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7年2月7日，著名紅色女特工黃慕蘭安靜辭世，享年110歲。

黃慕蘭

這個世紀老人可不一般！她曾是中共早期的特科戰士，親身經歷了那一段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中共特科元勛陳賡曾評價道“黃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周恩來更是說她是“黨的百科全書。”

她的經歷充滿傳奇。作為紅色特工，她在刀光劍影中度過了22年的“潛伏”人生，先后經歷了四段婚姻，誕下八名子女，兩個夭折，兩個成為烈士遺孤；她還蹲過四次監獄，前兩次是國民黨的，后兩次是共產黨的。前兩次，她堅不吐實，堅強而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紅色特工身份；而后兩次，她的全部努力卻是證實自己是紅色特工。

她也在不斷地創造傳奇。建國后兩度入獄，輾轉十七年，直到73歲時才被平反。

她不愿承受不白之冤，先后寫下六份密級不同的自傳，特別是最后一部《黃慕蘭自傳》，更是在97歲時完成、105歲時出版。

《黃慕蘭自傳》公開發行后，在帶給她諸多榮譽、引發媒體高度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懷疑乃至批判的聲音。

《黃慕蘭自傳》

正是這樣豐富而坎坷的經歷，成就了她別具一格的傳奇人生。

盡管如此，她仍然不失為一個戰士，一個值得敬重和緬懷的戰士！

她一生最大的成功和可圈可點之處，就是面對常人難以想象的屈辱、不公和壓力，始終堅定理想信念，活出了生命的長度，彰顯了生命的厚度。

她為何能做到？其中有何訣竅？今天，我們就一起走近她，全面地認識她。

• 個性獨立：我命由我不由天

黃慕蘭在家里既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

要說幸福吧，她原名黃彰定，字淑儀，1907年7月出生于湖南瀏陽一個書香名第。父親黃穎初是瀏陽三杰之一（另兩位是譚嗣同、唐才常），曾任長沙岳麓書院主任教習，是黃興、蔡鍔等人的老師，與譚嗣同一起辦過育嬰堂，又與許多民國政壇人物有交往。

黃穎初思想開明，對長女黃慕蘭十分寵愛，不僅沒讓纏足，還在她三四歲時就親自進行開蒙教育，后來她又成為俞平伯父親俞陛云進士的入室弟子，古典詩詞和現代文學功底深厚。小學時她的國文及其他各科成績都很好，并以第一名畢業，這就使她具有與同齡人不一樣的眼界和格局，尤其是1919年春天，父親還送她到長沙周南女校就讀，更是改變了她的人生觀，當然也改變了她的人生。

這是一所教育家朱劍凡夫婦毀家興學創辦的進步學校，旨在教育出一代獨立女國民，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等享有盛名的新女性均畢業于該校。黃慕蘭深受校長夫婦“女子當自尊、自重、自立、自育”思想的熏陶，在學校里，她人長得漂亮，作文又常被做范文推薦，在“五四”運動的熏陶下，她脫穎而出，成為了學校的明星人物。

然而，就在她準備大展宏圖之時，她的人生發生了逆轉。

要說不幸吧，這個所謂的開明之家，身子進入了新世紀，頭腦卻還留在舊時代，對子女的終身大事仍然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們早早就給黃慕蘭定下了親事，她的學生生涯并沒有維持多久，就陷入了封建包辦婚姻的泥潭。

1923年，16歲的黃慕蘭非常不情愿地出嫁了。丈夫是個二世祖，好吃懶做，游手好閑，又是“大煙鬼”，還喜歡打罵丫環解悶。在這樣的家庭中，黃慕蘭倍感煎熬，整天郁郁寡歡。

婚紗照

如果是舊時婦女，可能就會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了此一生，但黃慕蘭是受過新式教育和“五四”運動洗禮的新女性，人性已經覺醒，她不甘被封建家庭的牢籠鎖住，趁著父親前來探望時，偷偷給他塞了小紙條，求他以母病為由接她回家。

1925年，黃慕蘭被舅舅接回了家，從此再未回過婆家。

• 無私奉獻：公而忘私，無私無畏

雄鷹的歸宿是蒼天。

1926年北伐戰爭前夕，逃離包辦婚姻牢籠的黃慕蘭毅然剪掉了長發，決心效仿古代的花木蘭，她將名字由“彰定”改為“慕蘭”，只身奔赴漢口投奔宋慶齡、何香凝領導的婦女運動。

在漢口，黃慕蘭先是擔任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杜蘊章的秘書，后又在中共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當編輯。憑借著出眾的外貌和靈活的交際能力，結識了社會各界的上層人士，并成為當時的風云人物和很多優秀男士眼中的女神。郭沫若曾把她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寫《蝕》的時候，也借鑒過她的故事。

