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教授

作者 田 松 哲學博士、理學（科學史） 博士，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人文科學中心教授，科學與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所任教多年，在北京大學作博士后，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作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涉及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環境哲學、科學社會史、科學人類學、科學傳播、科學與藝術研究等。近年出版專著有《哈佛的圖書館與博物館》、《科學史的起跳板》、《學妖與四姨太效應（增補版）》（與劉華杰合著）、《警惕科學（完整版）》、《稻香園隨筆》、《神靈世界的余韻——納西族傳統宇宙觀、自然觀、傳統技術及生存方式之變遷》等。

導讀

民間科學愛好者引起的社會評價很不一致，有人認為他們是科學共同體的補充，有人認為他們從事的是偽科學。作者認為，民間科學愛好者問題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由于民間科學愛好者不能夠與科學共同體達成基本的交流，不能夠接受科學共同體的基本范式，他們也不能取得能夠被科學共同體接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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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科學愛好者（簡稱民科）是一個非常廣泛的社會現象，并不時地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民科獲得的社會評價差異巨大，有人認為他們可以成為科學共同體的補充，應該予以鼓勵和支持；有人認為他們從事的是偽科學，應該予以批判；也有人認為他們神經有問題，應該進行心理治療。

2003年7月，《南方周末》發表了張浩、宋正海文章《蔣春暄現象值得深思》，認為蔣春暄取得了包括證明哥德巴赫猜想和費爾馬大定理在內的重大科學成就，但是沒有受到中國數學界公正的評價，進而認為科學共同體的評價機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種看法不是孤立的，在大眾傳媒上，在互聯網上，這樣的聲音經常出現。

這種判斷的前提是：蔣春暄等民科有可能甚至已經取得了科學意義上成功。本文認為，這個前提是不成立的。

什么是民間科學愛好者

民間科學愛好者是科學社會學研究的極好案例，正如一位有著特殊病癥的人能夠使醫生得到一個特殊的了解人體的機會，民科問題也可以為我們理解科學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一種特殊的角度。本文作者曾在《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年第7期上發表了《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對民科問題進行了簡單的梳理。

所謂民間科學愛好者（science fans），是指在科學共同體之外進行所謂科學研究的一個特殊人群，他們或者希望一舉解決某個重大的科學問題，或者試圖推翻某個著名的科學理論，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種龐大的理論體系，但是他們卻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學共同體的基本范式，與科學共同體不能達成基本的交流。總的來說，他們的工作不具備科學意義上的價值。

在做出這個定義的同時，我還定義了另一個群體——業余科學愛好者（science amateurs， or amateur scientists）。這個群體也在科學共同體之外從事科學活動，比如業余天文愛好者，他們喜歡觀測天象，并能發現新的天體；又如業余生物學愛好者，他們搜集標本，也能發現新的種屬。但是，他們能夠與科學共同體達成有效的交流。他們并不指望推翻現有的科學體系，只是想在現有科學范式內做一些具體的工作。

這個區分對于研究民科來說是必要的。有的人在討論民科問題時以職業劃界，凡是非職業科學家都視為民間科學家，甚至把退休了的科學家也作為民間科學家看待，提出發揮民間科學余熱問題。甚至推而廣之，說伽利略也是民間科學家——因為當時并無職業科學家群體。這種劃界雖然并無不可，因為從理論上說，劃界如同在數學上定義集合，可以采取任何一種方式定義出一個古怪的集合來。但是，如果定義的民科集合除了作為職業科學家的非集之外，集合的各個元素并無共同的性質，這個定義是沒有意義的。正如我們可以把全體人群分為兩類，一類是書店營業員，一類是非書店營業員。前者可以作為一個對象進行討論研究，而后者僅僅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集合，不能成為社會學的討論對象。因而，把各種科學愛好者做進一步區分，對于討論這個問題是必要的。

民間科學愛好者和業余科學愛好者在中文字面意義上難以區分，所以這是一個定義或者命名。是對于已經存在的兩個群體進行命名，而不能根據這個名詞去尋找相應的對象。比如自行車這三個字是對一種車輛的命名，如果根據它的字面意思去尋找自動行駛的車輛，無異于緣木求魚。因而，應該把民間科學愛好者這五個字從整體上理解。當然，這個定義并非完美，首先，其命名可能產生誤解，其次，太長。前一個問題只能通過理論的進一步充實而得到更多人認可和理解，后一個問題可以通過其簡稱“民科”而消解。

