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系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譚帆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通識講座的演講。譚帆教授為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第六、第七屆會長。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眾所周知，我們國家古典文學有“四大名著”，即《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但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中國古代，最為流行的是“四大奇書”，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對于當下讀者而言，“四大名著”的“名頭”要比“四大奇書”響亮得多；但其實，“四大名著”這個稱謂的使用是相當晚近的事了。作為明代小說中最為出色的四部作品，“四大奇書”被公認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今天，我就和大家來談談“四大奇書”何以成為小說經典。

“四大奇書”之由來

“奇書”之概念古已有之，其內涵代各有異。細考之，約有兩端：其一，所謂“奇書”是指內容深奧，常人難以讀解之書。如《抱樸子內篇序》云：“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其二，所謂“奇書”是指內容豐贍，流傳稀少之好書。如《魏書》卷八十九所載：“（酈）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皆行于世。”而在古代小說史上，“四大奇書”之名較早見于李漁在康熙十八年（1679）為《三國志演義》所作的序言之中：昔弇州（王世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也，《西廂》也。馮猶龍（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也，《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

其實，在被冠于“四大奇書”名稱之同時，這四部作品在小說傳播史上已逐步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成為通俗小說評價體系中的四個標志性作品。比如明代朱之蕃就指出：“顧世之演義傳記頗多，如《三國》之智，《水滸》之俠，《西游》之幻，皆足以省醒魔而廣智慮。”天許齋《古今小說題辭》也說：“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幔亭過客《西游記題辭》則稱：“《西游》《水滸》，實并馳中原。”崢霄主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凡例》還將這四部作品的題材與藝術特性作為通俗小說的四種代表性的流派特色加以看待，認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動關政務，事系章疏，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世態(tài)，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習《金瓶梅》之閨情，不祖《三國》諸志之機詐。”可見無論是褒是貶，這四部作品確已成為一個比照的對象和評價的標準。而馮夢龍用“四大奇書”來指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實則代表了當時的普遍認識。

在李漁之后，“四大奇書”之名在小說界逐步通行，成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這四部小說的專稱了。那么，通俗小說何以在中國古代能成為經典？這實與晚明以來文人批評家對小說文本的精細修改和評價體系的局部轉化密切相關，故“改訂和評價”是“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的兩個重要因素。下面，我就分別圍繞“改訂”和“評價”作進一步闡釋。

文人改訂成就“四大奇書”的經典地位

在“四大奇書”的傳播史上，對于小說文本的修訂已成為傳統(tǒng)。如《三國演義》，刊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書坊主周曰校就“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鑒參考，再三讎校。”雖著重于文字考訂，但畢竟已有了對文本的修訂。毛氏父子評點《三國志通俗演義》則有感于作品“被村學究改壞”，故假托“悉依古本”對“俗本”進行校正刪改。在毛氏父子看來，“俗本”在文字、情節(jié)、回目、詩詞等方面均有不少問題，故其“悉依古本改正”。毛氏的所謂“古本”其實是偽托，故其刪改純然是獨立的改寫，有較高的文本價值，體現了他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趣味。

而《水滸傳》從余象斗《水滸志傳評林》開始就明確表現了對小說文本內容的修訂，尤其是“容與堂本”《水滸傳》，在對文本作賞評的同時，對作品情節(jié)作了較多改訂，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刪去，只是標出刪節(jié)符號，再加上適當評語。金圣嘆對《水滸傳》的全面修訂使作品在藝術上更進一層，在思想上也體現了獨特的內涵。

就小說文本而言，一般認為刊于明崇禎年間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對《金瓶梅詞話》做了較為全面的修改和刪削，與《詞話》本相比，此書更符合小說的體裁特性，從而成為后世的通行文本。

