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配完畢，候軍事之發展。惟廣東、廣西、湖南、山東當局 雖有代表接洽，但態度曖昧。共黨方面雖說合作，其實亦未見真誠。

據報，南京方面已派兵三十個師，經閩北赤區直入，不久必 與我軍廝殺，希望共軍援助，恐亦等于幻想。這話我當時也對真 公說過，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南京軍始到浙贛邊境，共軍即撤退，讓南京軍長驅直入閩北。那時我名為高級指揮官，仍以虛心待人， 關于戰略戰術，人各其說，意見紛歧，莫衷一是。

初本擬以主力 集中閩北，后有人謂要保護政治重心是福州。我明知福州四面皆水，我方缺乏海軍，易攻難守，但眾意要調主力返福州，我亦無 可如何，只留譚啟秀軍一小部守延平、水口、古田各處，而主力 調抵福州，戰略又變更了，令我帶主力向延平攻擊前進。

軍抵白 沙，師長司徒非在延平作戰不力而降(因他走汪精衛路線),古田 趙一肩師被圍，激戰三晝夜亦被騙而降。

譚啟秀在水口督戰，兵 力單薄，援軍未到已被擊破，譚即突圍而走。

右翼第二軍毛維壽 態度不明，其他各軍亦無決戰之心。

頹勢如此，難以作戰，即向 李、陳、蔣建議，不如退守閩南，徐圖后計。他們亦以為然，即 開始撤兵。

各黨派一聞退兵，即行星散。我回福州坐鎮，即令區 壽年部先在峽兜渡河，開蒲田掩護退卻，在福州所存有的軍米數 百擔則交地方公正紳耆及薩鎮冰先生賑濟災民。

各部已安全退卻 南岸，我即乘車往蒲田。福州人民見我軍紀嚴明，雖然退兵，亦 舉行歡送。全市貼滿標話：“十九路軍的軍紀天下無雙”、“歡送十 九路軍”、“十九路軍雖敗猶榮”,我軍至今尚留下福州人民以深刻 的印象。

我始抵蒲田，區壽年軍已開仙游，與南京軍接觸了，即 令其努力掩護后，擬在仙游決戰。但沈軍鄧旅畏戰不前，毛軍更甚，故令毛軍先集中泉州掩護，沈軍繼毛軍后行動，區軍全部及后續張炎軍統為區壽年指揮。

后路雖被切斷，但敵人不堪一擊，我 軍全返泉州。我先行抵泉州時，即與毛維壽面商今后大計。我知毛已有異志，當時我著其派兵在洛陽橋等處布防，他亦態度曖昧。

后我見機行事，向他說：“我們做事為團體，為革命，雖敗無憾， 請你安心。十九路軍除譚啟秀新成立部隊不能存在外，其余四軍 之眾，均無損失，我全交于你，你可明日通電投降。我今晚乘機 飛漳州，率殘部退守龍巖，再作良圖。”

他見我如此表示，即眉飛 色舞，洋洋得意，翁照垣、趙錦雯等亦無表示。

時將黃昏，我即 單人乘一練習機返漳州，即請軍官補習所主任余華沐來面商，決于明晨將學員及周士第團退駐龍巖。

是晚終夜不寐，晨早又乘機 飛龍巖，傅柏翠等亦到，在龍兩日，無甚消息。聞毛維壽已接受 南京投降為第七路軍，毛為總指揮，張炎副之。張不就，沈光漢、 區壽年均為毛排除，翁照垣與宋希濂等接洽，擬乘機掌握十九 路軍又成妄想。

現在龍巖零星武裝部隊，仍有三、四千之多，急 待善后安置。在未想妥辦法之前，仍集合講話，我軍雖敗，我志 未餒，興高采烈犒賞各官兵，經過長期的苦斗，無畏懼與灰心。

我率殘部進駐大小池，粵當局擬收編我殘部，即由鄧參謀 長世增與其接洽。

結果來電謂：日間由鄧與黃副處長和春同來， 一切事宜到時面談；同時共黨亦派代表與我磋商，擬以壓力吸收 我殘部，我以他不守信義，嚴詞拒絕。

鄧世增未到前，我覺無聊， 終日游山打獵，候了十天，鄧、黃到了。陳濟棠令黃任寰收編， 任黃和春為旅長。各事辦理完后，黃和春旅調永定，我與鄧到永 定與黃任寰見面。

住一天，由大埔汕頭，逗留多日，吾兒紹昌、 紹輝與葉少泉、翁云亭等來汕接船，遂同返港。我從軍二十四年，從此暫時得釋軍人責任，而在淞滬抗日名聞海外的十九路軍，亦 宣告解體矣。