當然，民間科學愛好者與業余科學愛好者以及科學共同體這三者實際上是一個連續譜，它們之間也沒有截然的界限。專業科學家有時也會表現出民間心態。

民科問題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不可能通過逐一解答民科的科學錯誤而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一，民科的人數太多；二，民科不愿接受科學共同體的否定性判斷。在我看來，更有意義的問題不是他們在科學上是對是錯，而是他們為什么要從事科學研究？他們理解的科學是什么？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從事科學研究的？

問題轉化之后，民科的共性就凸現出來。無論是反相對論的，還是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他們在行為方式、心理特征、知識背景以及“論文”的寫作方式上，都有共同的特征。如果民科只是個別存在，我們還可以把它歸結為其個人原因。而民科的大規模存在，必然是某種社會問題的反映。

以上是對民科問題的一個簡單梳理。本文將以哥德巴赫猜想愛好者為例，論證民科不能取得科學意義上的成功。民科的活動非常廣泛，幾乎在所有著名的科學領域都有民科在活動。比如有人致力于反相對論，有人致力于新宇宙論。1978年，由于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這個長期處于公眾視野之外的純數論命題獲得了廣泛的大眾知名度。直到現在，中科院數學所每年都能收到幾麻袋聲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論文，《科技日報》記者李大慶把這些致力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民科稱為“哥迷”，也有人稱他們為“哥猜家”。

哥 迷

哥德巴赫猜想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數論問題。1742年，德國的哥德巴赫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任何一個大偶數都可以寫成兩個素數之和。哥德巴赫沒能給出證明，寫信給當時歐洲最偉大的數學家歐拉。歐拉也沒有給出證明。于是這個猜想和費爾馬大定理一樣，成為著名的數學懸念。費爾馬大定理于1995年被安德魯·懷爾斯（AndrewJ．Wiles）證明成立，而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懸而未決。

兩百多年里，圍繞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數學家嘗試了許多方法。1920年代，挪威數學家布朗用“篩法”證明了每一個大偶數可分解為一個不超過9個素數之積與一個不超過9個素數之積的和，這個陳述簡稱為（9＋9），則哥德巴赫猜想就可以簡稱為（1＋1）。此后，篩法成為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主要方法。1924年德國數學家拉德馬哈爾證明了（7＋7）；1932年德國數學家愛斯臺爾曼證明了（6＋6）；1938年蘇聯數學家布赫斯塔勃證明了（5＋5），并在兩年后證明了（4＋4）；1956年蘇聯數學家維諾格拉夫證明了（3＋3）；1958年我國數學家王元證明了（2＋3）；1962年我國數學家潘承洞證明了（l＋5），并于同年證明了（l＋4）；1965年布赫斯塔勃、維諾格拉夫和意大利數學家龐皮艾黎都證明了（1＋3）；1966年5月，陳景潤證明了（l＋2）。

（1＋2）的意思是，任何一個大偶數，都可以分解成一個素數加上兩個素數的積。這是目前為止最接近（1＋1）的一個結果，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有一步之遙。

哥德巴赫猜想非常容易理解，任何人只要知道了偶數和奇數、合數和素數的概念，就可以對偶數進行驗算，也會發現，他所能驗算到的偶數都符合這個猜想。這是大批哥迷產生的原因之一。

王元先生說，《哥德巴赫猜想》發表后，他和陳景潤不知收到了多少封討論哥德巴赫猜想的來信，也不知有多少人宣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幾乎每天還能收到這樣的來信。在數學所業務處，記者看到好幾大紙箱的討論猜想的來信。處長陸柱家研究員對記者說，“這些來信大概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去處理它。因為哥德巴赫猜想雖然很簡單，但要證明它卻很復雜，非專業人員看不懂，專業人員又沒有時間整天埋在這里處理這些來信。”陸處長曾給不少人回過信，告訴他們正確的途徑是先寫出論文向學術刊物投稿，如果編輯部認為有價值會請專家審稿的，數學所的研究人員都有自己的研究工作。然而，不斷有人寄信來要求鑒定。有人即使接到了陸處長的信依然不屈不撓地來信。

