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17 日，余華做客董宇輝 “與輝同行” 直播間，對談文學與人生。

這場直播吸引了數十萬讀者的圍觀。不出意料，對談非常精彩，留下不少金句，余華的書自然也賣出很多。

其中有一句話，讓我一下子理解了人們說到余華時常會當笑話講的特點：余華把所有痛苦都留給了讀者，把快樂留給了自己。

大意是：

不要隨意同情別人，特別是不要居高臨下地同情別人，可能別人的生活條件不如你好，但是他可能很有幸福感，你所認為的苦難，在他自己卻平靜地對待。

所以明白了吧？為何余華筆下盡是苦難，他自己卻總是豁達樂觀。也明白了，他筆下那些被命運反復碾壓的小人物，為何總能在絕境中“開出花”來。

我本人最喜歡余華的三部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下面就分別簡單說一說。

《活著》里福貴的一生，是被命運反復捶打的一生。

從地主少爺到貧農，從戰場逃兵到白發人送黑發人，他親手埋葬了妻子家珍、兒子有慶、女兒鳳霞、女婿二喜、外孫苦根，最后只剩一頭老牛與他相依為命。這條老牛被他稱為“福貴”，等于說，只剩下了他自己。

但余華筆下的福貴，從未用眼淚換取同情。

他坐在田埂上，向“我”講述自己苦難一生的時候，語氣平靜得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這種平靜，恰恰是對“苦難美學” 的消解。

余華曾說：“活著的力量不是來自喊叫，而是忍受。” 福貴的忍受不是逆來順受，而是像鹽堿地上的野草，在貧瘠中倔強生長。

人只為活著本身而活著。在這過程中，他不是咀嚼親人們一個個死去的悲慘，而是那些細碎的溫暖片段。這些片段，構成了他對抗命運的全部力量。

再說說《許三觀賣血記》。

許三觀的賣血史，是一部中國底層人民的生存史詩。

為了娶媳婦、為兒子治病、為饑荒中的家人換一頓飽飯，他像一臺不知疲倦的獻血機器，在醫院的走廊里反復進出。

但余華沒有把他寫成苦情英雄，而是用黑色幽默撕開生活的荒誕：賣血前必須喝黃酒配豬肝，因為“血頭說這樣補身子”；為了給非親生的兒子一樂治病，他一路賣血到上海，像接力賽一樣把命交到陌生人手里。

這種荒誕背后，是余華對人性的深刻洞察。

許三觀的自私與善良并存，他會因為一樂不是親生而遷怒，卻又在關鍵時刻用生命守護這個家庭。

他的生存智慧，不是教科書里的勵志故事，而是像野草一樣見縫插針的韌性。

當他最后一次賣血被拒，蹲在街頭痛哭時，余華寫道：“他的淚水在臉上縱橫交錯，像雨水打在窗玻璃上。”

這淚水里，有對生命尊嚴的痛惜，更有對活著本身的敬畏。

余華說，《兄弟》剛出版的時候，幾乎全是罵聲，后來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看不下去了，特意為他安排了一個研討會，算是為《兄弟》正名。

就我的感受來說，反正是一度以為余華是憑這部作品是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的。

宋鋼和李光頭這對異姓兄弟，像兩條平行線，在時代的漩渦里畫出截然不同的軌跡。

宋鋼本分善良，卻在改革浪潮中步步敗退，最終為了生計隆胸賣藥，慘死鐵軌；李光頭痞氣十足，卻在市場經濟中如魚得水，從垃圾大王到億萬富豪。

余華用夸張的筆觸描繪他們的命運，卻在荒誕中透出冷峻的真實：宋鋼的悲劇，不是因為他不夠努力，而是時代的齒輪碾碎了他的生存空間；李光頭的成功，也并非全靠運氣，而是他吃透了時代的規則。

這種對比，恰恰印證了余華的觀點：“沒有人可以輕易評判別人的生活。”

宋鋼的堅守在李光頭眼里是迂腐，李光頭的投機在宋鋼看來是墮落，但在時代的洪流下，他們都是被命運推著走的螻蟻。

余華沒有褒貶任何一方，只是用手術刀般的筆觸剖開人性的復雜，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其中的無奈與掙扎。

余華的小說里，沒有“正能量” 的雞湯，也沒有 “戰勝苦難” 的爽文套路。他筆下的人物，就像我們身邊的鄰居，有自私、有懦弱、有狡黠，但也有閃光的善良。

這種真實，讓讀者在福貴的苦難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在許三觀的荒誕中找到共鳴，在李光頭的發跡中讀出時代的荒誕。

這種創作理念，源于余華對生活本質的理解。他說：“生活是真假雜糅的，文學的真實不是新聞的真實，而是精神的真實。”

他用苦難做鏡子，照出的不是悲慘世界，而是人性的堅韌與溫暖。

當我們閱讀余華的書，不會被沉重的苦難壓垮，反而會在那些卑微的生命里看到光。這束光，不是來自命運的憐憫，而是來自人性深處的力量：活著本身，就是最大的勇氣。

因為苦難無時不在，所以讀余華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價值的。一起走進他用苦難與溫情編織的文學世界，收獲震撼與感動吧。

（網圖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