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張學良重獲自由后，立刻主動聯系了歷史學家唐德剛，請他為自己寫一本口述回憶錄。

唐德剛受寵若驚之余，詢問張學良為何選中自己，張學良回答，他看過唐德剛寫的《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口述，唐德剛執筆），覺得寫得很好，自己雖然沒有見過李宗仁，但他太了解蔣介石，而唐德剛筆下所寫的蔣介石和李宗仁口中的蔣介石，就是“百分之分百的蔣介石”。張學良翹著大拇指，連連稱贊唐德剛：“寫得好！寫得好！”

作為蔣介石一生的勁敵，李宗仁曾2次把蔣介石逼下野，他對蔣介石有著一般人難有的近距離觀察和長時間接觸。而他對蔣的認識完全符合張學良對蔣的認識，算是“雙重認證”了。那么，《李宗仁回憶錄》中的蔣介石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形象呢？這就是本文要介紹的內容。

李宗仁第一次見蔣介石是在1926年5月11日，當時李從廣西趕到廣東，會見蔣介石并力主北伐。蔣介石此時卻深陷和汪精衛、胡漢民的斗爭和國共摩擦之中，故而推辭說：廣州的情形太復雜，現在不宜北伐。

這次談話進行了幾個小時，李宗仁都沒能說動蔣。回去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談及對蔣介石的印象時用了3個詞形容：嚴肅、勁氣內斂、狠。李宗仁說：“古人說共患難易，共安樂難。像蔣先生這樣的人，恐怕共患難也不易！”白崇禧聽后表示贊同。

蔣介石的政治手腕

“蔣中正的為人，因其幼年混跡于上海的黑社會，頗受其熏染。對同事，御部屬，一以權詐為能事。在在均使賢者裹足，壯士離心，而攀龍附鳳之徒則蟻附帷幕。”

在李宗仁看來，蔣介石辦事好用“權詐”。這是他成功的秘訣，同時也是他失敗的根本。

原先的蔣介石，是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參謀長，但許崇智生活放蕩，辦事守舊，把部隊的大事都交給了蔣介石，于是粵軍的大部分領導權就落到了蔣的手里。而蔣也借此機會，把他的黃埔學生安排進了粵軍，對粵軍進行改造。此后，蔣介石在友軍的協助下，兩次東征陳炯明，消滅劉震寰、楊希閔，確實立下了不少戰功，“這些都使我們（李宗仁桂系）遠道得聞，深致敬佩”。

這次李宗仁親眼見到蔣介石，卻感覺此人：嚴肅、勁氣內斂、狠、難共富貴。

此時的蔣介石，已經是國民黨中的實權人物。而在2年之前，國民黨改組的時候，蔣介石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他為何能迅速崛起？李宗仁分析認為，整個過程，蔣介石主要“得力于權詐多，得力于功勛少”。

在國民黨改組之初，孫中山推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一期間，蔣介石積極靠攏，表現出了“國民黨左派”的積極立場。他聯絡蘇聯顧問鮑羅廷、廖仲愷、汪精衛等人，積極打擊以西山會議派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竟然成了左派的代表人物。廖仲愷被刺后，蔣介石借蘇聯顧問鮑羅廷之手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并剪除了西山會議派的勢力，實力進一步鞏固。

然而在此之后，蔣介石又利用黨內排共的情緒，重新和右派聯系，并在3月20日發起了中山艦事變，拘押了俄國顧問，逼迫汪精衛下臺。汪精衛離開后，蔣介石將中山艦事變的責任推給了其部下的右派軍官如吳鐵城，將他們關押拘禁，重新騙取了蘇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信任。

（之后，蔣介石擔任北伐軍總司令，不斷鞏固自己的羽翼，最終又在上海發起清共。）

在此之后，革命軍開始北伐，李宗仁在蔣介石的手下統軍作戰，對蔣介石的作風便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一時期他的總結是：蔣總司令治軍無法度，遇事不論軍法而好市私恩。

當時的北伐軍內部派系復雜，既有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又有李宗仁這些旁系。蔣介石作為總司令，偏袒傾向非常明顯：各軍出發后，部隊按期給士兵發草鞋，但蔣介石卻吩咐，他的第一軍每一士兵發給兩雙，其他二、三、四、六各軍，平均每一士兵連一雙草鞋還領不到。

