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天書
歷史進入2025年,當美國的關稅大棒徹底淪為無能狂怒的鬧劇,當美國面臨天量高息國債到期,當美國為了所謂的制造業回流開始幾近于滿世界強搶,我們整個社會對于如何以美國為鑒,如何“辦好自己的事”的共識尋求也越來越迫切。最近我們也準備出一批文章對這方面問題進行探討。
今天先從社會成本方面說起吧。美國方方面面的社會成本之畸高如今是世所共睹,而我國也面臨著前些年房地產高企導致的一系列社會成本問題,導致“內卷”,“階層固化“等社會負面情緒的高漲。我們先拋開當前那種將一切勤勞工作都泛化為”內卷“,社會不能兜底允許躺平就是”內卷“的議價話術,作為學術意義層面的”內卷“確實與社會成本高度相關。反內卷確實是降低社會運行成本的重要途徑。
對于曾經的美國和如今的我國這種超級工業大國來說,整個社會作為一臺復雜精密的工業機器,理想情況下整體的生產和流通成本,以及構筑于生產之上的各項社會成本長期上應當是趨向低水平的。其實就沒十年之前,國內的精美們吹捧的主要內容都還是”汽車和電子產品便宜“,”網費低“,”一美元炸雞“這些商品價格上的優越性,當時還不流行念叨”低價就是消費降級“。
如今中美兩國都面臨著”化債“問題。這兩年對經濟活力和就業問題的抱怨,最直接原因是我們處在先以三道紅線刺破泡沫和控制(地產商、城投公司和政府隱債的)新增高息負債,逐步完成經濟支柱的去地產化和國民經濟化債的過程中。而美國高成本的火藥桶眼看將被全面點燃,我們也將看到大洋彼岸會如何進行自己的化債。
目前,中國在工業體系層面已經初步有了邁向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生產力社會的基礎,我們需要以美國為鑒對照自身,思考那些不由生產力決定的方面,我們需要如何降低社會成本。(關于中美兩個工業大國如何走向了兩條不同的社會成本道路,以及中國繼續推進低成本體系的意義,我們將在后面文章中繼續探討)
從金融資本循環層面,信貸-借債-押上未來現金流-續借新債,隨著利率的高企而導致循環不斷被放大,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就會籠罩著脫實向虛的陰云。一般來說,(理論情況的理想市場)為了讓信貸可以持續,(規模放大的)借新還舊會導致市場利率不斷走高,以維持資金的供給;而維持資產負債表的關鍵性支柱是利潤,是利潤足以抵沖利息,如果資產的利潤不足以覆蓋負債的利息,就意味著要額外借債以填補應付利息,這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惡化。
如果把國民經濟分成金融部門(虛部)和實體部門兩個部門,因為實體部門的利潤率是有限的,當利率過高時,資產負債表的期限結構就必然導致國民經濟的脫實向虛和金融空轉。
這是美國給我們的啟示,也是我們前些年一度面臨的風險。脫實向虛不光造成工業能力的衰退,也是社會內卷加劇的一大主因。
相對實體部門,非實體部門的一大特征是常常代表著物質生產難以解決的社會稀缺性資源。在脫實向虛的過程中,資本大量涌入此類部門,會因為資源的稀缺性創造更高的利潤和財富效應,但相比物質生產,再多的資本對于稀缺社會資源來說也只能緩慢改善,甚至根本難以改善(比如沒法大規模生產優質醫生教師,比如教育資本只能創造培訓但不能創造對應崗位,比如房地產的稀缺價值也從來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地段,配套,學區,城市前景,社會體面等等不可量化的屬性。)
一方面是資本的極度膨脹,一方面是社會稀缺資源在沒有根本改善的情況下被資本膨脹導致更加稀缺,由此陷入內卷惡性循環。
最近本號討論了關于學校雙休和補課的問題,這里繼續以教育為例。當競爭愈加全方位而卷入競爭的人越來越多,但回報果實則越來越少的同時,人才培養和教育方面就徹底陷入過密化和無效內卷。在學生的內卷式培養中,不但意味著對國民經濟利潤的吞噬和浪費(課外培訓、教培等行業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但對國民經濟本身來說并無任何裨益,也不生產對應教育投入的有效崗位),更是對未來人力資本的嚴重損耗(,還導致家庭作為社會最小單元的運行成本高昂。無論是2021年的雙減和教培禁令,還是近期的雙休化,都是希望降低這些無效的內卷消耗,降低社會運行成本。
2023年,北大國發院主辦的《經濟學(季刊)》曾有兩文分別對雙減的成效進行了剖析,兩文得出了近乎截然相反的結論,一時關于經濟調控政策眾說紛紜,其實論述者都在表達自身的立場。我們摒棄掉國發院所熱愛的動輒高級計量和偏微分求解,僅從政治經濟學上進行一個簡易模型推理。
從經濟學特別是宏觀視角來看,教育行業是家庭作為最小社會單元進行階級再生產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社會培養和生產勞動力所必須的步驟。無論是從哪個方面來說,教育的成本都應該是受控、最好是給定的,如海淀家長群體一般將育兒成本無限制提升,無疑是違背熱力學的,從局部來進行均衡分析,會發現主導“海淀家長”等上中產競選進行教育軍備競賽、進而“內卷式雞娃”的成因,仍舊是對階級再生產和階層跨越的路徑依賴。
在當下,“素質教育”所涵養的“素質”,乃至高考和考研所帶來的名牌院校出身光環,在青年人初入社會的敲門磚效應已經大幅降低,但這終究不可能徹底清零。因此從這一點來說,雙減政策的出臺背景是合理的,符合熱力學(必要條件),但能否走通,則需要取決于動力學路徑(充分條件)。類似高考等的選拔方向,應該是大幅度縮減選拔中重復訓練的比重,也摒棄稀奇古怪的素質比拼,減少無意義的專門化路徑(如大量的藝術類、小語種招生),同時縮小各高校的差距。
然而單純減少教育的內卷,人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階層固化了怎么辦?或者我們把這個問題的潛臺詞說的再明白些:不靠拼教育,我階層上不去怎么辦?
