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5 世紀，華夏大地風云變幻。南方，《吳越爭霸》正如火如荼地上演著，而在北方，一場決定晉國命運的大戲 ——“三家分晉”，也緩緩拉開了神秘的帷幕。

自晉文公登上天下霸主的寶座后，晉國的政治格局悄然發生著變化。趙、魏、韓、范、中行、智這六大家族，如同六股暗流，逐漸匯聚并侵蝕著晉國的軍政大權，成為了晉國真正的主宰者。這場權力的游戲，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于戰場上的刀光劍影，而最終的結局，將是六個家族中誕生出最后的勝利者，徹底瓜分晉國那豐厚的政治遺產。

而這一切的導火索，源自趙氏家族內部的一場裂變。

公元前 501 年，衛國突然背離晉國，齊國趁機以 “助衛” 為名，氣勢洶洶地討伐晉國的夷儀（今河北邢臺）。這一舉動，無疑是在晉國的家門口燃起了戰火。次年，晉國為了挽回顏面，報復衛、齊兩國，迅速出兵包圍衛國首都，試圖將衛國重新拉回自己的陣營，同時也為伐齊鋪平道路。

戰爭結束后，衛國為了求得晉國的諒解，不得不獻上五百家人口。這五百家人口，暫時被安置在了邯鄲。當時，執掌晉國軍政大權的是威名赫赫的趙簡子趙鞅，而邯鄲則是晉國邯鄲大夫趙午的世襲封地。說起來，趙鞅的五世祖是輔佐晉文公的趙衰，趙午的五世祖是趙衰之兄趙夙，如此算來，趙鞅和趙午乃是同宗同族的堂兄弟。

然而，親情在權力和利益的面前，有時竟顯得如此脆弱。公元前 497 年，趙鞅一聲令下，要求趙午將衛國進貢的五百家人口送到晉陽，由自己直接管理。趙午心中暗自思量，邯鄲作為自己的世襲封地，一切決策自然要以邯鄲的利弊為出發點，而非單純考慮晉國或趙氏的利益。

邯鄲離晉國首都絳城路途遙遠，中間還橫亙著一座巍峨的太行山，交通極為不便。但邯鄲與衛國同屬華北平原，相距較近，在趙午看來，理應守望相助。正因如此，衛國才放心地將五百家人口放在邯鄲。若將這五百家送到晉陽，無疑是斷絕了邯鄲與衛國的關系。

為了不得罪趙鞅，同時又想挽救邯鄲與衛國的關系，趙午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自以為兩全其美的辦法。他決定繞個圈子，先侵略齊國，以此引發齊國出兵邯鄲，然后再以 “避禍” 的名義，順理成章地把五百家送到晉陽。這樣一來，邯鄲與衛國的關系得以保全，趙鞅的命令也能有個交代。

然而，趙午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一番 “折騰”，卻徹底打亂了趙鞅的布局。趙鞅的初衷，本是為了破壞邯鄲與衛國的關系，防止兩者因共同利益勾結在一起，從而維護晉國的領土完整以及趙氏家族的團結。可經過趙午這么一弄，邯鄲與衛國的矛盾，瞬間轉化成了晉國與衛齊的矛盾，甚至變成了趙鞅與衛齊的矛盾。趙午的做法，不知不覺間，竟有了一絲分裂晉國、分裂趙氏的意味。

趙鞅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怒發沖冠，立即下令召趙午回晉陽，隨后便將其誅殺。為了挽回事態，消弭晉國、趙氏與邯鄲之間的矛盾，趙鞅派人通知邯鄲，允許他們任意擁立趙午的繼承人，晉國和趙氏都不會加以干涉。

從政治層面來看，趙鞅處理問題的大方向或許并無差錯，但在邯鄲眾人眼中，趙鞅隨意殺人，如今卻想用一句話輕松揭過，這實在是太過天真。于是，趙午之子趙稷、趙午的家臣涉賓一怒之下，直接舉兵起事，以邯鄲之地叛離晉國、叛離趙氏。