年輕的黃慕蘭

不僅如此，國民政府還準備派她與蔣經國等人前往莫斯科學習，但因她肩負三個職務和十幾個頭銜而途中奉命返回。

1926年6月，她加入了共青團，11月轉為黨員，并擔任武漢特別市黨部執委、婦女部部長等。這一年她19歲。

好事成雙，此時的黃慕蘭也迎來了她的第二段婚姻。1927年的“三八”當天，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她與中共中央軍委機要處主任秘書、警衛團政治指導員兼《民國日報》主編宛希儼結婚。兩人沒有舉辦儀式，只是由董必武在一次會議上宣布喜訊，并在報刊上刊登了“我倆因為志同道合，結為革命伴侶”的啟事，用這種方式宣告包辦婚姻的終結。

1927年7月“四一二”政變后，黃慕蘭夫妻奉命前往江西籌組地下江西省委，并為南昌起義做一些準備工作。

這時，黃慕蘭是江西省委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具體工作之一就是要與共青團江西省委保持經常的聯系，而團省委秘書長就是饒漱石，此人后來對她的人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時，她身懷六甲，向省委書記陳潭秋學會了在《圣經》上用米湯密寫文件，就經常裝扮成家庭婦女，挺著個大肚子，牢記與不同人等接頭的地址、暗號等細節，秘密傳遞各類情報和文件。

就這樣，在刀光劍影中，開啟了長達22年的紅色特工生涯。

1928年初，黃慕蘭生下兒子宛昌杰3天，宛希儼就調去贛南地區擔任特委書記。四個月后，宛希儼壯烈犧牲，年僅26歲。

分離就成永別，這成了黃慕蘭生命遭受的最嚴重的打擊。但她并未消沉。

1928年底，黃慕蘭接到了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強忍著喪夫別子的巨大傷痛，遵從丈夫的遺愿，把剛斷奶的孩子送到黃梅宛家交由其父母撫養，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闊別數十載的母子倆才得以相認。

黃慕蘭抵達上海后，被分配至上海中央書記處當機要秘書，成為特科成員，負責政治局的會議記錄，同時兼任機要交通員。

雖然在書記處當秘書只不過幾個月時間，卻讓她同時收獲了一份愛情和一份怨恨。

在六大上與關向應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的賀昌與她工作上的接觸很頻繁，本來在武漢時他們就認識，這次相見后，賀昌同情她的遭遇，常常勸導她走出喪夫之痛。經周恩來批準，兩人結為夫妻，就這樣開啟了她第三段婚姻，但出于保密需要，并未對外公開。

賀昌

當時，擔任共青團秘書長的饒漱石，早在南昌時就對黃慕蘭心生愛慕，此時眼看著她與他人結婚，就酸溜溜地對她冷嘲熱諷，進行人生攻擊。

黃慕蘭深受刺激，以至于在做完政治局會議記錄后，恍惚間把記錄本遺落在人力車上（好在用代號記錄，并未造成泄密）。因為自責，她跳進黃浦江尋短見，幸好被水警救了上來。

由此她與饒漱石結怨，也給她后面的悲劇埋下伏筆。

1929年春，中央鼓勵機關干部下基層鍛煉，作為機要交通員完全可以不去，但她仍然在當年6月積極響應號召，化名劉阿秀申請成了浦東恒豐紗廠的一名學徒工，并在當年“七·一”黨的生日那天，策劃了罷工運動，結果她與8個女工代表一起被捕。

這是她第一次入獄。

入獄后，懷有身孕的黃慕蘭由于嘔吐得厲害，在獄友的關心下，她就幫忙干些拆洗犯人衣服的工作，利用這個機會，她幫助同志們傳遞情報，協助彭湃組織獄中斗爭。

因為她堅強不屈，在被關押100天后出獄。隨后，她跟賀昌調往香港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2月她挺著大肚子，喬裝成貴婦人，乘郵輪將共產國際撥來的巨額經費從香港運到上海交給了黨中央。

1930年1月，中央任命賀昌為中共順直省委書記，到天津主持北方黨的工作。為便于開展工作，3月中旬，黃慕蘭和賀昌又忍痛將才出生十幾天的兒子賀平托付給接任的南方局書記盧彪撫養。

像大兒子一樣，直到1950年夏天，中央才把賀平從澳門接到北京，母子相認，也是在這時賀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的遺孤。

抵達天津后，黃慕蘭依然擔任秘書兼機要交通員。

1931年賀昌主動請命秘密前往蘇區，黃慕蘭再次面臨離別。這一次，她哭了三天三夜，不愿服從分配，她希望與丈夫同去蘇區。賀昌留下這樣的話語：

“資產階級的愛才是你屬于我、我屬于你的，你是屬于黨和人民的……”

一說到“組織”,黃慕蘭頓時不再言語，因為在她的認知里“組織的利益高于一切！”

