上批判康有為借改造今文經學來宣揚變法改制理論。

進一步而言，自然不能否認章太炎在清末對儒學的評論帶有極強的現實指向。不過他的這些評論終究還是建立在他十分熟悉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并且康有為等人也確實經常利用被他們重新包裝后的儒學宣揚其政治理念。在這個意義上，認識現實有助于理解歷史。身處現實政治斗爭環境里，對政治對手的思想與行事風格進行深入觀察，其實也賦予章太炎考察歷代儒學史的新視角，讓他能夠注意到過去人們易于忽視的內容，并由此深入剖析儒學與中國古代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揭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些本質特征。

在重訂本《訄書》的《訂孔》篇里，章太炎認為孔子在當時用來構建學說、教授學生的典籍，同樣也被先秦諸子其他派別所重視，因此沒必要過分表彰孔子學問淵博?？鬃硬艑W不及孟子與荀子，特別是在思想深度上，荀子之學遠超孔子。章太炎指出，孔子之所以聲名遠播，主要是“虛譽奪實”所至。換言之，孔子很善于經營自己的名聲，博取世人好感。此論一出，立即引起不小波瀾。時人觀察到：“余杭章氏《訄書》，至以孔子下比劉歆，而孔子遂大失其價值，一時群言多攻孔子矣?！?/p>

▲章太炎在日本

孔子苦心經營，究竟是為了博取哪個群體的好感？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主持革命黨機關報《民報》筆政，同時進行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傳統學術的演講。在這些演講中，他詳細回答了這個問題。章太炎說：“孔子當時，原是貴族用事的時代，一班平民是沒有官做的?？鬃有睦铮c貴族競爭，就教化起三千弟子，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從此以后，果然平民有官做了?！笨墒恰翱鬃幼钍悄懶?，雖要與貴族競爭，卻不敢去聯合平民，推翻貴族政體”，所以“他教弟子，總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師王佐的資格，卻不敢覬覦帝位”?；诖耍绿字赋觯骸翱捉套畲蟮奈埸c，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自漢武帝專尊孔教以后，這熱衷于富貴利祿的人，總是日多一日。”“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像微蟲霉菌，可以殘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斷不可用的?！痹凇墩撝T子學》里，章太炎進一步申說此意。他認為孔子深諳縱橫之術，游說各國有權勢者，向后者兜售所學。此外，為了獲取利益，孔子貌似恭謹，實則詐偽，根據現實所需不斷調整自己立場。所謂“中庸”，在實踐層面即是擺出一種無可無不可，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姿態。對此，章太炎稱之為比“鄉愿”更為惡劣的“國愿”：

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

可見，基于旨在推翻帝制、改造中國社會的革命立場，章太炎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生一方面渴望介入權力，成為統治階級一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敢與既得利益集團做激烈斗爭的特點。他認為儒學的這一特征固然有助于打破世襲貴族對于政治資源的壟斷，但是由于政治上明顯的妥協性，致使儒生在渴望進入或正在努力擠進統治階級的過程中，逐漸形成頗為強烈的“富貴利祿”思想。出仕做官，與其說是為了推翻貴族統治，不如說是為了借權力來換取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只要出現了穩固的統治秩序，自然就會有儒生趨之若鶩，使用統治階級所喜好的語言與觀點來為其服務。儒學固然離不開君權，君權其實也離不開儒學。認識二者之間相互利用、彼此依存的關系，是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切入點。因為不能指望強調綜核名實的“魁壘而骨鯁”之士承擔替君權當吹鼓手的任務。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著手將自己的代表作《訄書》進行修訂。1914年前后，他將《訄書》改訂為《檢論》。其中既有辛亥革命之后新寫的內容，也有對舊作進行的增補與改寫。具體到與儒學史相關的內容，《檢論》里的內容較之重訂本《訄書》有了不小的改動。聯系到重訂本《訄書》集結于1901年2月至1902年1月間，章太炎之所以對相關內容進行修改，一是他對儒學流變史與儒法關系史的理解越來越成體系，二是在與立憲派的筆戰過程中，他對后者也有了更為深入的觀察，尤其是立憲派與清政府之間的互相利用關系。