以一城叛一國、以一家叛一族，在春秋時期，這無疑是極為罕見的舉動。但他們既然敢如此行事，自然是有恃無恐。他們的底氣，源自用血緣維系的龐大政治勢力。

晉國六卿之間世代聯姻，各種關系錯綜復雜，猶如一張緊密交織的大網。趙午的舅舅正是荀寅，荀寅的親家則是范吉射，正所謂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 荀寅身為中行氏的宗主，范吉射作為范氏的宗主，換言之，邯鄲的背后，站著的是中行氏和范氏這兩棵大樹。

姻親關系使得荀寅、范吉射與邯鄲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當時晉國無力向外開拓，內部陷入存量競爭的局面，又促使荀寅、范吉射為了擴大自身利益，萌生出兼并其他家族的想法。在這樣的背景下，邯鄲反叛后，中行氏和范氏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邯鄲一邊，企圖打倒趙鞅，瓜分趙氏，進而重新洗牌晉國的政治格局。

同年 7 月，荀寅和范吉射率領大軍，氣勢洶洶地起兵討伐趙鞅，響應邯鄲的叛亂。其實，在他們起兵之前，趙鞅的家臣董安于就已經得到了消息。董安于深知事態緊急，趕忙建議趙鞅提前做好準備，先下手為強。然而，趙鞅卻拒絕了這一建議。

原來，晉國有一項被眾人奉為圭臬的政治準則，或者說是一種大家都遵循的政治秩序 ——“始禍者死”。也就是說，首先發動叛亂的人，將被視為破壞晉國和平的公敵，而被動防御的人則天然擁有道德制高點，無論采取何種行動，都更容易得到眾人的諒解。

于是，明知荀寅和范吉射即將起兵，趙鞅卻不為所動。他寧愿暫時損失一部分力量，也要贏得這至關重要的道德制高點，然后依靠大義名分，后發制人。就這樣，荀寅和范吉射起兵之后，趙鞅有條不紊地一步一步撤往晉陽。而這個看似無奈的決定，卻在日后成為了他回歸絳城的重要籌碼。

那么，既然荀寅和范吉射站在了邯鄲一邊，又有誰會站在趙鞅這邊呢？

趙氏在晉國深耕二百年，根基深厚。雖說其他家族并不希望趙氏繼續壯大，但這并不妨礙他們與荀寅、范吉射之間存在矛盾。《春秋左傳》中記載：“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范皋夷作為范吉射的庶子，不受寵愛，若想繼承范氏的家業，就必須打倒親生父親范吉射及其嫡子。智文子荀躒，作為智氏宗主，為壯大智氏的勢力，想推薦自己的黨羽梁嬰父成為晉國六卿之一。而要想名正言順地實現這一目的，荀躒和梁嬰父就必須立下大功。此外，韓氏宗主韓不信與中行氏宗主荀寅有矛盾，魏氏宗主魏曼多與范氏宗主范吉射也矛盾頗深。盡管他們并不愿意主動站在趙鞅一邊，但卻非常樂意借此機會，打倒荀寅和范吉射。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五人因共同的利益聯合起來，站在了荀寅、范吉射的對立面，為逃往晉陽的趙鞅爭取到了難得的休整時間。而在這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人，便是智文子荀躒。

為了獲得足夠的大義名分，荀躒向晉定公進言：“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意思是說，晉國的政治原則是發動叛亂者死，如今邯鄲、中行氏、范氏發動叛亂，卻只驅逐趙鞅，這實在是不公平。唯有驅逐這三家，才能維護晉國的政治秩序。晉定公此時已無權無勢，面對荀躒的提議，只能無奈地表示：你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至此，撤往晉陽的趙鞅，便和智、韓、魏三家間接達成了統一戰線。

11 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統領大軍，氣勢恢宏地討伐荀寅、范吉射，并把晉定公安置在軍中，來了一出春秋版的 “奉天子以討不臣”。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他們浩浩蕩蕩地出征，最終卻丟盔棄甲，狼狽而回，慘遭戰敗。

這場勝利，讓荀寅和范吉射信心極度膨脹，他們決定孤注一擲，盡起大軍，討伐晉定公。明明是其他三家出兵，他們卻將矛頭對準晉定公，其目的不言而喻，無非是想奪取晉定公，再以晉定公的名義發布討伐命令，從而獲得大義名分，反向來一出 “奉天子以討不臣”。