迄今為止，大規模哥迷的誕生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期間媒體上關于陳景潤的婚戀、疾病及去世的報道都會為他們輸送一些精氣神。有位哥迷甚至說：“陳景潤死了，我來接班。”

2000年3月19日，英國費伯出版社和美國布盧姆斯伯里出版社懸賞100美金征求哥德巴赫猜想的解答。廣大哥迷掀起了新一輪論證高潮。尤其是在截止日期2002年3月20日到達之際，大眾媒體上哥迷的消息此起彼伏。

2002年3月3日和18日，《光明日報》兩次用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羅翼云先生的廣告，內容都是講他的“奇素數和定理”，聲稱解決了哥德巴赫猜想（下稱哥猜）問題。加上他在《汕頭日報》刊登的廣告，羅先生已經花了10多萬元。明眼人一看便知，羅先生之所以在這個時間刊登廣告，主要是想搶在3月18日之前把自己的研究結果最大范圍地公布出去。

隨著期限的臨近，有關哥猜的消息多了起來。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第17版刊登了著名教育家和評論家敢峰研究哥猜的論文《直取“1＋1”之探索———用演繹數論對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1月22日，網上發布了中新社消息，稱廣東梅州市蕉嶺縣農民拖拉機手王來生耗費八年心血，完成了論證哥猜的論文；1月28日，《法制日報》刊登記者文章《他真的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嗎？》，介紹一個叫宇文永權的人自稱證明了哥猜；同日《中國青年報》又刊登記者采訪中科院數學專家的文章《哥德巴赫猜想不是想猜就猜》，指出現有數學理論無法解決哥猜問題，農民已論證純屬虛妄之談。

在此之前，2001年3月25日《長江晨報》就有報道《黃陂老漢劉平危聲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同日《長江日報》刊登記者文章《專家奉勸“民間數學家”勿白費精力于哥氏猜想》。4月7日《江南時報》也做了報道《果真是“拿著錘子造原子彈”嗎——一位殘疾人的“哥德巴赫”夢想》。此外，敢峰的論文已經在2001年12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世紀》第一輯上發表，據報道，73歲的敢峰本人是該專輯的主編。

2002年3月20日，百萬美金大獎的截止日期，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時空連線”就此進行了討論。三位嘉賓（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所李福安研究員、科技日報記者李大慶、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在讀博士田松）總的看法基本一致：民間科學愛好者不可能解決哥德巴赫猜想問題。節目播出后第二天，我接到了兩個長途電話，要與我進行辯論，其中一位是遼陽哥迷莊嚴。

插曲：誰在為哥迷辯護

民科的頑強毅力感動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為他們鳴不平。常見的疑問是這樣的：“萬一其中一兩篇有一點參考價值呢！”你們連看都不看，怎么就說人家是錯的？在“時空連線”的那期節目中，白巖松也代表觀眾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如果我們漏掉了一個，豈不是太可惜了？也有人相信，哥迷有可能甚至已經取得了成功，進而認為我們的科研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種聲音在大眾媒體上時有所見。比如《科技日報》在2001年10月和11月，曾發表兩篇為蔣春暄鳴不平的記者文章。而在最近辯護聲音最大的無疑的宋正海、張浩在《南方周末》的文章。

然而，所有為哥迷辯護的人有一個共性：他們自己不具備判斷哥迷在科學上是否正確的能力和資格。

科學共同體與知識的增長

按照一個傳統的比喻，把科學比喻為山，科學知識的增長就是山體的增高和范圍的擴大。進入20世紀，科學成為一個需要國家支持并需要納入到國家計劃的事業。D·普賴斯把這樣的科學稱為“大科學”，以往的科學則稱為“小科學”。在小科學時代，科學家以個人身份從事科學活動，在增長自己的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增長了科學之山的海拔。20世紀前曾經有過很多大師，他們能夠站在科學之山的最高端，給每一個學科的山包都增添一些海拔。而在今天，科學山脈的龐大和豐富遠遠超過了一個個人的學習能力，這樣的大師已經不可能存在。

