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吳宓（字雨僧，亦字雨生）是一位經歷了晚清、民國、共和國三個時期的學者、詩人，在他與同輩人生活的那個時代，除非處理緊急要事，偶爾拍發電報或通電話，書信才是最為普遍廣泛通用以傳遞信息的重要工具。

父親生前喜歡寫信，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幾乎時時都在寫信、復信，亦經常接讀各方來書。有關于清華外文系系務的，也有《學衡》雜志和《大公報·文學副刊》投、退文稿以及對他所編報刊提問或批評的各種信件，最多的還屬親長師友學生來書。我見過父親分門別類擱置所收書信的紙箱木匣，雖然定期清理，還常堆積得滿滿當當。知友來書，則列于長案幾上，分別疊放，便于隨時檢取展讀回復。而如他尊敬的師輩白璧德（Irving Babbitt）、穆爾（P. E. More）、黃節（字晦聞）、張爾田（字孟劬，號遁庵）、柳詒徵（翼謀）等先生的手諭來書，他總在恭讀后用紙包好，收藏于書桌屜內，不時取出重讀，感受教益。知友書信亦多是父親喜讀和鄭重保存的，內容不僅談書論學，探索人生哲理，共商志業大計，交換各種信息，亦互通款曲，傾訴衷腸，嘆時代風云的變幻，憂國家民族之興亡。有時也說些身邊人，眼前事，感慨生活的甘醇與苦澀，暢述友朋之間的眷念。信函中時附詩作，也有以詩代函的。

父親在他的日記中，對于接讀親長師友學生書札的記述不少。我也曾于父親生前，悄悄讀過他分列長案幾上的知友來書若干封。印象較深的，如蕭公權先生的手札，言辭修潔，書法精美，明達智慧，暢抒胸懷，淳樸真摯的牽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間。郭斌龢（字洽周）先生的來書，多與父親切磋學問，研討學術導向、籌劃辦刊濟世……對思想困厄中的老友給予支持鼓舞。潘式（字伯鷹）先生的詩函，則充滿文人旨趣，以秀逸的書法，輕松的筆調，表述個人生活及父親所熟悉諸君的近況，言笑舉止，躍然紙上，也許是冀借此舒緩一下詩友悲愴低沉的心緒。還有父親清華、哈佛的同學，東南、清華的同事樓光來先生，對因失戀絕望而難以自持的知友，諄諄勸導，友誼之誠摯懇切，使我深深受到感動。

2010年，我在整理《吳宓書信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出版）時，即聯想到父親接讀的那許多師友書札，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亦應及早搜集、整理出版，公諸于世，嘉惠后人。但當我實際著手進行此事時，才發現搜集是何等的不易，有些已幾無可能找見。后從細讀父親日記及其所遺的零星筆記、雜記中得悉，他歷年保存的知友書札，在日軍逼近，急驟撤出清華園前；在抗戰時期流離后方，幾度遷徙間，為精簡行篋、減輕負擔，不得不忍痛毀棄一批。解放之初，對新政權缺乏了解，顧慮重重，尤以1951年冬詩案之失，深懼禍危，而痛將身邊多年所藏的知友手札、詩函，連同自己的詩作，自行焚毀。另，自1949年以來，雨驟風狂，天翻地覆，父親對舊日一般朋友之情志，皆不能明悉。莫知其何愛何恨，何去何從；虎鼠龍魚，莫知其變態；而憂讒畏訐，皆未敢通信。至于知友書函詩作，雖穩慎周密，決不至賈禍招譏，父親亦難以完整自存：或在運動中被抄沒，或被人竊取，或托付他人代為保管而不肯歸還。由于以上種種原因，我所搜集到的父親師友書札實在數量不多，很覺失望和愧疚。然我經此搜集過程，得與父親的若干知友后人交流，使我益深感悟和體會父輩學人晚年生活歷程的艱困痛苦，增長不少見識。所幸我久居上海、北京的母親（以離休早，所受沖擊較少）不負父親重托，將他十分珍貴的早年師友書札完好地保存下來。

本書所收一百多位作者的書信284通，均按作者所寫第一封信的年月順序編排。為方便讀者閱讀，外文來書全部譯為中文。本書所收書札數量雖然不多，但時間久遠，有些手札，書于百余年前，吉光片羽，映射出時代的印痕，可為歷史（或學術史）的補充和佐證。知心友人在困厄不幸中，相互給予的支持、幫助和鼓舞，堅守文化信仰的主張，那些簡練、隱忍的筆觸，誠摯親切的話語，令我感動，很自然地想起伏爾泰（Voltaire）所說“書信是生命的安慰”一語的簡潔、貼切。

本書如有編譯錯誤之處，敬請讀者諸君不吝賜教，給予改正。

最后，甚祈今尚保存有吳宓師友書信的朋友，能賜借編者，增補入書，以臻完備。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