見他們二人準備這么做，從齊國逃亡而來的高疆極力反對。高疆語重心長地說道：“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意思是說，多次折斷胳膊就會成為治療折臂的良醫。討伐國君這種事，是不會得到民眾支持的，我就深受其害。如今三家之間并不和睦，我們可以各個擊破。如果先討伐國君，反而會使他們團結起來。

然而，此時的荀寅和范吉射早已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根本聽不進高疆的勸諫。他們一意孤行，隨即起兵討伐晉定公。

果然，晉國首都絳城的人民聽說荀寅和范吉射竟敢討伐國君，頓時群情激憤，紛紛將他們視為晉國的叛臣。百姓們揭竿而起，自發保衛晉定公，并出城與荀寅和范吉射的大軍展開激戰，最終擊敗了他們。而荀躒、韓不信、魏曼多見兩人戰敗，敏銳地感覺到反敗為勝的戰機已經來臨，立即統兵追擊，一路連戰連勝。

荀寅和范吉射在晉國已無容身之地，被迫逃往朝歌（今河南淇縣）。而趙鞅則從晉陽回到絳城，與晉定公舉行會盟，重新執掌了晉國的軍政大權。

此后六年，晉國陷入了連綿不斷的平叛戰爭之中。盡管齊、魯、衛、宋、鄭、中山等諸侯國甚至周朝，都卷入了晉國的內亂，并且紛紛出人出物資助荀寅和范吉射，但晉國憑借其強悍的國力，屢戰屢勝。終于，在公元前 492 年 10 月，趙鞅統帥大軍攻破朝歌，次年 9 月又成功攻破邯鄲。荀寅和范吉射無奈之下逃往齊國，趙稷則逃往臨城（今河北臨城），此后便下落不明。

為了報復各諸侯國支持中行氏和范氏、分裂晉國的行為，平定叛亂后的晉國連年出兵伐衛、伐中山、伐齊，讓各諸侯國真切地嘗到了春秋第一大國的鐵拳。而作為這一系列戰爭的統帥，趙鞅建立了赫赫無雙的功業。

公元前 482 年，吳王夫差北上黃池會盟，試圖奪取天下霸主的地位。趙鞅輔佐晉定公參與會盟，并巧妙地利用吳國出現內亂、吳王夫差急于回國的心理，一再拖延歃血的日期，為晉國爭取到了主動權。經過一番驚心動魄的心理較量，晉定公最終得到了第一個歃血的權力，晉國再次成為名義上的天下霸主。可以說，晉國的復興，趙鞅功不可沒。

到了這個時候，中行氏和范氏作為晉國的叛臣家族，已然背負上了濃濃的政治污點，再也無法回到晉國權臣的第一梯隊。而喪失權力的政治家族，其日后的命運，必然是被其他家族兼并。晉國六卿，至此削減為智、趙、魏、韓等四卿。

造成這樣結果的最重要轉折點，便是智文子荀躒決定擁護晉定公，而中行文子荀寅、范昭子范吉射卻決定討伐晉定公。這一念之差，讓兩個家族的百年經營瞬間化為烏有，自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至于范皋夷，這個背叛家族、背叛父親的庶子，又有誰會真正在乎他的結局呢？

盡管趙鞅重新執掌了晉國的軍政大權，但晉國四卿之間的紛爭，并未就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韓氏歷來是趙氏的追隨者，而魏氏始祖雖為晉文公時的猛將，但從未執掌過晉國國政，缺乏足夠的政治威望。因此，此后能與趙氏爭鋒的，唯有曾聯絡其他家族擁護晉定公、擊敗荀寅和范吉射的智氏宗主荀躒。

早在擊敗荀寅和范吉射的時候，韓不信和魏曼多就提議召趙鞅回朝，史書記載 “韓、魏以趙氏為請”。值得注意的是，智氏的荀躒，并未參與這一行動。

等趙鞅回到絳城后，梁嬰父企圖挑起新一輪的政治斗爭，他找到荀躒，說道：“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何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 安于，便是趙鞅的家臣董安于。梁嬰父的意思是，若不殺董安于，晉國遲早會落入趙氏之手，不如現在就以董安于為借口，趁機討伐趙氏。