聯系其他社會稀缺資源的屬性,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社會稀缺資源,常常和階層的維持以及再生關相關。為了階層維持追求社會稀缺資源,對社會稀缺資源的追求讓資本大量涌入,資本涌入社會稀缺資源又加劇了內卷。社會想要反內卷,但又想階級上升,寄希望于更多資本進入解決社會資源稀缺問題,這可能嗎?
這里就出現一個反直覺的邏輯推斷。推動社會公平可以有效降低內卷的程度,但公平往往意味著變化變慢變小,意味著社會更趨向“固化”。降低內卷的程度,往往需要降低競爭的烈度,絕不可能存在一種有效的管理手段能夠同時保持公平競爭的強度和壓制無效競爭的內卷。
推動公平起到的“固化”作用的另一層意義在于,公平需要的是將社會稀缺資源同階層地位解綁,而非每個人都能同等的“享有”階層上升所需要的資源,一是后者完全不現實,二是對零和博弈來說,所有人都有了還是等于所有人都沒有。
所以提倡公平也好,反內卷也好,本身應當針對的并非是階層流動不公這個現狀,而是階層分層這套體系本身。這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本應當是一個常識,但長期市場經濟思維導向下,很多人已經遺忘或故意無視了這點,而總是幻想存在一個能讓所有人都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天堂。
自從現代社會以來,人類社會從階級的對壘走向階層的高度分化這種從馬克思到韋伯的轉變,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所謂的修復和改良,一方面從科層制和社會化分工生產的普及層面看,有其必要意義。但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走向破產,這種社會無限分層的模式的效益也開始走向負面。
這點對于中國來說尤其如此。由于物質和商品生產能力的極大進步,互聯網導致的文化普及和大眾流行文化的跨階級性,讓物質商品和文化商品對階層身份的標識越來越失去作用,這將導致高階層人群會更加追求和壟斷社會稀缺資源,力圖保持階層身份的區隔,讓社會更加走向內卷。
公平推動的這種“固化”本質上通過減少社會過度分層和過度競爭而實現社會成本的降低。減少分層和競爭的過程也將伴隨著對階層“流動”的壓抑。拿股市打個比方,一個對韭菜理想的股市需要更低的波動,讓參與者的獲益更為平均,但這種股市也就越趨向于理財。
這當然不是終點,只是一個起步。讓資本對教育,醫療,房地產等這些稀缺資源中抽離出來,減少資本造成的階層分化和內卷加劇,降低社會成本;然后,社會成本的降低繼續推動生產力的解放,通過物質的低成本充分供應和大眾文化生產的豐富,縮減不同社會分工造成的勞動回報差異,降低貨幣收入代表的階層價值。當這兩步充分發展之后,社會就會從韋伯式的復雜分層辯證發展至新一層次級分野。屆時,我們社會的多數群體將會更明晰社會前進的方向,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因社會分層的復雜性而陷入一邊喊公平和反內卷,一邊加大要價階層上升的自相矛盾中。
我們的輿論中這種自相矛盾甚至南轅北轍的議題還有很多,比如我們多次說過的消費降級問題。后面除進一步探討社會成本外,我們還會再說說消費與內需,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最后多說幾句,為什么我們的社會需要選擇一種減少社會分層,降低內耗烈度去達成條件實現辯證式發展的路徑,而不是像一些加速主義者認為的那樣覺得猛踩油門一路狂奔之后就能獲得新生?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美國展現出的去工業化后果讓人觸目驚心。正如最近劉揚聲所說”劉世界上沒有非工業化后再工業化成功的案例“,對一個國家如此,對于整個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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