在《檢論》的《原法》篇里，章太炎分析戰國以后“儒法合流”的本質。漢武帝以降，儒家獨尊，定刑律之事多屬儒生為之。董仲舒強調“《春秋》決獄”，以儒家經籍比附漢代法典，這既不同于之前的儒家學說，也和漢文帝時奉行黃老之道的做法有本質區別。章太炎指出，法律條文詳細繁多并不能稱為擾民，真正擾民的是“億察無征之事”。因為“法之棼者，好舍事狀，而占察人之心術”，即不重視具有客觀性的證據，卻根據某些主觀色彩極強的因素作為給人定罪的理由。董仲舒嘗言：“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殺之勢，以變化民?！倍艿健洞呵铩饭驅W影響，漢儒認為“《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在此情形下，表面上看起來所謂“原心定罪”強調要重視人們的犯罪動機，根據不同的動機來議定不同的懲治標準，此乃儒家視德化高于刑罰的體現。但實際上，君主卻可假借洞察他人的內心想法為名，肆意實施刑罰。因為相比于具有客觀性的外在證據，所謂內心想法實難驗證，全憑掌握生殺大權之人隨意裁定。

▲《檢論·原法》（章氏叢書民國浙江圖書館?？荆?/p>

章太炎認為，正是如此這般的“儒法合流”，使西漢酷吏如張湯、趙禹者可援引儒家經傳之辭增飾其嚴刑峻法，“為人主一己便，而教天下諂諛”。讓君權看上去更加恩威難測，使人戰戰兢兢，也給那些善于揣測人君之意的鉆營之士更多逢君之惡的機會。這與強調“以法令明符為質”的法家之道截然相反。而推其本始，皆源于“漢世儒者，往往喜舍法律明文，而援經誅心以為斷”。因此，“自仲舒以來，儒者皆為蚩尤矣”。由此可見，分析秦漢以降的君權演變史，由漢儒主導的“儒法合流”實為重要環節。它不但拋棄了先秦法家的優點，而且未能實現儒家主張的“德化”，反而開啟了后世帝王置法律明文于不顧，憑借主觀好惡來統治臣民的惡習。

總之，章太炎對儒學的這些批評，揭示了儒學的政治形態，也借由批評儒學，深入批判了中國古代君主制，揭示古代社會里的政治權力及其意識形態話語的特征，在近代語境里尤具政治啟蒙的意義。章太炎的革命者形象、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理解，于此可見一斑。進一步而言，賀麟曾說，五四時代的反傳統思潮，表面上是在批判儒學，實則是促使儒家思想新發展的一大轉機，因為它讓提倡儒學之人再也不能秉持曾國藩、張之洞那樣的立場來思考問題了。借用這一視角，同樣可以認為，章太炎在清末對儒學的批判，恰恰也為儒學重煥生命力打開了思想空間，創造了實踐條件。因為在他那里，儒學不應再依附于皇權，儒生也不應再以得到帝王賞識作為成功標志，儒學應在近代民族國家建設與民主政治實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以百姓心為心”

雖然章太炎對儒學與孔子有著頗為嚴厲的批評，但他絕非全盤反傳統之人。他向來以弘揚中國傳統自任，認為較之一時的政治成敗，讓中國傳統重新煥發生命力，讓身處內憂外患變局里的中國人能通過熟悉本國的歷史與文化來熱愛國家與民族，這是更為重要的事情。在從事革命活動的年代里，章太炎主張要“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認為“國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覺心，有是心，所以異于動物”。到了晚年，目睹新文化運動以來洶涌澎湃的全盤性反傳統思潮，章太炎擔憂方興未艾的西化教育會致使青年一代“國性淪亡，志趣墮落”，批評“革命以來，學校林立，究其實際，則所謂教者，每多不能保存國性，發揚志趣”。可見，自從參與到近代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事業之中起，章太炎從未忽視中國傳統的重要性。他的主要學術工作，就是從各個角度對中國傳統進行大量極具原創性的闡釋，形成獨具特色的“章氏國學”。在這個意義上，章太炎的“革命儒學”并非要革儒學之命，而是希望通過對儒學學說進行新的詮釋，使之具備革命性格，成為清末革命運動的重要思想助力。

