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汪兆騫

文 | 汪兆騫

暮色千山入，春風百草香。

——［宋］蘇軾《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其二》

1947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的第二年，國民黨軍由氣勢洶洶地攻城略地，漸次淪為被動挨打、損兵折將的劣勢。

1月30日，國共嶧（嶧縣）棗（棗莊）大戰結束，國民黨軍喪失兩個整編師和一個快速縱隊，共五萬三千余人。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會議并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軍作戰的勝利和蔣管區人民運動的發展，預示著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即將到來。

2月23日，華東野戰軍主戰的萊蕪戰役經過四天激戰，國民黨軍被殲五萬六千余人。

4月9日，中共晉察冀軍區在正太路連續出擊，先克欒城、正定，拔掉石家莊國民黨軍外圍據點九十多個，打通了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的聯系。

5月16日，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戰役中痛殲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師整編第七十四師，該師中將師長張靈甫（1903—1947）被擊斃。

6月29日，林彪猛攻四平不克（指第三次四平之戰，又稱“四平攻堅戰”），東北民主聯軍損失慘重。

6月30日，中共軍隊實行戰略反攻，劉（劉伯承）鄧（鄧小平）大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策動魯西南戰役。

7月28日，魯西南戰役告捷，共殲國民黨軍九個半旅共計六萬人，拉開了反攻的序幕。

8月22日，陳賡（1903—1961）、謝富治（1909—1972）率太岳兵團師出豫西、直逼西安，一個月殲敵四萬余人。

8月27日，劉鄧大軍渡過汝河，千里躍進大別山，開始與國民黨軍逐鹿中原。

11月5日，東北民主聯軍勝利結束五十天的秋季攻勢，收復東北大片土地，迫使國民黨軍退守中心城市。

11月12日，晉察冀野戰軍攻占石家莊，全殲守敵二萬多人，成為第一個取得勝利的大規模城市攻堅戰。

1948年，中共軍隊取得戰略主動，而國民黨軍則轉為被動態勢。

2月24日，彭德懷（1898—1974）指揮西北野戰軍在完成對宜川的包圍后正式出擊，打響了進入戰略攻勢的第一戰。26日，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奉胡宗南之命，率八個團進抵宜川增援。29日，在西北野戰軍猛烈打擊下，宜川守軍三萬余人全軍覆沒，國民黨軍在西北戰場轉為被動態勢。

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陜北，東渡黃河進入晉察冀解放區，建立華北軍區，統一指揮華北部隊。

5月17日，經過兩個多月的浴血奮戰，徐向前（1901—1990）所部攻克臨汾。

6月，國民黨青年軍二○六師被全殲。繼春天開始，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等率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等三路解放軍在四個月內發動了五次戰役——洛陽戰役、宛西（今南陽古稱宛城）戰役、宛東戰役、豫東戰役、襄樊戰役，共殲國民黨正規軍十七萬余人、地方軍團十萬余人，攻克國民黨軍在中原地區的許多中心城市。至此，國民黨軍的中原防御體系土崩瓦解。

9月，解放軍凱歌高奏。12日，林彪打響了遼沈戰役第一槍。26日，山東兵團攻克濟南，殲敵十萬余人。

10月19日，錦州、長春被攻克，東北國民黨軍僅剩孤城沈陽。

10月26日，國民黨軍精銳廖耀湘兵團五個軍十二個師及特種兵部隊十萬余人被殲，東北大局已定。

11月9日，國民黨軍黃百韜（1900—1948）所率的第七兵團十二萬大軍覆滅于碾莊，黃百韜自戕而死。

11月，八十萬東北野戰軍解放全東北后，又在林彪、羅榮桓（1902—1963）指揮下突擊入山海關，包圍傅作義（1895—1974）的華北“剿總”各部于唐山、塘沽、天津。至12月，解放軍圍而不打，傅作義集團十四個軍近六十萬兵力被分割于張家口、新保安、北平和天津。

12月15日，淮海戰場，國民黨軍被殲二十萬人。

1949年，解放軍一路高歌猛進，國民黨軍殘部幾乎被殲殆盡，已無還手之力。這一年，新的共和國在《義勇軍進行曲》中宣告誕生。

1月9日，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1904—1981）被解放軍圍困，終至兵敗陳官莊，所率二十萬精銳之師悉數被殲，杜聿明被俘。至此，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共殲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五個兵團、二十二個軍、五十六個師、五十余萬人。

1月15日，平津戰役前線總指揮劉亞樓（1910—1965）指揮五個軍強攻天津城，拒不投降的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1892—1968）率十個師、十三萬人苦撐二十九個小時被全殲。天津城破，陳長捷被活捉。

