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28日和同學們一起到山西省忻州地區的郭下大隊插隊落戶的，當時我們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郭下大隊第三生產小隊，李隊長安排我們住在了牛棚后院的三間石頭基礎土坯墻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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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下大隊地處滹沱河沿岸，那里地勢較為平坦，土地肥沃，鄉親們的生活水平可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們插隊落戶的地方地勢較為平坦，居住的是房屋。我同學插隊落戶的地方是丘陵地帶，他們居住的就是土窯，生活條件和居住條件都不如我們好。

幫我們做飯的是李隊長的婆姨，我們知青都叫她李嬸。李嬸幫我們燒火做飯，隊里一天給她記六分工。那時的一日三餐很簡單，早晨是高粱面窩頭玉米面糊糊，沒有菜，我們五名男生半碗咸菜條，四名女生半碗咸菜條，我們吃得都很香。中午除了高粱面窩頭和玉米面糊糊，還有半盆蘿卜條燉白菜，沒有咸菜。晚飯是半鍋菜湯加窩頭，沒有燉菜也沒有咸菜。我們吃的蘿卜白菜和咸菜，都是你鄉親們自發送來的。

來到郭下大隊的第二天一早，我們知青還沒起床，廚屋就傳來了拉風箱的聲音。李嬸每天都是一大早先來幫我們燒炕做飯，為我們做好了飯，她才回家做自己家的早飯。幫我們做飯的除了李嬸，還有一名年輕后生，那名后生只負責挑水劈柴，不負責燒火做飯。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才知道，幫忙挑水的后生叫郭春昕，他父親是郭下大隊的地主，他祖父和祖母在土改時就相繼去世了。

后來我們跟著郭春昕學會了挑水，他就不來幫我們挑水了，是我們不讓他幫我們挑水的。他幫我們挑了一個月的水，隊里并不給他記工分，屬于義務勞動。天天讓人家白干活，我們心里也過意不去。

春節前的那段時間，郭春昕又來幫我們干活了，除了挑水，還幫著掃院子打掃衛生，他不光打掃我們居住的院子，村子的胡同他也打掃，聽說這是大隊干部給他安排的任務。

漸漸地，我們就和郭春昕熟悉了，當年他二十一歲，初中畢業。每次幫我們挑完水，我們就喊他到屋里坐一會。郭春昕愛看書，每次到我們房間來，都會翻看我放在炕桌的那幾本書。我說讓他拿回家去看，他總是苦笑著搖頭。

春耕春播生產開始以后，我們知青也和社員們一樣，天天下地干農活。因為都是年輕人，出工或收工回家的路上，郭春昕總是和我們走在一起，聽我們說北京的生活故事。但他從來不插話，只是默默地聽。

有一次往地里挑糞時，我擔著兩個空筐在田埂行走，對面過來一位挑糞的中年大伯，見到我他立馬退到田埂下低頭讓路，我覺得很奇怪，原本該我為他讓路，他卻主動為我讓路。后來我才知道，他就是郭春昕的父親郭兆達，是我們郭下大隊的地主。

1970年秋后，我被抽調到公社革委會臨時做宣傳工作，隊里就指定郭兆達幫我挑著行李送我去公社。讓一位年過半百的大伯幫我挑行李，這不是折我的壽嗎？我就去找李隊長，希望找一個后生幫我或讓我自己挑行李，我說我不想剝削別人。

李隊長卻苦笑著說：“有些話可不敢亂說，郭兆達是咱們貧下中農改造的對象，是大隊民兵連長指定讓他幫你挑行李的。你要是不讓他幫你挑行李，就等于害了郭兆達，對你也不利。”

對李隊長說的這些話我似懂非懂，可我知道李隊長是個淳樸善良的人，他不會害我，我只好聽從了李隊長的安排。

出了村子，看看前后都沒人，我就對郭兆達大伯說：“大伯，我自己能行，你回去吧。”“可不敢，這是大隊的安排，我要把你送到公社革委會大院，才算完成了任務。”郭大伯很認真地說道。“大伯，那這樣，咱爺倆替換著挑，我累了你再替我。”“我不累，我能行！”郭大伯說啥也不讓我挑行李，只顧低頭往前走路，我不說話，他就不說一句話。

十二里路郭大伯一氣就挑到了地方，我想替他挑他不讓，我讓他歇一會他說不累。看郭大伯臉上冒著熱氣氣喘吁吁的，我的心里挺過意不去的。

到了革委會大院，把我的行李擺放好，郭大伯轉身就要走。我拉他坐下，給他端來一碗水，郭大伯喝了幾口，還是執意要走。我拉他去吃飯，他說啥也不去。實在沒辦法，我跑到革委會大院附近的供銷社飯店買了幾個饅頭，硬是塞給了郭大伯。郭大伯受寵若驚，千恩萬謝，小跑著回村去了。看著郭大伯彎腰低頭行走的背影，我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滋味。

在公社革委會當了小半年的宣傳員，春耕開始以后，我就回到郭下大隊參加生產勞動了。自從我回到知青點，郭春昕天天到我們知青點來找我看書，天天都看到半夜才回家。有時他妹妹郭春玲也到我們知青點來玩，她到知青點來也是為了看書，每次都是拿著我的書去女生的房間看，女生休息早，她一天只能看一兩個小時的書。