從學術傳承上看，章太炎固然深受清代以來江浙地區學風的影響，同時對漢代的古文經學情有獨鐘，但他對儒學所作的研究與闡釋，卻絕非僅是中國古代學術流變的延續，而是與他在近代變局下對中國前途與命運的一系列思考息息相關。在這個意義上，歷代儒學流派與儒者思想，都能成為章太炎重新思考儒學的意義與價值時的思想資源。他的學術思想，并不像先前的不少論者所言，囿于漢代的古文經學傳統或清代樸學傳統。

在清末從事革命活動時，章太炎認為革命的目的除了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更在于“抑官吏伸齊民”，“抑富強，振貧弱”，“伸民權宣民志”。他在清末的政治論爭里顯得極具特色之處，就是非常強調要重視平民的利益，主張通過變革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來保障平民利益，防止在舊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中擁有各種特權的群體，借助表面上的政治變革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特權具備新的合法外觀?；诖?，在審視歷代儒學思想方面，章太炎充分挖掘那些為平民利益呼喊的聲音。

▲章太炎手札

章太炎極力表彰戴震之學。在《釋戴》一文里，他認為明清兩代統治階級將程朱理學奉為官學，皇帝斥責大臣時不再常拿朝廷律令來說事，而多以理學思想為利器，動輒斥責臣僚不依天理行事，使自己成為高高在上的道德判官，將后者置于道德審判臺前。由于理學話語多涉及性與天道，具有高度主觀性，這就讓皇帝能夠隨時依據自己好惡來控制大臣，使后者處于戰戰兢兢、動輒得咎的狀態。流風所及，清朝雍正皇帝很少以法律條文責人，而喜用理學話語呵斥臣民，將被呵斥者貶為違背圣人之道的名教敗類，使之備受精神壓力，也讓帝王的權威看上去更加難以撼動。

章太炎指出，戴震生于民間，“知民生隱曲”，有感于此，撰寫《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其主旨就是“專務平恕”，“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將皇帝運用理學話語進行政治與社會控制的手段揭示出來，拆穿清帝表彰程朱理學的真實意圖。戴震同情那些匍匐于理學話語下的普通民眾，為那些深受壓迫的人來伸張道義，強調要重視民眾合理的欲求，批判極端化的理學話語所體現出來的禁絕人欲的傾向，這在清代壓抑沉悶的政治氛圍里堪稱空谷足音。

在表彰戴震的同時，章太炎批評深受同時代人稱頌的明清之際大儒黃宗羲。作為浙江人，章太炎在青年時代其實也頗為欣賞這位鄉先賢。但隨著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認識愈發深刻，加上身處與立憲派進行政治論爭的環境里，章太炎逐漸發覺黃宗羲之學的弊病。在《非黃》一文里，章太炎認為黃宗羲一方面反駁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之論，另一方面卻把學校這一聚集大量出身于士紳階層的生員之地作為討論政治的場所，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事情。生員并不代表真實民意，尤其是大多數平民的意見，而是基于政治與文化精英的地位自成一個具有特殊利益訴求的群體。他們“不與齊民同志”，其聲音很大程度上也僅體現這一特殊利益群體的訴求，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實未可知。章太炎的這些思考，一個潛臺詞就是揭示古代社會結構里作為儒學主要代言人的士紳階層，本身具有極強的特權屬性。他們能否真正實踐儒家所主張的民本思想，其實并非不證自明之事。士紳階層因掌握了話語權，很自然地會為自己謀取利益，并將此舉賦予名實相悖的正面評價。