1月31日，解放軍舉行入城儀式，北平和平解放。在去年（1948年）12月21日解放軍兵臨城下時做了大量工作后，傅作義召開華北“剿總”高級將領會議，宣布北平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

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戰役結束。此役解放軍傷亡四萬人，殲滅與改編國軍五十一萬余人。從此，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轉向城市。

3月31日，解放軍調集第二野戰軍三個兵團三十五萬人、第三野戰軍四個兵團六十五萬人，在東起江陰、西至九江東北湖口的千里長江北岸虎視江南，準備打過長江解放江南地區。

4月20日，經五天激戰，被圍困半年之久的太原在解放軍一千三百門大炮的猛攻下被攻破，山西代理主席梁敦厚（梁化之，1906—1949）率三百名山西的軍政要人集體縱火自焚于指揮部地下室。

4月21日，在國共和談之門最后關上之際，陳兵百萬雄師于江北的解放大軍突破長江，登陸長江南岸，并迅速向縱深地帶推進。22日夜，解放軍占領南京總統府。

5月20日，據守西安的胡宗南部棄城而逃，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解放西安。

5月27日，據守楊樹浦的最后八個國民黨軍放下武器，經過十五天激戰的中國最大城市上海解放，共殲敵十五萬多人。

8月4日，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1882—1968）及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1903—1974）宣布接受《國內和平協定》。5日，解放軍進城，長沙和平解放。

8月21日，彭德懷發起蘭州戰役，至9月5日占領西寧，重創馬步芳部四萬二千三百余人。

9月13日，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及第四野戰軍各一部兵力發起衡（衡陽）寶（寶慶）戰役，白崇禧（1893—1966）部損失五萬人，被迫率主力進入廣西。11月，解放軍揮師攻入廣西；12月11日，解放軍攻克憑祥鎮南關，一部分殘余國民黨軍逃往越南，白崇禧乘機逃往海南，最后海南解放又亡命臺灣。

9月19日，董其武（1899—1989）在綏遠和平通電，綏遠八萬軍政人員起義。

9月25日，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1892—1988）發表通電宣布起義，七萬國民黨軍隊改編為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二十二兵團。

10月14日，第四野戰軍大舉進入廣東，直取廣州。

10月24日，葉飛指揮的解放軍第十兵團進攻金門全面受挫。經過三天血戰，第十兵團的三個團八千七百人和船工三百五十人大部分犧牲、一部分被俘，戰斗慘烈至極，這也是解放戰爭史上的一次重大失利。

12月，國民政府在大陸的軍事已完全失敗，國共內戰基本停止，而國民黨逃往臺灣。

實際上，國民黨政權的失敗，除了軍事上的慘敗，更與其獨裁專政失去民心的社會輿論向背有重要關系，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僅從1947—1949年國民黨政權獨裁專政下的社會輿論而言，便可清晰看到其覆滅的必然。

1947年2月14日，在國民黨行政院綏靖區政務委員會發出要求宣傳部門“以各種技術打擊一切反動刊物之流行及散布”的密令之后，傅斯年在國民黨政權中心南京的《世紀評論》發表炮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孔祥熙的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章主要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文化修養和態度諸方面入手，予以激烈批評：

至于說到政治，如果不承認失敗，是誰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

所以今天能決定中國將來之運命者，必須會悟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并且要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

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

——（《傅斯年選集》）

2月15日，北平的胡適在日記中說，“今天報紙（《世界日報》《益世報》）大登傅孟真（傅斯年）昨天在參政會攻擊孔祥熙、宋子文的話。《世界日報》的標題為《傅斯年要革命！》，報紙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擊子文的言論”（《胡適日記全編7·1938—1949年》，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8頁）。由此可見，傅斯年此文刊出后被各地報刊紛紛轉載，眾人捧讀，舉國關注。

南京的《世紀評論》是1947年1月由出任過國府高官的經濟學者何廉（1895—1975）創辦的政論周刊，聘留美博士張純明（1902—1984）為主編。《世紀評論》有這樣的背景，敢發這類批評國民黨中權重之臣的文章是需要勇氣的。因此，報紙甫一出刊，競相被人悉數買走，少量傳出自然是來自官司府衙。第二天，《大公報》首先轉載傅斯年此文。

不過，學者傅斯年寫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后似乎意猶未盡，一個星期后又在《世紀評論》再發一篇《宋子文的失敗》，直截了當地說“（孔祥熙、宋子文）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蕭規曹隨”。該文列舉事實，指出代表權貴勢力的孔祥熙、宋子文“斷送中國經濟命脈”，“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文章淋漓痛快，直搗孔、宋家族命門，國人爭讀為快。