即使在小科學時代，也存在著一個科學共同體。一個人的科學發現，需要被其他從事類似工作的人認可。在學術期刊出現之前，科學家之間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通信。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給歐拉信中表述的，又通過歐拉的轉述，被其他科學家所了解和認同。我們可以把科學知識的增長，理解為科學共同體所認可的知識的增長。據考證，達芬奇的手稿中包含大量遠遠超過其時代的科學發現，但是這些發現沒有與其他科學家進行交流，沒有進入當時的科學共同體的知識流通，所以沒能對科學之山的增高有所貢獻。一個人要想對科學共同體的知識增長有所貢獻，首先要具有與科學共同體進行交流的能力，要具備這個能力，又必須首先對科學共同體已有的知識有相當程度的掌握。這就需要進行系統的學習。隨著科學之山越來越高，需要專業訓練也越來越多，由學士而碩士，由碩士而博士。

李福安研究員指出：要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數論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都未必夠格。按照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利華研究員的統計，全中國在數論方面發表過5篇以上論文的專家不超過50人。李福安說，其中沒有人把哥德巴赫猜想作為研究課題。而我們的哥迷們，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

今年53歲的劉平危初中只讀了一年半就輟學了，但因喜歡數學，便到處找書看，1970年，因風濕病加重不能上班，便投入到數學研究中。1978年，他讀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后，萌發了要摘取這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的想法。

懸賞的消息發布后，最早聲稱自己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是一位僅有初中文化的浙江“狂人”。2000年4月初，浙江麗水市信用合作聯社范和平說，他潛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已有20多年了，現已經破解了此題。

莊嚴是遼陽市1968年初中畢業的下鄉青年，1976年返城后當過多年的裝卸工。1978年，我國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向哥德巴赫猜想沖擊，完成了“1＋2”，震撼了世界。莊嚴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感染，時年27歲從小也特別喜歡數學的他頓時熱血沸騰，剩下這一步之遙，他也要試試，為國爭光，把這顆數學王冠上的明珠摘下來！

以上文字摘自大眾傳媒上報道哥迷的記者文章，很多民科的自述都經過了自己的加工，而把民科當作落難英雄的報道，也常常出于義憤或者同情對所描述的事件進行了改寫。盡管如此，通過對文本的癥候閱讀，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獲得有關民科的行為和心理的諸多信息，并了解記者本人對科學活動的理解。

學歷不是評價能力的唯一標準和絕對標準，但是，學歷意味著所接受的專業訓練的程度。而且在大科學時代，專業人士無疑擁有更多的學術資源。科學史上固然存在著許多業余愛好者取得成功的例子，這些故事往往成為民科的動力和自我辯護的依據，然而，這些故事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曲解。其中著名的兩個是華羅庚自學成才和愛因斯坦在專利局發現相對論的故事。

按照華羅庚自己的說法，他的最高學歷是金壇中學初中畢業。但這不是他的最終教育。華羅庚在寫出《論蘇家駒教授五次方程解不成立之理由》的時候，的確只是金壇中學的小職員。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首先，這篇文章并不是一個很大的成果，其他數學家也發現了蘇家駒的破綻；其次，這篇文章是按照科學共同體認可的范式寫作的，所以會使熊慶來看到華羅庚的資質和潛力，把華羅庚招到清華。幾年后，華羅庚留學劍橋，他曾經在一年里寫了11篇文章，一位同學玩笑地說，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拿個博士學位。所以，華羅庚雖然只有初中畢業，但是他所受到的專業數學訓練，至少是博士級的。

愛因斯坦則接受了正規的科學教育，他畢業于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畢業后未能在母校申請到教職，去伯爾尼專利局謀生，但這并不意味愛因斯坦與科學共同體之間的聯系中斷了。在此期間，愛因斯坦還向蘇黎世大學申請了博士學位，并在1905年獲得了學位。

由上可見，華羅庚和愛因斯坦也許曾是業余科學愛好者，但并非民間科學愛好者。他們雖然不在科學共同體之內，但與科學共同體保持著正常的聯系。

不能 與科學共同體進行交流的民間科學愛好者

民間科學愛好者與科學共同體沒有正常的聯系，對于所致力的學術領域的發展和已有成果也沒有充分的了解。可以斷言，絕大多數哥迷都沒有看過陳景潤的論文，事實上也沒有幾個人能夠看懂。我在接到莊嚴先生的電話時，也曾問他，是否讀過陳景潤的論文。回答大致是這樣的：“我不需要，因為我的方法完全是獨創的！”