在清末闡釋道家思想時，章太炎對《老子》中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多有表彰，認為此論意在體察民隱，破除是非成見，使萬物各得其所。同時，他系統闡發莊子的齊物思想，構建齊物哲學，旨在破除名相，拆解借著普遍主義之名而形成的支配與剝削關系，將萬事萬物從既定的權力與文化關系中解放出來，尊重萬物自身所蘊含的個性，實現不齊而齊的普遍平等狀態。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將舊作《訄書》進行修訂，更名為《檢論》。前文提到，在重訂本《訄書》的《訂孔》中，章太炎雖然承認孔子是古之良史，但總體上對他評價并不高。在《檢論》里，章太炎保留了該篇，不過增加了不少內容。在新增的內容里，章太炎自言在經歷一系列世變之后，他開始意識到孔子學說的價值所在。他認為孔子學說的核心是忠恕之道。但是不同于歷代注家多從道德修養的角度解釋忠恕，章太炎指出：“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焙苊黠@，這是在從認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解釋忠恕。在他看來，忠恕是一種觀察事物與理解事物的態度，意識到萬物理應各得其所，能平等地看待世間萬象，不將一己之立場或某種單一標準簡單地強加于不同事物之上，不去強求蕓蕓眾生在行為和思想上處處符合某一人為制定的尺繩?；诖?，他認為最能領會忠恕之道的是莊子的齊物思想。反之，墨子的“尚同”思想就比較違背忠恕之道，雖然他救世之心強烈，但“天志、尚同之末，以眾暴寡”。很明顯，與其說章太炎是在表彰孔子，不如說是在用經由自己闡釋過的齊物哲學來評價古人學說。

▲《檢論·訂孔》（羅香林舊藏章太炎手稿本）

“以百姓心為心”雖出自《老子》，但章太炎卻用來評析儒學。這體現他依托老莊、結合佛學、構建“齊物哲學”體系后，“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的思想特色。在《檢論》的《通程》中，章太炎認為漢代以降，能體會斯義者莫過于北宋的程顥。程顥的《定性書》主張天地普萬物而無心，圣人順萬物而無情。這在實踐層面即為摒棄主觀、祛除偏見，不因一心存天理而決然滅人欲，不將自己主觀好惡施于普通民眾身上，不用嚴苛的道德眼光裁量世間萬事萬物，而是以通達、平等的眼光看待人間事物的發展與變遷，從普通民眾的角度出發來思考政治與社會問題，尊重一個社會行之已久的倫常規范。這一點與老子的“無為而治”甚為相似，體現出“以百姓心為心”。這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應該具備的心態。章太炎的這些思考，是在用齊物哲學來審視儒學，希望構建“以百姓心為心”的新的儒學話語。

三、“依自不依他”

要想使儒學具有革命性，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讓儒學從為古代社會身份等級制進行論證的政治意識形態，轉變為能夠促進近代國民思想中獨立與自主意識的學說。宋代以來，隨著儒家學說進一步在基層社會“下沉”，社會倫理與個人行為準則越來越受到儒學的影響，得到官方背書的士紳階層多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主動承擔起維系地方風教的責任。明清兩代，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儒家禮教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禮教有一定的存在必然性。但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保證小農經濟的正常運作，一些弱者、貧者就成了禮教秩序的犧牲品，長期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境地。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禮教秩序是皇權得以存續與鞏固的重要根基，它使得“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這樣的觀點具備了制度層面與社會結構層面的支撐。

到了近代，當人們開始檢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為何難以有效抵御東西列強的侵略，為何難以讓中國擺脫內外危機之時，必然會將批判的目光聚焦到作為帝制時代社會根基的禮教秩序上，反思其流弊，特別是這樣的秩序如何壓抑人的主體意識與能動意識，如何使人們難以形成獨立自尊、不畏權貴、勇于任事、奮發有為的人格。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間，隨著中國讀書人廣泛接觸各類域外學說，人們逐漸意識到，要想實現政治上的變革、達到救亡圖存的目標，必須讓廣大國民具備獨立意識與自主意識，擺脫在心理上對于權力結構與等級秩序的依賴。梁啟超的新民之旨即在于此，章太炎所為人樂道的“瘋子精神”之內涵也在于此，魯迅所希冀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亦不外乎此。