為了更好地發揮她的活動能力和社會關系，賀昌推薦她到上海黨的外圍組織-----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工作。

災難在黃慕蘭個人生活中重演：與前后兩任丈夫生離即死別。1935年29歲的賀昌在游擊戰爭中犧牲。

離開丈夫的黃慕蘭被任命為互濟總會營救部部長，與接任特科工作的潘漢年單線聯系，從事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

黃慕蘭第一個任務就是營救工聯領導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

為此，她接近上海租界進步律師陳志皋。通過他和黨組織的精心安排，成功地營救了關向應。

在這個過程中，她還成功地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當然她也因此再次改變命運。

關向應

• 忠誠堅貞：黨的利益高于一切

就在營救關向應的過程中，發生了兩個小插曲。

第一個小插曲，黃慕蘭無意中挽救了中共的命運。

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和陳志皋在咖啡館聊天，巧遇了陳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當翻譯的同學曹炳生。

閑談中，曹炳生爆出了一個猛料：

南京政府過來抓捕了一個共產黨的頭頭，湖北人，50多歲的年紀，鑲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個手指頭，還是懸賞了10萬大洋才抓住的。這個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電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黃慕蘭一聽，就知是當過碼頭工人的六大總書記向忠發。于是，她馬上裝頭疼離開咖啡館，報告潘漢年，再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馬上叫康生通知李富春、蔡暢等銷毀文件，住進法國人開的都城飯店，避免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許多領導人被捕。

叛徒都沒有好下場。剛被捕兩天，向忠發就遭槍斃。

向忠發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又是特科領導成員，掌握的情報非比尋常，若不是黃慕蘭靈活機智，中共在上海的中樞機構完全有可能在瞬間垮掉。

周恩來對黃慕蘭的貢獻高度肯定，稱其“行動得很好，一上馬就為黨立了這一大奇功！”

第二個小插曲，再次改變了黃慕蘭的命運。

在與黃慕蘭接觸過程中，陳志皋被頗有風韻又成熟智慧的黃慕蘭迷倒了。

黃慕蘭

難道陳志皋不知道她已經成家并且育有小孩？

確實不知。這要從頭說起。

1931年4月，關向應在上海被捕，黨組織給黃慕蘭安排了律師陳志皋為其辯護。

為何會選擇陳志皋？因為他出身于享有盛名的海寧世家，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陳其壽在上海法租界當了18年法庭庭長，在司法界一言九鼎。1929年春，“雨巷詩人”戴望舒被右派同學告密而被捕，就是通過同學陳志皋的父親幫忙而獲救。

黃慕蘭在第一次見陳志皋時，按照組織要求沒有隱瞞自己的過去。因為黃慕蘭與宛希儼結婚時，曾經在報上登了公告，憑借陳志皋的律師身份，很難瞞住他。所以，當時，她扮成上層婦女，以宛希儼遺孀的身份來救自己表哥關向應，當然自己過去是共產黨，但現在已經脫黨。正是黃慕蘭的坦誠，贏得了陳志皋的信任和支持。

陳志皋

在陳志皋的引薦下，黃慕蘭拜訪了陳父。陳父對談吐舉止端莊大方的她印象很好，得知其父是瀏陽三杰，又是譚嗣同的好友，對譚嗣同極為佩服的他，很喜歡黃慕蘭，當即認她做干女兒，并專門約見了審判關向應的法官趙韻逸，要其通融放人。

經陳父打點和黨組織的運作，1931年底，關向應在被關押了大半年后順利出獄。不久后，就前往湘鄂邊蘇區。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父親認黃慕蘭作干女兒，自己對她又有恩，有了這些鋪墊，陳志皋玩起了“姐弟戀”，一時間，欲罷不能，但黃慕蘭以家庭地位不相配為由拒絕。因為她有難言之隱，苦惱極了。一方面，陳志皋對她窮追猛打，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思念前往蘇區后音訊全無的賀昌。

1932年有同志暴露，為躲避國民黨的抓捕，也為了斷掉陳志皋的念想，她在杭州避居了將近一年。

但陳志皋好像魔怔了，非她不娶，甚至咬破手指，在一條白毛巾上書寫愛意。

這時，黃慕蘭想到了組織?？沙龊跛?，組織上考慮到陳家雄厚的人脈以及陳志皋的身份，認為她與陳志皋結合，很可能會打開新的工作局面，特別是對于營救被捕的同志十分重要，竟然同意他們結婚。

考慮到今后工作方便，她改名黃定慧，同時按組織要求對外宣稱脫黨。而正是對外“宣稱脫黨”，給她后半生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一向把黨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黃慕蘭，接受了陳志皋的追求，但與他約法三章：