一位記者對劉國安（即前文劉平危的本名）有過這樣的描寫：

劉國安在90年代以前并沒有讀到陳景潤論文的內容。由于資料和水平有限，許多已經被大量公認的數學運算公式，劉國安也不知道。每次碰到進行不下去了，他就自己花時間去推導演算，常常弄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來。

“篩函數”這一概念和公式早已有人研究出來，完全可以直接運用。劉國安在運算過程中需要這一概念和公式，他不知道有現成的，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構造了一個數學運算模型，搞得腦袋都發麻，仍然沒有結果。一天，他正煩得不行的時候，無聊之中，將數學運算模型左看右看，正看反看，對角線看，最后找到了“單篩函數”、“孿生函數”的公式，將它們區別開并下定義命名，他高興得不得了，認為自己又攻克了一個大難題。

他的弟弟、妹妹托人給他買了幾本高等數學并告訴他，這個概念和公式書上早就有了，他不信，堅持認為是自己解決的，直到他從書上看到了，這才知道自己走了很多冤枉路。

這位記者的描述基本上是中性的，語言也較平實。上面所引這一段似乎也表現出了民科身上可能發生的荒誕事件。普通讀者很容易信以為真。但是，由于這段故事戲劇性太強，反而不可信。

一個人在今天獨立地發現比如杠桿原理、畢達哥拉斯定理等早期科學原理并不是沒有可能，很多學生在學習的時候，都能夠舉一反三，根據所學的內容，對尚未教授的內容有所心得。但是，如果一個人企圖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把科學共同體已有的知識重新發現出來，重建一座科學之山，那是絕無可能的。從古希臘算起，科學之山已經增長了兩千多年，從伽利略算起，也經過了三百多年。它們是由一代代科學家累積起來的，我們現今教科書上的一頁紙，可能就耗費了幾代科學家的時光。

在我們接受到的科學史教育中，科學發現常常表現為一條單一的直線，比如從哥白尼、伽利略到開普勒再到牛頓、愛因斯坦，物理學仿佛只有一條平坦的大道，而沒有任何岔路。科學仿佛是預先存在的一個寶藏，預先存在于某個地方，科學家的任務就是把它挖出來，不論由誰來挖，挖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在這個觀念下，記者描述劉國安弄一個什么數學模型左看右看，就找到了什么“單篩函數”和“孿生函數”，并且這個公式教科書上竟然有，這是不可能的。把同樣的積木交給兩個孩子，讓他們在不同的屋子里分別蓋房子，只要積木塊足夠多，他們的搭建方式絕不會相同。如果劉國安獨立發現了什么函數或者公式，在教科書中也是找不到的。所以這段故事，只能是劉國安對記者講述的自己以為的事實，或者是記者編造的故事。

可以用圍棋作喻。圍棋看起來容易，要成為專業棋手，同樣需要相當程度的專業訓練。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假設這樣一種情況，有一位來自深山的無名高人橫空出世，把全部九段統統打敗？從一般的想象里，似乎有可能。茨威格在小說《象棋的故事》里就有類似的描寫。一個聰明人在牢房中以棋譜作為消遣，一放出來就成了頂尖高手。然是實際上，一位業余棋手不需要打敗九段，只要能打敗三四段的專業棋手，就足以引起棋界的關注，他就不再是無名高人了。就如華羅庚，只是找到了蘇家駒的一個小毛病，就引起了數學界的重視，從而由業余走向了專業。所以，一個人在數學上沒有連任何小的成就都沒有，就直接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絕無可能。

蔣春暄是 否遭到了中國數學界的不公正待遇

蔣春暄大概是學歷最高的哥迷。“蔣春暄，中國航天總公司四院二部退休高級工程師。早年曾在北京航空學院學習空氣動力學專業，后來長期從事資料編譯工作。業余時間鉆研數學。”蔣春暄自稱證明了包括費爾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在內的五大數學難題中的四個。甚至他證明費爾馬大定理的時間要早于英國人懷爾斯，懷爾斯正是因為這個成就獲得了菲爾茨特別成就獎。與其他民科相比，蔣春暄還具有直接與國外學者溝通的能力。為蔣春暄鳴不平的《科技日報》記者這樣寫道：