具體到章太炎，他在清末呼吁：“今外有強敵以乘吾隙，思同德協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則曰以四百兆人為一族，而無問其氏姓世系。為察其操術，則曰人人自競，盡爾股肱之力，以與同族相系維?！彼^“四百兆人為一族”，所謂“人人自競”，其表現就是具有獨立人格與自立精神的近代國民?；诖?，他一方面批判歷代儒者依附于政治，導致形成“以富貴利祿為心”的不良風氣，另一方面其實也在重新審視、闡發儒家思想當中有助于形成獨立自尊人格、凸顯人的主體性的內容，使儒家學說能成為近代“萬國競爭”之世里，培育中國人健全的國民意識與民族意識的重要思想資源。這樣的工作貫穿其一生。

章太炎的這些思考同樣是在政治論爭的背景下展開的。說起晚清以降對于獨立人格的論述，人們多會談及譚嗣同的《仁學》，在這本書里，譚嗣同運用“以太”這一概念，構建起從個人之“心力”出發，終至彰顯“仁”的普遍性的理想社會圖景。在譚嗣同筆下，“以太”可以脫離具體的物質實體而存在，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有靈魂、有意識。在同一時期，康有為為了宣傳變法思想，借鑒西方宗教史特別是新教傳教史的內容，將孔子詮釋為開創孔教的教主，并將儒家思想神秘主義化，希望借此來凸顯儒學高于世俗權力。

▲《譚瀏陽全集·仁學自序》（上海文明書局1917年鉛印本）

章太炎并不認同這種將人的主體意識寄托在某種神秘化、神圣化、超自然的存在之上的做法，認為這其實降低了人本身的價值，使人的地位與作用受到貶損。對此，他在《儒術真論》一文里，通過從《墨子》當中鉤沉與墨家進行辯論的戰國儒者之言說，認為戰國時期儒者的特征恰恰不是宗教化、神秘化，而是拒絕言鬼神之事，強調要從社會實踐出發思考問題。章太炎強調孔子之所以能被稱為圣人，正是因為他“以天為不明”與“無鬼神”。所謂天道，原本就是人們因為不了解自然現象而產生的一種主觀想象，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人們會更為深入地認識天體運動規律。人的性格和資質也主要由后天熏染而成。正是有著這樣的認識，為了實現理想的社會狀態，孔子才致力于“明于庶物”，“察于人倫”，從社會生活與社會實踐當中總結歸納人倫之道，使“萬物之情狀大著”。這種以人為主體，重視對歷史經驗與社會關系進行總結升華的極強的實踐性格，實為儒家思想的光輝之處。

與之相關，在戊戌變法失敗后，章太炎大量閱讀經由日本學者譯介的社會科學著作，使他對社會秩序的形成與發展，包括人在其中的作用有了更為現代的認識。他認為：“物茍有志，強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所以變?！倍钅苓m應競爭之世的狀態莫過于“合群明分”，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健全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反之，一旦“物不知群”，則會逐漸退化，遭受淘汰甚至滅絕的命運。具體到從事革命，更須“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可干得事來”。以此為標準，他深入思考如何能讓儒學與這樣的個人觀與社會觀相匹配。

