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聞名的小河墓地，位于新疆若羌縣孔雀河下游河谷以南約60千米的荒漠之中（羅布泊地區(qū)）。2002—200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全面發(fā)掘，共計發(fā)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千余件、保存完好的古尸30多具。墓地年代為距今4000—3400年前后，是夏商時期塔里木盆地特色鮮明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存，為新疆史前考古學文化、社會宗教信仰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小河重現

考古學和古人種學研究表明，小河墓地的古代人群應是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羅布泊地區(qū)的一支獨立人群，屬歐羅巴人種與亞美人種之間的過渡人種，主體應與來自南西伯利亞的歐羅巴人種古歐洲類型有關，在進入新疆地區(qū)時與蒙古人種人群產生了長時間的基因交流。分子考古學研究表明，小河墓地的早期人群應是古北歐亞人群與古代東北亞相關人群混合形成，時代約在距今10000—6000年間，在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人群之后才逐步進入新疆地區(qū)（聶忠智《小河墓地人類骨骼考古學研究最新進展》，《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4月7日第7版）。

小河墓地的主人系歐羅巴人種，但同樣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員。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文明，與當時的中原文化密切相關，如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器中，就有產自新疆的和田玉，表明至遲自商代晚期始，西域的玉石就已流行至中原，兩地之間存在經濟、技術、文化或人群的交流。可以說，小河文明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小河文明的發(fā)展歷程，實則反映了在人類文明的早期，中華大地上不同族群和文化如何被華夏文明所融合吸納而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和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對不同族群和文化的包容與接納，恰恰表明了中華文明具有深厚的底蘊和強大的生命力，以及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

小河文明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fā)展的漫長歷史過程中的一個經典案例，深刻表明了中華文明的向心力和包容性。這對于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團結各族人民共建美好家園，無疑具有重要價值。我們應該尊重科學，尊重歷史，運用科學手段充分發(fā)掘其所反映的豐富歷史內涵，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闡明西域地區(qū)早期文明進程和族群融合過程，及其對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的獨特作用，充分發(fā)揮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與邊疆

“中國”一詞最早見于陜西寶雞出土的西周初期的何尊銘文。《詩經》等文獻中也已出現，并一直延續(xù)到秦漢。如《詩經·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莊子·田子方》：“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韓非子·孤憤》：“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于己也。”“中國”皆指黃河中下游的京畿及中原，即四裔之中的華夏地區(qū)。可見，狹義的“中國”是指中原華夏地區(qū)，是以華夏族為主的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區(qū)。

最早的中國是華夏族建立的政權活動區(qū)域。夏商周時期，華夏集團逐漸融合周邊各族不斷發(fā)展壯大，使早期中國的范圍越來越大，邊疆也不斷向四周擴展。正是因為三代時期的四土邊裔族群如眾星拱月般拱衛(wèi)著中原華夏族并不斷向外擴展，早期中國才形成了秦漢時期的大一統(tǒng)國家。秦漢建立后，又繼續(xù)向四至開疆拓土，邊境進一步向外拓展，持續(xù)融合吸收新的族群和文化，其成分也越來越多元化，華夏民族因而不斷壯大，從而奠定了今天廣義“中國”的基礎。

從語源學的角度來看，“中國”一詞并非憑空產生的。夏商周時期，位于四裔之中的華夏地區(qū)之所以被稱作“中國”，顯然是相對于周邊的四土邊裔地區(qū)而言的，沒有四土邊疆的拱衛(wèi)與支撐，何來“中國”？因此，“中國”是四土的中國，“四土”是中國的四土，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密不可分。

考古實證西域自古為禹域

商周時期的中原和四土地區(qū)，亦即廣義的“早期中國”。實際上，早期中國也包括西域。考古出土資料和文獻記載皆明確表明，早期西域與中原地區(qū)往來頻繁，關系密切，經由西域的古絲綢之路（或稱“前絲綢之路”），將遙遠的西方與東方連接起來，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由西域經河西走廊至中原內地的交通路線，史前時期即已暢通。

2017年，陜西西安櫟陽城遺址出土一件戰(zhàn)國時期的秦國陶片（TG34h124：1），其上有完整的戳印文字“高甘來請”（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櫟陽陶文》，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高甘”即“高昌”，即文獻記載的西域高昌。“高甘來請”，即高昌國的使者來朝覲（秦王），系兩周時期文獻中常見的大事紀年類銘辭，可將文獻有關高昌的記載由西漢向前推移至戰(zhàn)國時期，極大地擴展了學術界以往對于高昌的認知。

陶文記錄了當時西域的高昌國與秦人的交通往來，見證了先秦時期中原王朝或諸侯對西域開發(fā)和西北邊疆治理的歷史，以及古代西域各民族的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歷史過程，表明至遲在戰(zhàn)國時期，西域的高昌國已成為秦國的藩屬。戰(zhàn)國時期，中原與西域各民族之間已有深層次聯(lián)系，文化上已有深度交融，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傳播、影響以及邊疆各民族對華夏文化的認同。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fā)現一件“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95MNIM8：15），其上織有鳳凰、鸞鳥、麒麟、白虎及景云、嘉禾等祥瑞圖案，并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等文字巧妙列織其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95MNI號墓地M8發(fā)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1期）。織錦銘文記錄了公元前61年漢軍討伐西羌的戰(zhàn)事，反映了漢代流行的占星術和兵陰陽思想，是兵陰陽思想在伐羌戰(zhàn)爭中的實踐和運用，是中原的儒學和諸子思想傳播到西域的重要實物與文字證據。織錦見證了漢宣帝伐西羌、漢朝設立西域都護府、漢文化在西域傳播，以及西域各族人民共建家園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重要歷史見證，生動地展現了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和特殊魅力，彰顯了西域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

西域和中原地區(qū)從史前時期開始就有頻繁的經濟技術文化交流和族群的交通往來，隨著文化和族群交流的不斷深入，二者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戰(zhàn)國時期，高昌國成為中原秦國的藩屬，“高甘來請”陶文的出土，以確鑿的文字證據，將歷史上的西域與中原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實證了早期中國也包括西域這一史實。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漢王朝在烏壘城（今輪臺縣境內）設立西域都護府，開始行使國家主權，西域從此成為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星”織錦出自西域，為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提供了更為確鑿的實物和文字證據。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當前，作為中國考古學繁榮發(fā)展的重要標志之一，邊疆考古研究發(fā)展得如火如荼，新發(fā)現層出不窮，研究成果日新月異，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小河墓地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工作，即近年邊疆考古的標志性成果。邊疆考古的最新成果，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民族團結和融合，皆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講，邊疆考古工作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至為關鍵。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多元一體，生生不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tǒng)一的內生動力。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具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才可久可大、根深葉茂。”

在新時代，要解讀文明歷史，傳承中華文化，賡續(xù)歷史文脈，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和中國元素，就必須深入研究中華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發(fā)展過程，進一步強化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等對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研究，加強早期四裔及邊疆地區(qū)文明進程和族群融合過程及其對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的作用研究，深入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尤其是早期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基礎。

當前，邊疆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將長期以來中華民族大家庭內各民族物質文化的碰撞交流、語言文化的交流交融和認知思維的內在統(tǒng)一的歷史脈絡及一體化的進程梳理清楚，從考古學角度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清晰完整地揭示出來；把中華大地上民族交融的歷史和民族融合的故事講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真正切實有效地促進民族融合，團結中華兒女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考古學視野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發(fā)展研究”（22VL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蘇師范大學語言科學與藝術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楊陽

新媒體編輯：蘇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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