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周內，有兩個滴滴司機幾乎對我說了一摸一樣的話，即在我下車前，二人都感慨路程太短了，不能多和我聊一會。

這令我覺得有必要做一個簡述和思考。先說今晚的情況，十點半多和同事打完桌球，叫個滴滴快車回家，因為耳機丟在臺球廳，所以中途又繞回去了一趟，導致原本12、3分鐘的路程拉到20分鐘。

中途大概有兩件事擊中師傅，第一是有一段地下環形路很復雜，他擔心走錯，我告訴他錯了就繞回來，他又擔心繞了之后平臺會扣分，顧客會投訴，我說不至于，請他大膽放心。他說能說這樣話的乘客越來越少了，很感謝我。

第二個點是我釋放了好為人師的屬性，因為一個話茬，我提醒師傅開滴滴這事兒不能持久，一定要早做打算。我特意提醒他，哪怕去地鐵口賣炒粉都有回頭客和技能積累，而開滴滴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不到希望的職業。

他很認可，表示現在根本掙不到錢，也不敢休息，我繼續告訴他，找一個自己有關系或有積累的領域，用半年時間做深，力爭超過90%的人，你就會有飯吃，甚至可以過得很不錯。

師傅聽了連連點頭，說一定會記住我的這段話。彼時車輛接近到達目的地，所以司機說了開頭的那句話。

另一個師傅大概是四五天前，和同事吃完飯后，我蹭同事的車去地鐵口，中途聊到帶孩子的問題。司機師傅對我“孩子最好由父母自己帶”的觀點深表贊同，幾句下來，原來司機師傅的孩子是他丈母娘帶的，雙方理念不合，聽起來師傅十分后悔，覺得當時應該自己帶。

但我又補充了一句，其實長輩也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很努力幫助下一代…師傅聽了這話也很贊同，大概覺得我比較公允。但此時我已經要下車了，師傅顯然意猶未盡，希望和我繼續探討養育與家庭關系問題，于是感慨了一句：哎呀，可惜你這么快就到了，真希望和你多聊幾句。

作為一個“好為人師”的中年人，我盡量遏制自己對年輕人的“教育”沖動，但面對四五十歲的男性滴滴司機，我出于曾經的職業習慣去，我會經常和他們做些交流，也很自然去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我之所以把這兩個案例記錄下來，是因為我認為它折射出滴滴司機當下所面臨的兩個普遍性困境，第一、內卷化背景下的職業出路完全陷入迷惘；第二、城市化背景下養育過程夾雜的代際理念沖突難以調和。

滴滴司機的職業危機，伴隨著中國經濟下行而愈演愈烈。通過觀察，這幾年滴滴司機的收入越來越低了，車內有異味的比重越來越高了，他們的怨氣自然也越來越濃了。他們已經很努力了，但依然掙不到錢，這就是現狀。

滴滴司機的家庭危機不是行業特例，而是伴隨著中國快速城市化而必然大規模出現的現象。以滴滴司機為例，他們即便定居在大城市，當老家的老人來到城市協助帶娃，其養育方式的沖突幾乎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比韓國還要更加“壓縮性現代化”，30年發展相當于歐美200年，背后的代際觀念沖突渴望尋找到合適的爆發場景，養育孩子大概是最突出的。

對滴滴司機們來說，職業危機是社會性的，存在于外部；家庭危機是私人性的，存在于內部。內外夾擊，就是他們面臨的真實現狀。

幾天前，我和一個年輕的朋友說過一句話：過去我認為70-85出生的這批人趕上了好時候，教育、市場、開放、地產的紅利都趕上了，但最近我覺得不能僅僅看他們有成就的人，這批中還有大量在過去幾年破產、失業或陷入低谷的人，他們普遍在40-55歲之間，既錯過了職業轉型的最好機會——中年轉型太難了，又遭遇了延遲退休——距離拿退休金還有很多年。

可以說，對今天這一代中年人來說，他們就像掉進時代縫隙的馬嘍一樣，怎么努力都很難爬上來。而我捫心自問，之所以要以一個“觀點輸出者”的角色給他們提供情緒價值和所謂建議，包括來做這樣一個記錄梳理，與其說是為他們著想，還不如說是一種潛在的自我告誡：一旦我掉進了縫隙，我應該如何如何應對…

（當平臺詢問是否套路時，除了確認沒有繞路外企，單獨和師傅打賞了10元，算是一個中年人對另一個中年人的一點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