抵港后，因在家中應酬繁劇，由譚啟秀介紹到山頂 道梁二姑家暫住。吾妻彭惠芳及各男女親友均到慰問，他們以為 我失敗會灰心失意，惟事實適得其反，我自失敗之后，無官一身 輕，精神上反覺愉快，體力日好。

最難忘懷者，被遣散之官兵，抵 粵后，走投無路，即派葉少泉返省料理，并命其將十九路軍收支 數目對各級官長公布。聞黃和春部收編不及一個月，已被陳濟棠 下令繳械，周士第只身逃難，徐秘書長名鴻竟被槍決，軍隊解散不 足惜，徐君被槍斃，實出乎意料。

徐君不過是我的秘書長， 一個文人而已，竟罹此慘刑，冤哉枉也。但數年來冤枉之人不只徐君 一人，生在惡勢力范圍內無法理可言，至今思之，猶有余痛。

返港閑居一月，檢討以往，自問我學識淺陋，缺乏政治眼光，尤以性情魯莽，開罪于人且不自知，是我一生最大的短處；乃思 出洋考察，以增加見識，陶冶性情。

決定后，即籌備行裝。丘兆 琛、譚啟秀也要求帶他同往，我答應他們。那時正在三月初旬， 吾妻又將分娩，不久紹閩女出世，紹昌、紹輝兩兒見陳真如先生 公子廣生往外國讀書，亦想出國留學。

我見他中國文尚無根底， 本不贊同，但吾妻見其終日苦悶，意準其去，我為順妻意始首肯。

我出洋衣服及護照已準備妥當，即請麥英俊為翻譯秘書，偕譚啟 秀、丘兆琛、麥英俊一行四人搭意國郵船康德羅素 (Conte Ros 80)號放洋，戚友同事到船歡送者百余人，伍連德博士亦搭是 船，尤不寂寞。

編者補注資料：

出走七年的周士第

作者網名：鬩墻故紙

周士第祖籍海南，1923年到廣州投入滇軍楊希閔部當兵，其間加入黨的外圍組織瓊崖革命同志會，一年后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當年11月畢業，被周恩來選中，與其他五人一起組建“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先任見習軍事教官，后任副隊長兼飛機掩護隊隊長。這個鐵甲車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建設和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也是以后“葉挺獨立團”的前身。當年12月，24歲的周士第入黨。

1925年11月，葉挺獨立團成立，周士第任第一營營長，后任團參謀長。南昌起義前任第25師73團團長，參加了汀泗橋、賀勝橋、武昌城等北伐諸役。

南昌起義期間，聶榮臻和周士第在馬回嶺發動第25師起義，起義部隊包括73團全部、75團3個營及74團重機槍連，8月2日趕到南昌會合。起義勝利后，周士第任重編的第25師師長。

縱觀上述史實，可知周士第軍旅生涯的起點是相當高的。

南昌起義軍南下潮汕前，指令朱德率第25師留駐三河壩，掩護起義軍南下，但“朱德地位并不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三河壩戰斗失利后，朱德、周士第率第25師主力準備打游擊，周士第等一部分干部提議解散部隊，遭到否決。也許從這時起，周士第就已失去了斗志，后來，根據部隊黨組織安排，離隊到香港同廣東省委聯系，聽取黨的指示。

離開南昌起義部隊，這是周士第軍旅生涯的轉折點。

脫離部隊后，周士第雖然在香港找到了廣東省委，但又得了瘧疾，想住院可身上沒錢，省委經費十分緊缺，僅能給他10元錢維持生活，最后周士第借了50元才得以住院治療。

周士第的瘧疾還沒治好，香港當局又在到處抓捕廣州起義失敗逃港的共產黨員。周士第未向黨組織報告，就跑去了南洋馬來亞，自此脫黨。對此，周士第曾自我剖析：這是在革命受挫折時缺乏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的表現。