在章太炎看來，要想凸顯人的獨立性與主體意識，需要讓人不再將命運寄托于外在的宗教教主之上，擺脫宗教迷信對個人的束縛與壓制。他雖主張“建立宗教”，但他所設想的絕非迷信外在神靈的宗教，而是突出人的主體性，彰顯無畏精神，破除名利心與依傍強者之念，誓愿犧牲自我以普度眾生，讓眾生脫離劫難的宗教。以此為標準，他雖對儒家熱衷于向權力靠攏頗為不滿，但通過與古代世界其他地區宗教和文化比較，他認為：“若說孔教，原有好到極處的。就是各種宗教，都有神秘難知的話雜在里頭，惟有孔教還算干凈。”孔子的功績之一，就是“變禨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在清末與革命黨人雷鐵崖的信中，章太炎總結儒家傳統，強調不依傍鬼神、不執著于迷信是歷代儒者多能具備的特點，這樣的特點肇始于孔子。如能將這一思想傳統加以挖掘，則易使中國人養成“依自不依他”的習慣。在章太炎看來，“維持道德者，純在依自，不在依他”，如果以神鬼之事誘人向善，則“勇猛無畏之氣，必自此衰”。因為這并非出于自覺，而是為了避禍求福，屬于利害算計的結果。如以利害算計之心從事革命活動，那么遇到艱難困苦，很難堅持下來。其參加革命的目的，也不全是為了救民于水火，而是為了從中獲利。就此說來，對于革命者而言，能“依自不依他”，方能“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愞夫奮矜之氣”。對于王學，章太炎總體上并無太多好感，但他卻承認王學的特點是“自尊無畏”，宗尚王學能讓人有“悍然獨往”之性格，錘煉出極強的意志力。在章太炎看來，這樣的性格是能不懼艱險，承擔起救國救民之責的。及至晚年，雖然已很少在公開場合談論建立宗教，但章太炎卻依然從相似的角度闡揚儒學。他對《儒行》的表彰，主要就是從此角度著眼。

▲孫中山致章太炎函

章太炎向來認為，中國近世以來之所以呈現衰微之象，禍首不在文化與民間，而在廟堂之上。他在晚年反復申說《儒行》要義，就是向肉食者流與有心從政的知識階層喊話，希望他們能夠養成超脫流俗、一介不取、勇于任事之風，承擔起救亡圖存的重任。所以他強調：“欲求國勢之強，民氣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1可以說，終其一生，章太炎都在從樹立人的獨立自尊意識的角度在闡揚儒學。在他看來，這是在近代以來中國面臨嚴峻內外危機背景下，讓中國人擺脫古代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的束縛、自覺擔負起救亡圖存之念的關鍵。從內容上看，這既是傳統的，又是革命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訂本《訄書》的《訂孔》中，章太炎說：“孔氏，古良史也。”在評價清代學術的《清儒》中，他借用章學誠的觀點，認為“六藝，史也”。同時表彰清代樸學的功績之一便是使“六藝復返于史”，能借之“論其社會以觀世”。歷來人們多從經史關系與現代史學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他的這些話，這固然很有意義。此外，從他在清末反復闡揚儒學“依自不依他”的特征出發，他對于經史關系特別是歷史意義的思考，同樣可視為他構建“革命儒學”的重要環節。

在清末，章太炎認為歷史是激發人們愛國熱情，鞏固政治與文化認同的重要載體。而此時救國已非一二人的事業，須大多數國民投身其中。在此背景下，所謂政治啟蒙，即強調國民是國家的一分子，具有基本的權利與義務，個人榮辱與國家興亡休戚相關。歷史能讓人自覺意識到自己是本國文化的繼承者，使人油然而生愛國之念。章太炎從這個角度論述孔子與歷史學的關系：“以前民間沒有歷史，歷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圖書館，政府倒了，歷史也就失去。自從孔子宣布到民間來，政府雖倒，歷史卻不會亡失，所以今日還曉得二三千年以前的事?！备鼮橹匾氖牵翱鬃邮鞘穼W的宗師，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學講人話，教主講鬼話。鬼話是要人愚，人話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

可見，章太炎認為孔子的功績不僅是開創了中國的歷史編撰傳統，而且還破除了貴族階層對歷史的壟斷，讓歷史能夠被民間所熟知。這無疑是在建立民主共和體制成為主要奮斗目標的時代里，章太炎對于中國學術史的重新敘述。此外，他所說的“史學講人話，教主講鬼話。鬼話是要人愚，人話是要人智”，很明顯也是借此彰顯孔子學說里蘊含“依自不依他”的內容。因為只有慣于“講人話”，注重人的真實生活與真實想法，尊重人的社會實踐經驗，才能認識到人本身的重要性，而不被“教主”炮制的“鬼話”所迷惑。