又過了一星期，傅斯年再發表第三篇檄文《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此文是應儲安平之約，發表于他主辦的著名期刊《觀察》。該文依然是傅式行文風格，犀利尖銳，以事理服人，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入手，對當時中國的資本狀況分析得清楚明了，筆鋒直指孔宋家族這樣的高門權貴，尤其揭露了以孔宋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掠奪國家資本的本質。在該文中，傅斯年指出，中國的國家資本已被權門資本侵吞，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都被“豪門把持著，于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小官僚資本托庇于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于權門資本。……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并認為當時的官僚資本首推孔宋二家，“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與此同時，同一期《觀察》的“觀察文摘”摘載了傅斯年在《世紀評論》首發的另外兩篇關于宋子文的文章，形成了新一輪的輿論風向。為此，儲安平特為三文寫了《編輯后記》：

傅孟真（傅斯年）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實際上，傅斯年第一篇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出，就得到了知識界的積極響應。例如，陳云閣主掌的重慶《世界日報》也刊出社論《罷免宋子文！》，與傅斯年之文遙相呼應。接著，經濟學者馬寅初在上海《文匯報》也發表《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一文，抨擊孔宋官僚、權門資本的聲音不絕于耳。

面對抨擊孔宋家族掠奪國家資本的輿論，即便是國民黨內時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雖不便公開反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卻也掩蓋不了心中對他們的不滿。王世杰在3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宋之去辭其因甚眾，一則黨內陳立夫等及黃埔同志等均對彼不滿。二則黨外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黨）一再聲稱如宋繼續主持行政院，則彼等決不參加行政院。三則胡適之、傅斯年等無黨派人士均反對宋子文。

3月1日，行政院長宋子文辭職下臺，但仍改變不了國民黨當局的專制獨裁，如在國統區屹立九年之久的《新華日報》被非法查禁便是一例。《新華日報》一貫反對專制獨裁、反對內戰，呼吁和平、民主、自由，讀者甚眾，共發行三千二百多期。同時，被查禁的還有上海的《新文化》、重慶的《中原·文藝雜志·希望·文哨聯合特刊》（簡稱《聯合特刊》）、廣州的《新趨勢》等數十家進步報刊。

5月20日，華北、京滬等地學生分別在北平和南京等地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大游行，形成了全國學生運動的新高潮，史稱“五二○運動”。當天，北平大專學校學生高舉“華北學生北平區反饑餓反內戰大游行”橫幅從北京大學出發舉行游行示威，并高呼“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同時，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六十三位教授發表宣言，支持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大游行。29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一百零二位教授聯名發表《為反內戰運動告學生與政府書》，表示同情與支持學生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譴責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運動。3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為反內戰運動告學生與政府書》，而其記者陳凡（1915—1997）因報道學生游行被捕。

面對廣大師生的反饑餓、反內戰游行示威活動，國民黨當局修正公布《戒嚴法》，強行禁止師生集會、游行、結社，“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志、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

5月24日，國民黨當局同時封閉了上海的《文匯報》、《新民報》晚刊、《聯合日報》三家報紙，并在全國多個城市大規模逮捕甚至屠殺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工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對此，儲安平在《觀察》發表評論：“當此一日查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于這十里洋場之日，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為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為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兇安危了。”

7月19日，國民黨當局頒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其中有“凡怠工、罷工、停工、關廠及其他妨礙生產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均依法懲處；對于煽動叛亂之集會及其言論行動，均依法懲處”等條款。當月，中共地下黨在上海創辦的《文萃叢刊》被國民黨當局查抄，三名工作人員被捕，后二人被活埋于南京雨花臺，一位被害于寧波，被稱為“文萃三烈士”。

11月6日，上海民盟總部被國民黨當局宣布為“非法”，予以“取締”，被迫解散。報人儲安平面對瘋狂的國民黨當局，在其主辦的《觀察》雜志的重要位置發表了朱光潛（1897—1986）、朱自清、俞平伯、李廣田、金岳霖（1895—1984）等四十八位社會賢達聯合署名的《我們對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同時還發表了董時進（1900—1984）抗議取締民盟的文章。

12月25日，國民黨當局又頒布《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規定“如有將軍隊、軍事要塞、軍械及一切軍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軍人叛逃者，泄露軍事秘密者，為‘匪徒’間諜及招募兵工、募集錢財、供給軍用品及其他物資者，意圖妨害‘戡亂’、擾亂治安及金融者，可處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圖畫、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戡亂條例”公布后，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鉗制言論出版，也更加瘋狂地迫害和殘殺一切反對其統治的人。在那個言論早已成“潛在危險”的時代，儲安平曾在《觀察》說：

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的，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肯為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