一是繼續支持營救工作；二是婚后互不干涉個人行動；三是允許她將來與前夫留下的遺孤相認團聚。

陳志皋全部答應。

1935年5月，兩人在上海中華學藝社舉行盛大婚禮，開啟了她第四段婚姻生活。《申報》等作了報道，沈鈞儒還手錄了黃慕蘭填詞的《菩薩蠻》作為賀禮。

婚禮

與陳志皋結婚后，奉命脫黨的她，先后以豪門女主人、銀行家、大律師夫人、慈善家、國民黨特派員等特殊身份為中共工作，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

婚后，她很痛苦。一方面，保密紀律讓黃慕蘭不能坦白自己的黨員身份，因而難以澄清誤會，另一方面，她與陳志皋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她又不得不隱瞞與賀昌的婚姻。

政治和情感在她內心沖突劇烈。夫妻之間發生矛盾時，黃慕蘭就想去延安。

上海淪為孤島之后，黃慕蘭去延安的請求再次被否決。新的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長劉少文帶來周恩來的親筆信，表揚她在營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繼續留下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統戰工作，直到陳志皋在國民政府中央賑濟委員會主管福建和廣東的賑濟工作時，她才和劉少文一起接到命令轉戰香港。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占領后，黃慕蘭及其兩個孩子一度淪為難民。

此時，避禍到香港的著名影星胡蝶被日本人盯上了，要她拍攝《胡蝶游東京》。胡蝶不想被日本人利用，就找到當地游擊隊幫她一家逃回內地，而護送任務就落到了黃慕蘭夫婦身上。

1942年1月，他們坐上船逃回國內。次年12月2日，黃慕蘭生下了一個男孩，沒想到孩子生下才10天，她還發著高燒，就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了。

原來，在負責胡蝶回內地中，胡蝶攜帶的21箱行李在路途中被土匪搶劫。那些貨物本來是胡蝶想帶到重慶高價出售的，于是，惱羞成怒的胡蝶在軍統頭子戴笠面前告了他們一狀，加之黃慕蘭經常與共產黨聯系，軍統就以此為借口，把他們夫妻倆都抓了起來，送至重慶關押，這是她第二次入獄。

她被軍統反復訊問，重點是此前社會活動中與共產黨的關系，但是她在獄中沒有吐露任何機密，最終她被草草判決，直到1945年1月，夫妻倆才得以釋放出獄。

這時，黃慕蘭才得知自己在曲江所生幼子已經夭折，好在兩個女兒并無大礙。

抗戰勝利后，黃慕蘭重回上海，將其在戰前打理的通易公司恢復經營，用掙來的錢支持進步文化事業，支持國統區人民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

然而，好景不長，1948年中秋節，通易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發生了擠兌風波，受此噩耗打擊，黃慕蘭剛出生的小孩不幸夭折。

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黃慕蘭等來了自己的老上司潘漢年和劉少文，卻遲遲未得到任何工作安排。她去面見成為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卻被告知，她的黨組織關系不會被承認。而由于當時臺灣尚未收回，黃慕蘭做過的很多事情也不便公開，劉少文推薦黃慕蘭夫婦任全國政協委員，也被否決。

在新政權里找不到位置，而海外卻有很多社會關系，1950年陳志皋決定離開大陸。黃慕蘭選擇讓丈夫帶著“統戰任務”跟其初戀情人結伴離開，而她帶著四個孩子，等待自己奉獻了二十多年的革命給自己一個結論和新的未來。

沒想到，這一別又是永訣。

1955年6月，黃慕蘭因為一件案子的波及被捕，周總理責成清查，毛主席則首次使用特赦令釋放了她。

出獄后，她再次找到饒漱石要求為她作證，再次遭拒。

不久，黃慕蘭又卷入了“潘揚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度過了長達17年的艱苦歲月。

1980年4月，黃慕蘭在鄧穎超的幫助下獲得平凡，組織上認定她在1926年入黨，在1933年脫黨，按1951年重新入黨計算黨齡。

此后，黃慕蘭擔任上海市政府參事，直至1994年離休。

她的一生有過風聲鶴唳，有過跌宕起伏，但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不因冷落而懷疑信念，亦不因年邁而放慢腳步，終于在110歲時，化做一段獨一無二的傳奇。

在自傳中，黃慕蘭總結了自己的一生及長壽秘訣就是兩個字：樂觀。

黃慕蘭她寫道：

“我生性好強，對中央的信賴從未動搖，一貫迎著困難上，從不消極頹喪，處逆境而能堅持革命樂觀主義的人生觀，所以這點個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壓不垮我的。這是我一生的長處，也是我得以健康長壽的唯一保健妙訣。”

雖然我們無法改變人生，但可以改變人生觀；雖然我們無法改變環境，但我們可以改變心境。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也許，這就是黃慕蘭給予我們的啟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