辛亥革命之后，目睹奉康有為為精神領袖的孔教會在國內頻繁活動，章太炎撰文予以批判。他指出，中國文化主張從社會實踐中認識個人與社會，注重現世的生活，強調人在社會活動中的中心位置，故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為真宰”，這與西方宗教文化形成鮮明對比。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這樣的特質，自然離不開孔子的影響。章太炎認為孔子是值得尊敬的，但不應該將其教主化，而是應從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來理解孔子對于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他說：“孔子所以為中國斗杓者，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笔芷溆绊?，使中國具有重視歷史、重視總結社會經驗、重視人的實踐的思維特征，讓中國形成了尊文重教的傳統，把勸學興學、傳播文教視為非常重要的社會活動，致力于實現“人知典常，家識圖史”，讓更多的人獲得知識。把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非但不能弘揚中國文化，反而讓這些優良品質黯而不彰。

▲《章太炎先生講學紀念》（劉半農攝影）

余 論

章太炎在清末因參與政治論戰，對孔子與儒學頗有指摘。辛亥革命之后，他嘗試用“齊物哲學”來解釋儒學。到了晚年，他目睹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提倡讀史讀經，借此來振奮人心，弘揚愛國思想。在筆者看來，章太炎的相關思考，體現出他試圖闡發一種既不失傳統本色，又具現代性特征的“革命儒學”。具體言之：首先，章太炎并未忽視漢代以來儒學與帝制之間的緊密聯系，深入剖析在中國古代政治結構里，儒者如何形成“以富貴利祿為心”的弊病，作為帝制時代的主導意識形態，儒學又是如何發揮其政教功能的。只有揭示清楚這一點，才有可能使儒學實現更生。其次，章太炎希望挖掘儒學傳統中能體現“以百姓心為心”的內容，并將儒學置于“齊物哲學”的視域下予以審視，闡發儒家思想史上那些能夠與旨在追求普遍平等的“齊物哲學”相吻合之處。最后，通過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文明作比較，章太炎認為儒學具有“依自不依他”的性格。這有助于使人們形成獨立意識與主體意識，進而在革命活動中能做到不懼艱難、勇猛無畏。章太炎對儒學的這些思考，與他對革命形勢的分析、對中國未來政治與文化建設的探討息息相關。革命需要推翻帝制、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結構，讓那些過去匍匐于各種壓迫下的民眾得以解放，而儒學在此歷史進程中的意義之一，是為這樣的變革提供思想資源與精神支撐。

進一步而言，章太炎的這些思考，彰顯“革命儒學”是儒學在近代中國的新形態。它不再是帝制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而是與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革相伴而行的思想學說。革命儒學的主要實踐者，也不再是傳統社會里掌握文教話語權的士紳階層，而是投身于近代革命運動，在變革時代里勇擔重任、具有平等政治身份的國民。而革命的目標，除了推翻妨礙著讓中國走出時代困局的君主制，還包括那些束縛人、壓制人、異化人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反過來也可以說，是革命運動重新激活了儒學的生命力，使儒學具備了嶄新的內涵，革命儒學是建立在承認近代革命之正當性上的。而在學理層面，章太炎充分挖掘儒學史上具有實踐性格、心系民間疾苦、凸顯道德意識的內容，同時運用道家學說中的“以百姓心為心”來解釋宋代理學，強調相較于其他古代文明中的宗教傳統，儒家學說重視現世生活、重視人的主體意識、重視社會實踐的不容磨滅的意義，并以此為視角來評價肇始于孔子的中國古代史學傳統。這體現出章太炎在熟悉古代學術流變的基礎上，打破固有的門戶與派分，將中國傳統學術進行新的整合與詮釋的雄心。

在中國近代儒學史上，章太炎有著他人難以替代的地位。在此之后，無論是錢穆反復稱贊來自民間社會的下層儒者勇于承擔政治責任的歷史事跡，還是蒙文通對漢儒政治與經濟主張的抉隱發微，抑或是嵇文甫著名的“左派王學”之論，甚至包括侯外廬的明清思想啟蒙說，都能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看到章太炎相關觀點的思想痕跡。在這個意義上，以章太炎為起點，勾勒一條現代中國的“革命儒學”譜系，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2期

“政治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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