后來大隊干部發現了郭春昕兄妹倆經常到我們知青點來看書，就要求我們要與地主富農劃清界限，階級立場要堅定，不能和他們攪在一起。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每天都一起出工，一起在田地里勞動，我們也沒辦法和他們劃清界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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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接觸了解，我發現郭春玲和她哥哥一樣淳樸善良，她的年齡雖然和我一樣大，可她干農活比我熟練，鋤地的時候，她幫我鋤地，割麥子的時候，她幫我接趟子，她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會給我們知青送一些，光雞蛋她就偷偷給我送了好多回。

大隊民兵連長看我和郭春玲天天在一起有說有笑，不但沒劃清界限，反倒攪在了一起，他就很嚴厲地批評我說：“你可是北京來的知青，你要經受住階級敵人的拉攏腐蝕，堅決和他們劃清界限，以免對你的前程造成影響。”

說句實話，我原本對這個民兵連長的印象就不是很好，再加上他三番五次對我們知青指手畫腳，我對他簡直是厭惡至極。可他是大隊干部，又是專門管理我們知青的專干，我對他只能是敬而遠之，心里再反感，還得對他笑臉奉承。

就在民兵連長警告我不久，郭兆達大伯突然找到我，哀求我說：“求求你，以后別再搭理我家春玲，大隊干部讓我管教好自己的子女，好好改造，不讓我們四類分子影響你們進步。還有一個事情，我家的情況你也知道，春昕這都二十六歲了，還沒尋下對象，我不想讓春昕打一輩子光棍。夜里（昨天）王莊的媒人來給春玲提親了，我想讓春玲給春昕換親……”

郭大伯轉身離開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眼睛里轉動的淚花。郭大伯但凡有一點辦法，他不會來求我。郭大伯但凡有旁的辦法，他也不會讓自己的親生女子給自己的兒子去換親。

從那之后，郭春玲再也沒出工勞動，也是從那之后，直至我離開郭下大隊時才見到郭春玲。

1974年秋后，郭春昕迎娶婆姨的同時，他妹子郭春玲也嫁人了。郭春玲嫁給了王莊大隊的一個比她大五歲的后生，她哥迎娶的就是她男人的親妹子。

郭春玲嫁人了，我心里難受了很久，替郭春玲難受，也為自己難受。后來郭春昕見到我，哽咽著對我說：“我也不想讓春玲為我換親，可我不答應，我媽就以死相逼，我對不起我妹子……”我找不出更合適的話語安慰郭春昕，但我也不恨他，我知道他是個淳樸善良的人。

在郭下大隊插隊落戶生活了九年，恢復高考后我考上了河北工學院，成了郭下大隊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北京知青。離開郭下大隊那天，全大隊的鄉親們都來為我送行，郭春玲也專程回來為我送行，她嫁人三年多，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她，當時她的娃娃都兩歲了。分別的時候，郭春玲說她也想報考中專，他們王莊大隊一個富農成分的后生就考上師范，已經接到錄取通知書了。

那天是李隊長和郭春昕大哥幫我挑著行李把我送到的公社汽車站，分別時，郭春昕塞給我十塊錢，他說有他妹子的五塊，有他家的五塊，錢不多，一點心意，務必收下。李隊長也給了我三塊錢，還有李嬸為我烙的油餅。我收下了郭大伯一家的心意，收下了李隊長和鄉親們的深情厚誼，揮淚告別了第二故鄉，踏進了高校的大門。

離開郭下大隊的第二年秋天，郭春昕大哥寫信告訴我，政府為他家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他很高興，他說終于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郭春昕大哥還告訴我一個好消息，春玲妹子考上了忻州師范學校，已經收到了錄取通知書。

大學畢業后，我回到了北京，分配到首鋼做了一名技術員。我參加工作后不久，得到郭大伯病逝的噩耗，因為工作忙，我沒能回山西送郭大伯最后一程，只能寄去一點錢

記得是1984年年春天，郭春昕大哥來信說他到鄉政府當了文教干部，還不屬于正式干部，但有轉正的可能。郭春昕大哥能到鄉里工作，我特別高興，替郭大哥高興。國家政策對了頭，曾經的四類分子總算有了出頭之日。

2009年春天，郭大哥光榮退休了，他是從副縣長的位置上退下來的。退休后的第二年，郭大哥和他婆姨一起來到了北京，我帶他夫妻倆游覽了頤和園，游覽了故宮和恭王府，也去了天壇公園和八達嶺長城，盡了地主之誼。

目前，我和郭大哥和郭春玲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今年清明節我們回郭下看望鄉親們，郭大哥和郭春玲硬是留我們在忻州玩了一個星期才讓我們回北京，他兄妹倆給我們買了很多土特產，郭春玲駕車一直把我們送到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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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滹沱河畔的那個小村莊永遠是我們的第二故鄉，那里的鄉親們永遠都是我們的親人，我們和郭大哥兄妹的友誼，將會永遠伴隨著我們，直至地老天荒。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楊昌文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