梁嬰父重提董安于，可謂是居心叵測。他的邏輯是，董安于明明知曉荀寅和范吉射起兵的消息，卻不向國家檢舉揭發，簡直就是晉國內亂的罪魁禍首。既然董安于是晉國的罪人，那么趙鞅作為董安于的家主，罪責豈不是更大？如此一來，討伐趙氏便名正言順了。

荀躒聽聞梁嬰父的話后，不假思索，直接向趙鞅問責：“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也矣，敢以告。” 意思是說，荀寅和范吉射起兵的消息，董安于竟然能提前知曉，你敢說他沒有參與其中？如今荀寅和范吉射已經伏罪，董安于該如何處置，你自己看著辦。

荀躒的這番話，猶如一把利刃，直刺趙鞅要害。若趙鞅要保董安于，卻又拿不出董安于未參與叛亂的證據，那就只能接受荀躒的問責，讓 “討伐趙氏” 變得名正言順。若趙鞅不保董安于，便相當于親手誅殺董安于，如此一來，以后誰還愿意追隨趙鞅，為趙氏的基業鞠躬盡瘁？無論趙鞅如何選擇，都將面臨無窮的弊端。

從這兩件事不難看出，荀躒既不希望趙鞅回朝，更不希望趙氏延續下去，他的兩次出手，皆是不見血的致命殺招。趙氏和智氏之間，自此結下了無法化解的政治矛盾。

荀躒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而從趙鞅之前的種種作風也能看出，他同樣不是易于之輩。面對荀躒的步步緊逼，趙鞅權衡利弊，最終選擇了退讓。他深知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的道理，決定讓咄咄逼人的荀躒暫時高歌猛進，而自己則藏于幕后，默默經營，等待時機成熟，再一擊必殺，絕不留情。

既然趙鞅選擇了退讓，董安于便成了這場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哪怕要背負誅殺家臣的惡名，損害自己苦心經營的名望，董安于也必須死。否則，就無法給荀躒一個交代，趙氏也就無法真正獲得安全。

于是，趙鞅將荀躒的話轉告給董安于，但并未表明自己的態度。董安于何等聰明，瞬間便明白了趙鞅的意思。他回到家中，毅然自縊身亡。隨后，趙鞅將董安于的尸體放置在絳城中心，讓整個晉國的人都知道，他趙鞅誅殺了自己的家臣。

趙鞅的這一做法，無疑是自毀名望。從此以后，趙鞅唯一能做的，便是鞏固自己的地位，鞏固趙氏的地位，想要吞并整個晉國，已然絕無可能。而荀躒見到董安于的尸體后，也明白了趙鞅的妥協，最終選擇與趙鞅和解，史載 “知伯從趙孟盟”。

總的來說，在政治功績方面，趙鞅是勝利者，荀躒稍處下風；但在權力斗爭方面，荀躒卻占據了上風，趙鞅被迫退讓。此后數十年，盡管趙鞅建立了赫赫功業，但趙氏家族卻逐漸隱退，而智氏則憑借政治斗爭的勝利，開啟了高歌猛進的輝煌歲月，逐漸從晉國六卿中的落魄家族，一躍成為晉國四卿中的最強家族。

時光流轉，趙鞅和荀躒的政治風格，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政治繼承人。

趙鞅的嫡長子是伯魯，幼子是無恤。在決定繼承人之前，趙鞅想出了一個獨特的辦法。他準備了兩支寫滿訓誡辭句的竹簡，分別分給伯魯和無恤，而后便不再過問。三年后的一天，趙鞅突然問起竹簡之事，結果伯魯的竹簡早已不知去向，而無恤不僅竹簡仍在，還能熟練背誦上面的訓誡辭句。

對于無恤的表現，趙鞅十分滿意，正式決定立無恤為趙氏繼承人。《資治通鑒》中記載：“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后。” 但依我看來，無恤能將竹簡隨身攜帶整整三年，足以說明他是一個心思縝密、行事謹慎的人。而這種謹慎的風格，正是歷經風雨的趙氏所迫切需要的。所以，趙鞅選擇無恤做繼承人，并非僅僅因為他能背誦訓誡辭句，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所具備的謹慎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