在馬來亞，雖然不用擔心遭抓捕，但周士第投靠的親戚也沒錢給他治病，因此只能硬熬扛過了病期，病好后靠當廚工過活。

又是一年過去，周士第偶然得知國內有了第三黨的組織（中華革命黨），正在開展反蔣活動，遂于1929年冬，經香港到達上海，參加了第三黨。

雖然加入第三黨，但周士第并沒有忘記自己曾經加入的共產黨，“在思想上感情上仍與黨有聯系”。1929年，周士第按照黨組織的指示，在第三黨中開展革命工作，不恢復黨籍。

周士第加入第三黨后，表現出了很強的活動能力：1929年發展第三黨黃埔革命同學會會員，1930年到香港籌建第三黨南方干事會，1931年到西安成立了陜西省組織，1932年組織抗日義勇軍并任隊長赴滬參戰支援十九路軍，1933年參與“福建事變”，推動蔡廷鍇與紅軍合作。

福建事變失敗后，在十九路軍任團長的周士第原計劃率團投奔紅軍，但惜被其師長發覺，該團被解散，周士第尋機逃入江西中央蘇區，脫離了第三黨。長征到陜北后，周士第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周士第的軍職履歷中，可以看到，自1933年底歸來后，直到1946年國共全面內戰爆發前，這十余年間，周士第未再擔任過部隊軍政主官：

在中央蘇區，任紅軍大學軍事教員；長征中，任上級干部隊指揮科科長、隊長；

到陜北后，任紅15軍團參謀長、紅二方面軍參謀長；

抗戰期間，任第120師參謀長、晉西北軍區參謀長、晉綏軍區參謀長、晉綏軍區副司令員。

雖然一直干副職，但周士第秉持初心，投身革命，積極工作。

在紅大任教期間，周士第認真備課，“每講一課都自編教材”，理論與戰例結合，生動易懂，深受學員好評。

長征中，搶渡金沙江后，周士第率上干隊指揮科從江邊險陡山坡上爬行繞到敵側翼，打退了堵擊之敵，保證了大隊人馬繼續前進；配合紅一團消滅安順場之敵，警戒掩護兄弟部隊搶渡大渡河；包座戰役后負責教育改造俘虜兵，因勢利導，有效啟發，絕大多數俘虜兵加入了紅軍；過白龍江絕壁木棧道時，已任上干隊隊長的周士第為了讓大家安全通過，自己先履其上，木斷失足落入江底，被激流沖走數里遠，幸因懂水性得以脫險；到達吳起鎮前，配合其他部隊臨危不亂阻擊敵騎兵追襲，掩護了中央領導機關。

到陜北后，周士第參與指揮了直羅鎮戰役，并按照中央指示開展統戰工作，寫信給楊虎城勸說合作抗日。

東征時，已任紅15軍團參謀長的周士第又擔任渡河司令員，充分做好準備工作，保障了東渡一舉成功，隨后協助軍團長指揮在山西作戰，回師陜北時，在羅正堡阻擊追敵，掩護紅軍順利西渡返回。

抗戰期間，周士第任第120師參謀長，兼任抗日軍政大學七分校校長，先后戰斗在晉西北、冀中、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充分發揮參謀作用，開展整軍工作、擴軍運動，創建群眾抗日武裝，主持召開參謀業務會議，組織軍政培訓整訓和參謀干部訓練班、高級干部研究班，開展統戰工作，領導晉西北交通運輸工作，

期間協助指揮了雁門關伏擊戰、同蒲路北段破襲戰、齊會戰斗、宋家莊戰斗、陳莊戰斗、黃土嶺戰斗，以及多次反“合圍”、反“掃蕩”、反摩擦戰斗等。

1942年春，因賀龍、關向應先后調回延安，周士第實際領導晉西北軍區工作，粉碎了敵春季大掃蕩，取得了田家會戰斗及反“蠶食”、“擠敵人”斗爭的勝利。

被大家贊譽為“模范參謀長”的周士第注重總結戰斗經驗，先后撰寫了《論平地游擊戰的幾個問題》《冀中區平原游擊戰爭的經驗教訓》《論陳莊戰斗》《粉碎敵人春季戰役進攻晉西北的經驗》等文章，這在當時八路軍、新四軍高級將領中是不多見的。

全面內戰爆發后，周士第開始較多的擔任部隊主官：晉北野戰軍司令員、政委，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川西軍區司令員，組織或參與指揮了晉北戰役、晉中戰役、太原戰役、咸陽戰役、秦嶺戰役、西南剿匪等，組織成都市政建設，改造起義投誠部隊。

1950年10月，周士第任防空軍司令員，從無到有組建防空軍，發展防空部隊和防空技術，制定我軍五年防空計劃，保衛國防領空安全，并到朝鮮戰場參與指揮防空作戰，這在周士第軍旅生涯中留下了濃重一筆。

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將軍銜。1959年起因病療養，直至1979年因膀胱癌病逝，終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