面對國民黨的嚴酷“治罪條例”，在彌漫著內戰硝煙的年頭，有《觀察》等報刊代表報刊新聞輿論界，有一大批進步的知識分子如朱自清、金岳霖、傅斯年、儲安平等人面對殘酷的現實毅然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正義、良知和家國情懷敢于反抗、勇于發聲，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無冕之王”，并投去一縷光明于黑暗的中國。

1948年，解放戰爭已呈壓倒之勢席卷中國，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此時，中共領導的輿論攻勢勢不可當，洶涌澎湃。國民黨當局的軍事和輿論雖已一敗涂地，但依然祭出鉗制乃至暴力打壓輿論的老手段。

3月15日，老報人、《大公報》當家者胡政之不顧花甲之年，親自主持香港《大公報》復刊。胡政之為香港《大公報》寫了復刊詞，強調了中國民眾所處的政治環境，也重申了“文章報國”的初衷：

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蕩，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的斗爭著，相互激蕩著最受苦的，也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

胡政之是自由知識分子，一位正直的、有影響的且有愛國情懷的老報人。胡政之辦《大公報》的初衷只“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不黨不派，對“兩極端的政治思想斗爭”并不感興趣，甚至表示反對。因此，胡政之反對內戰，真正關心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民大眾。在這種焦慮中，胡政之一個月后因病回上海養病，無奈地告別了心愛的報紙。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因病去世，享年六十歲。

7月8日，鄧李惺（1907—1995）、陳銘德（1897—1989）夫婦已創辦二十年的南京《新民報》，被國民政府援引《出版法》簽發“永久停刊令”。消息傳出，輿論嘩然，報界稱之為“不幸事件”。對《新民報》的停刊，上海《大公報》、重慶《世界日報》等紛紛發表署名文章進行抗議。王蕓生主持的上海《大公報》發表曹聚仁、胡道靜（1913—2003）、毛健吾（1905—1968）等二十四人聯合署名文章《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并為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矛頭直指國民黨、蔣介石。此文一經刊出，很多報刊紛紛轉載此文，聲討蔣介石。與此同時，王蕓生在《大公報》發表社評《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痛斥國民黨的反動文化專制，主張廢止鉗制人民言論自由的《出版法》。

對此，國民黨《中央日報》氣急敗壞，發表社論《在野黨的特權》等指控王蕓生為“新華廣播的應聲蟲”，攻擊王蕓生效忠“共產國際”。不久，《中央日報》發起“三查王蕓生運動”，并發表社論《王蕓生之第三查》，要對王的“罪行”進行“清算”。

國民黨當局這種拙劣的蠻橫霸道沒有嚇倒報界，他們以浩然之氣反擊國民黨當局。這樣，國民黨當局一邊殘酷打壓查禁進步報刊，而另一邊知識分子議政的報刊從南到北也紛紛問世，幾乎四面開花。例如，北平的《新路》創刊，不久被封了；《周論》周刊創刊，不久也被封了。因此，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當局極權主義的聲討，一直在社會上涌動，而這也是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一道明麗的風景。

11月13日，曾經在輿論界叱咤風云、風光無限的陳布雷在家中自殺身亡，也反映了近代知識分子在時局變動中卷入政治漩渦的無奈和矛盾。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徹底失勢，也標志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和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

然而，國民黨的敗局已定，但其仍然在掙扎，對輿論的鉗制也絲毫沒有放松。

3月19日，國民黨當局發布取締發行達五萬余份的上海《展望》周刊的查封令，“（《展望》周刊第三卷第十七期所刊之文）言論荒謬，挑撥離間，公開反對戒嚴令之措置，違反國策，值茲戒嚴期間，奉令應予停刊處分”（《新聞研究資料》總第十六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2年，第194頁）云云。

對此，被譽為“繼承了《生活》周刊傳統”的《展望》周刊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立即給讀者發了告別書——《告別了，再見》：

我們以欲言無語的心情來宣布：本刊奉令停刊了。

在這樣一個翻天動地的大時代，一個刊物的被令停刊可說是一件無關宏旨的小事。被令停刊既不由《展望》始，也不會隨《展望》停刊止。

文化事業是我們這一群的終身志趣，我們當永遠跟隨在讀者諸君的后面，隨時貢獻我們的力量，以答謝讀者們的愛護盛意。

告別了，再見！

當時，北平、天津已經和平解放，成舍我創立的北平“世界”報系被解放軍接管，天津的《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已融入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

然而，那些還沒有解放的地方的報刊，如上海、重慶等城市的報刊出版等仍在國民黨當局的審查和控制之下。直到5月解放大軍渡江之前，那些誕生在漫漫長夜中的眾多知名報刊紛紛被迫停刊，至此退出了中國新聞史的前臺……

（本文摘自《紙上起風雷》：中國文人190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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