在《西游記》的傳播史上，《西游證道書》的首要價值即表現在對小說文本的增刪改訂上，如情節(jié)疏漏的修補、詩詞的改訂和刪削、敘述的局部清理等都表現出對小說文本的修正，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為第十、十一兩回，增補玄奘出身一節(jié)為第九回，成為《西游記》之最后定本，在《西游記》傳播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總之，明末清初對“四大奇書”的修訂體現了文人對小說文本的“介入”，并在對文本的修訂中突出地表現了修訂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個性風貌。綜合起來，文人對小說的修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對小說作品的情節(jié)內容做了具有強烈文人主體特性的修正。

這突出地表現在金圣嘆對《水滸傳》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對《三國演義》的修改之中。金圣嘆批改《水滸傳》體現了三層情感內涵：一是憂天下紛亂、揭竿斬木者此起彼伏的現實情結；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區(qū)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斷。這三者明顯地構成金氏批改《水滸傳》的主體特性，在眾多的《水滸傳》刊本中獨樹一幟。在對于人物的評判中，金氏將人物行為的政治價值判斷和人物個性的道德價值判斷分開，故從政治價值出發(fā)，金圣嘆反對《水滸傳》的行為，而從道德價值入手，人物的“真假”成為其評判人物高下的準則。故在金圣嘆的《水滸傳》評點中，雖有著對于作品整體內涵的否定，但一進入具體的評述，就可明顯地感受到一種由衷的贊美和充沛的情感貫穿在他的評點文字之中。

毛氏父子批改《三國演義》最為明顯的特性是強化“擁劉反曹”的正統(tǒng)觀念，本著這種觀念，毛氏父子對《三國演義》作了較多的增刪，從情節(jié)的設置、史料的運用、人物的塑造乃至個別用詞（如原作稱曹操為“曹公”處即大多改去），毛氏父子都循著這一觀念和精神加以改造。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回中有關劉備和曹操形象的改寫。比如，對劉備的描寫。明代李卓吾評本是這么寫的：那人平生不甚樂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于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而毛氏父子評本則改寫為：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杰。再比如，對曹操的描寫。明代李卓吾評本是這么寫的：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而毛氏父子評本則改寫為：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

其二，對小說文本的形式體制做了整體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書”在藝術形式上趨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說源于話本，因此在從話本到小說讀本的進化中，其形式體制必定要經由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四大奇書”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選取在通俗小說發(fā)展中具有典范意義的“四大奇書”為對象，他們對作品形式的修訂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說的形式體制，并對后世的小說創(chuàng)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比如“說話”，這是影響章回小說形式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說話”之“遺存”更是在通俗小說的文本中無處不在。但縱觀章回小說的發(fā)展史，“去說話化”是章回小說發(fā)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可以說，章回小說形式的成熟過程正是與“去說話化”的過程相重合的。故而自晚明以來，文人對章回小說的改造大多是以去除章回小說的說話“遺存”為首要工作和目的。如崇禎本《金瓶梅》刪去了“詞話本”中的大量詞曲，使帶有明顯“說話”性質的《金瓶梅》由“說唱本”變?yōu)椤罢f散本”。《西游證道書》對百回本《西游記》中人物“自報家門式”的大量詩句也作了刪改，從而使《西游記》的文本由“話本”的形式漸變?yōu)樽x本的格局。而到了《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的崛起，所謂“說話”已不再是小說形式的主流特征。

此外，對回目的修訂也是此時期小說修改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毛氏評本《三國演義》，評者謂：“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錯亂無章；又于一回之中，分為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為題，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由此之后，回目對句，語言求精，富于文采，成為章回小說體制的一大特色，而至《紅樓夢》達到巔峰狀態(tài)。

