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那一年，我當了搬運工。這是我很感激命運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間一堂大課。最初接觸搬運工，我很受驚。比如他們總是隨地大口吐痰，脫口罵臟話，還有女工們追逐著脫男人褲子。有天一個青工上班時說：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墻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他說時興高采烈，一邊還比劃，聽得我驚心動魄。當我來到棚戶區，也就是我的小說《風景》中寫到的“河南棚子”之后，所受的震動更大。一個同事家只有五六個平米，他跟父親睡上下鋪，桌子是一個紙盒子，里面裝衣服，平常鋪塊塑料布當飯桌。即便如此，他們對生活還是持一種達觀態度。當然，這種達觀中也有無可奈何，用他們的話說：怎么辦呢？只能這個樣子呀。他們的狀態，不可能不影響我的人生觀，以及我多年的寫作態度。

知識分子相對自私，工人則豁達得多。這當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多數不關心他人之事，有時這是好事，但更多讓人有冷漠感。工人卻不。他們對朋友很仗義，江湖氣比較重。他們活得有強度也韌性，扛得住人生的艱辛勞苦。知識分子眼里的苦難，在他們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他們沒有那么矯情，表現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蕩。

我寫過不少底層人物，像《萬箭穿心》的李寶莉，她是我很喜歡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沒文化，但遇到大事卻不糊涂，能扛得住事。在這點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典型吃軟不吃硬的那種人。年輕時我也很沖。1982年我還在上大學，一次詩會上，老詩人讓我這個在場唯一的大學生發言。我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大意）。那時太年輕，說話太不客氣，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結果被批了很久，嚇得我好幾年開會都不敢發言。其實不過是說了真話罷了。

我說話向來直率，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有時候還笑我“童言無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會不高興，不過我想，你不高興也不關我的事。我其實多是對事不對人。我也認真思考過：是改變自己性格的難度大呢，還是扛住別人、尤其是上級的厭煩難度大？后來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么樣？誰想煩就讓他煩好了。多大個事呢？

如果一個人無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和說話，沒什么可以畏懼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選擇，以及性格帶給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

在我看來，在對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判斷上，偽知識分子多以對自己有利無利為標準，真知識分子則站在一個健康社會共同認定的價值標準上進行判斷。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我寫過一篇小說，《惟妙惟肖的愛情》，談到父子兩代知識分子。前一代人雖然也有問題——比方被各種運動折騰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線。他們至少尊重知識，尊重規則以及尊重大學。現在卻是無底線的為所欲為時代。官本位的學校已沒有大學的尊嚴，沒有學術自由的空氣。大量知識分子迅速向權貴靠攏以及盡可能諂媚，盡可能為己謀利。說退步，還太溫和了，知識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現在，用墮落一詞更準確一點。

我家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文壇有很多派，但我不屬于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機會當官，三十幾歲時被選去當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訴我，這是要培養你了，但我就是沒興趣。我這輩子就是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作家，這是我最大的歡喜。但我也不算特別叛逆的人。比方讓我當省作協主席，我也不想當，但同事們希望我不要拒絕，我想，只要能讓我繼續寫作，當也可，不當也可。多大個事呢？

像我這樣的作協主席不是公務員，不是黨員，基本也不管事。但這個身份還是會影響我說話的尺度。我認為自己只代表個人，但人家不這么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評魯迅文學獎評委“重人情而輕文學”，雖然這是事實，但到底還是不太合適。畢竟評委是作協請來的，而我是這家作協的主席。妥協的事自然也會有。比如黨組領導常是空降來的，他們從未在文學圈待過，會有一些不合適的決定。所謂妥協，就是我不參與。若說有沒有限制，還是看自己的人生態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當個主席使也就沒什么。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問題還是出在體制本身，改革是必須的。我常跟人說，看中國的改革有沒有深入，就看作協和文聯這樣的機構有沒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這樣的社會，作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當然是有的。它們來自看到全社會墮落和潰敗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壞得難以挽救的悲觀感，還有看到人性之惡已然放大到無以遏止地步的絕望感。事到如今，我們卻還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