當時第一軍的部隊鬧了虧空，發不出軍餉來，蔣介石就會把負責的中下級軍官叫到自己辦公室，問他為什么鬧虧空。被詢問的人往往坦白說：“校長，是我一時行為失檢，把軍餉賭輸了。”蔣介石聽后就會把此人大罵一頓，然后寫一張條子，讓他到軍需處領錢，把虧空填上。為什么？因為這些人都是他的黃埔學生，蔣介石為了籠絡他們可以不顧及軍法。

蔣介石的這種作風到后來愈演愈烈，同樣的罪名，不是他的學生就會被就地槍決，是他的學生卻能逍遙法外。整個軍隊分為嫡系和旁系，內部矛盾不斷激化。即使在嫡系內部，由于上上下下都能“通天”，大家都唯蔣之命是從，也會導致將帥不和，上下傾軋。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

“總而言之，蔣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總司令是一個極端頑固偏私而嫉賢妒能的人，他對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統兵將領，都時時防范，連何應欽這樣四平八穩的人，他都不能放心。”

蔣介石的軍事才能

“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來統兵作戰，安有不敗之理？”

蔣介石原名蔣志清，少年時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因不受校規被開除。后來去了日本陸軍振武學校，繼續接受軍事教育。蔣介石自稱就讀于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但李宗仁知道蔣介石是在撒謊。李宗仁并不覺得從哪里畢業很重要，畢竟英雄不問出處，他只是不喜歡的是蔣介石的詭詐，多此一舉。

蔣介石的軍事才能如何呢？以李宗仁的視角看就是三個字：不合格。

李宗仁認為蔣介石打仗最大的毛病就是意氣用事。《孫子兵法》說：“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而蔣介石往往相反。自北伐以來，蔣介石指揮的武昌之圍、南昌之圍、徐州潰退、淞滬會戰，乃至后來國軍在東北戰場和淮海戰場上的失敗，都和蔣介石的這個缺點有著莫大關系。

這些失敗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明明應該采取更據策略性的進攻方式，或者更有計劃的撤退，但蔣介石卻逞一時之快，強令部下正面硬攻，結果導致作戰失敗。

以淞滬會戰為例。淞滬會戰進行數天后，國軍阻擊的目的已經達成，已成強弩之末，按理應該后撤，但蔣介石卻嚴令有敢擅自撤退者軍法從事，誰要是說前線作戰不利，往往被蔣一通臭罵，所以前線將領只能謊報士氣旺盛、戰局還可維持。

當時白崇禧幾次勸蔣，讓蔣有組織地撤退，不要把“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作孤注的一擲”，蔣介石幾次拒絕，到最后才同意。李宗仁認為，與日軍的作戰不應該爭一日的短長，不應該“以匹夫之勇來從事國際大規模戰爭”，多守一兩日和少守一兩日并無太大區別，但“有計劃的撤退和無計劃的潰敗”，差距就太大了。

再如北伐中，蔣介石下令強攻南昌，南昌城垣堅固，白崇禧反對圍城硬攻，但蔣介石不管不顧，結果部隊失利。之后蔣介石幾次抓著白崇禧的手問：“怎么辦？怎么辦？”好在白崇禧已經預料了硬攻必敗，提前在退路上搭好了浮橋。

戰敗后，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因余之疏忽鹵莽，致茲失敗，罪莫大焉，當自殺以謝黨國；且觀后效如何。”

北伐中的徐州之戰也是如此，他不顧實際情況，硬攻徐州，結果中了敵人的誘敵深入之計，導致北伐軍全線潰退，蔣介石的威望大大受損，事后，蔣介石向李宗仁說：“這次徐州會戰，沒有聽你的話，吃了大虧，我現在決心下野了！”這就是蔣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李宗仁說，蔣介石一生三次被迫通電下野，每次下野前都要殺人泄憤。徐州失敗后殺的是王天培，第二次下野前殺的是鄧演達，第三次下野前則殺掉了陳儀。李宗仁說：“于此也可見蔣氏殘忍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