文人評價推動“四大奇書”的經典化進程

說完了“改訂”，再來談談“評價”。中國古代小說的評價體系可以用四個字來表述：“小道可觀”。其中“小道”指稱小說的非正統(tǒng)性，“可觀”則有限度地承認小說的價值功能。正所謂一語而成定評，“小道可觀”深深制約了古代小說的發(fā)展進程與價值定位，古代小說始終處于一個尷尬位置和可憐地位正與此相關。這一評判小說文體的基本術語經數千年而不變，可以看成是中國古代小說評價體系中的核心內涵。至明代，小說創(chuàng)作與傳播空前繁榮，“小道可觀”這一核心內涵雖然沒能徹底改變，但具體到對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的評判，“小道可觀”的評價體系慢慢有所轉化，這一轉化推動了“四大奇書”的經典化進程。

明中后期以來，隨著通俗小說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對通俗小說加以評判，他們閱讀、鑒賞、遴選，并將通俗小說置于中國文學史的長河中予以考察，而在這種考察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脫穎而出，成為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為后世小說的發(fā)展提供了范本。比如，周暉《金陵瑣事》卷一記載李贄“好為奇論”，稱漢以來“宇宙間有五大部文章”，漢是《史記》、唐是杜甫集、宋是蘇東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滸傳》、明是在當時享有盛名的“前七子”之首的李夢陽集。李卓吾將《水滸傳》與《史記》、杜甫集等并稱，實則改變了以往以雅俗文體的傳統(tǒng)界定，將《水滸傳》與所謂的雅文學一視同仁。金圣嘆亦然，他擇取歷史上各體文學之精粹，名為“六才子書”，即《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在上述評價中，所謂“托體卑微”的通俗小說贏得了與《莊子》《離騷》《史記》和《杜詩》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評價，這是通俗小說評價體系的一次新的轉化，也是“四大奇書”能成為小說經典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小說史角度看，這一評價體系的轉化至少在三個方面為“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奠定了基礎：

一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獨創(chuàng)性。明中后期持續(xù)刊行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確實是中國小說發(fā)展中的奇觀。在人們看來，這些作品雖然托體于卑微的小說文體，但從思想的超拔和藝術的成熟而言，他們都傾向于認為這是文人的獨創(chuàng)之作。如施耐庵、羅貫中為《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作者已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識。《金瓶梅》雖署為不知何人的“蘭陵笑笑生”，但被文人評為“極佳”作品。而金圣嘆將施耐庵評為才子，與屈原、莊子、司馬遷、杜甫等并稱也是強化了作品的作家獨創(chuàng)意識。強化作家獨創(chuàng)，實際上是承認文人對這種卑微文體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說走向經典的一個重要內涵。

二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寄寓性。如李卓吾《忠義水滸傳敘》即以司馬遷“發(fā)憤著書”說為基礎，評價《水滸傳》為“發(fā)憤”之作。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五《事部》評《西游記》“非浪作也”。而在推測《金瓶梅》之創(chuàng)作主旨時，明人一般認為作品是別有寄托、筆含譏刺的。如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即認為《金瓶梅》是“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凈，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凈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他進而認定：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

三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文學性。金圣嘆將作家之“才”分解為“材”與“裁”兩端，用意不言自明，他所強化的正是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小說家所必備的素質和才能。且看他是如何分析“才子”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表現的：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于難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繚繞，得成一書者也。

金圣嘆將施耐庵列為“才子”，實則肯定了《水滸傳》也是作家嘔心瀝血之作，進而肯定了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也是一種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學事業(yè)。對此，李漁的評價非常到位：“施耐庵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圣嘆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為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由此可見，以“奇書”和“才子書”為代表的思想觀念促成了對于通俗小說評價體系的轉化，也揭示了“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的主要內涵。總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異”，一關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發(fā)，正是通俗小說能夠成為經典的重要前提。

綜上所述，“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有多方面的因素，文人對“四大奇書”的廣泛增飾修訂使這四部作品在文本內涵上逐步趨于完善，其思想性、藝術性的提升是“四大奇書”成為文學經典的內在條件。而文人以新的視角觀照和評價“四大奇書”是這四部作品能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經典作品的外部條件。由此，“四大奇書”超越了通俗小說“文體卑下”的觀念，并作為小說文本的典范在小說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