桑蒂利是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強子理論的創始人。他在給蔣春暄的信中這樣寫道：“你是新數理論的領袖，在這方面，你的工作是最出色的。”“我想借此機會對你工作的歷史性的潛在價值表示極大的贊賞。”“數是所有科學的基礎，新數理論每500年出現一次，這足以說明你工作的重要性。我想將你的工作在《代數群幾何》雜志上發表，而后出版你的專著，以使你的工作在世界科學界傳播。”這些贊美之詞并非是純粹的外交辭令，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言。桑蒂利說到做到。在他的幫助下，這些年來，蔣春暄在《代數群幾何》上發表了“費馬大定理證明”“iso數論基礎”、“費馬大定理-桑蒂利iso定理”。在新千年到來之際，《代數群幾何》雜志出版專輯《千年末科學中尚未解決的基本問題》，其中收集了蔣春暄費馬大定理的證明歌德巴赫猜想證明，黎曼假想否定等共100個證明。2001年，蔣春暄的“大數分解法”和新哲爾假說證明也已收到刊出通知。

如前所述，記者本人沒有能力對蔣春暄的數學工作做出判斷，但是他相信蔣春暄已經得到了這位外國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的認可，所以為之抱不平。宋正海、張浩的《南方周末》文章也是建立在這個結論上的。然而，張利華研究員卻發現：

一般世界權威的科學期刊都被收錄在《SCI》科學引文索引系列中，《SCI》目前收錄3000余種期刊，我國被收錄的期刊已有52種。而《代數群幾何》沒有被《SCI》收錄，這說明此刊物沒有被科學共同體接受為權威的數學期刊。

科技日報稱蔣春暄的支持者桑蒂利（R. M. Satilli）是美國著名的物理和數學家，筆者仔細察看了桑蒂利的簡歷，發現他從來就不是數學家。

根據張利華對桑蒂利的調查，可以認為，桑蒂利本人也具有很濃的民間心態。

如果蔣春暄的文章已經發在了國外的數學雜志上，他的學術工作就已經進入了科學共同體的知識流通了，而根本不需要理會中國數學界對他是否承認。事實上，那位為蔣春暄抱不平的記者已經透露了一個信息：“1978年，在科學院前院長方毅的關心下，科學院數學所曾組織過蔣春暄費馬大定理證明的研討會，蔣春暄的證明被否定。科學院通知蔣春暄所在單位正確引導蔣春暄不要作無謂的探索，多作一些現實的對社會有益的事。”

專門為某人的成果召開論證會，這并不是科學共同體接受新成果的正常程序。華羅庚也好，陳景潤也好，沒有哪一位的科學成就是靠論證會被接受的。

哈代與拉瑪努賈

拉馬努賈是我提供給民科的一個案例。

拉馬努賈是一位印度的數學天才，沒有受過正規的數學訓練，憑著直覺，證明了很多數學公式，也提出了很多后來被證明為正確的猜想，拉馬努賈把這些證明寄給了當時英國一些優秀數學家，但是他本人的證明很不規范，所使用的數學符號也和英國數學家不同，加上字跡潦草，沒有幾個人能看懂，也就沒有人理睬他。幸運的是，大數學家哈代讀了拉馬努賈的信，把他請到倫敦，與他合作，發表了大量文章。拉馬努賈的傳奇故事讓人津津樂道，也一再遭到誤讀。在這里，需要強調幾點：首先，拉馬努賈雖然天才，但是在被哈代發現之前，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數學家，貝特曼（P. Batman）在對比華羅庚與拉瑪努賈時指出：“拉瑪努楊并沒有全部完成一個自學天才到一個成熟的、訓練有素的數學家的轉變，他在某種程度上仍然保留了數學的原始性，甚至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猜謎性質。然而華羅庚在其早期的數學生涯，就已經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數學家了。”其次，拉馬努賈并沒有完全脫離科學共同體，他的證明雖然不規范，但并不是完全自創的一個與主流數學范式毫無關系的系統。他自創的符號也對應著科學共同體能夠理解的數學概念，因而能夠與科學共同體達成交流。

很多民科與他們的同情者抱怨現在的中國沒有人肯做哈代，所以他們沒有成為拉馬努賈。但是，這可以反過來解釋，他們之所以沒有遇到哈代，是因為他們不是拉馬努賈。我們可以假設，有很多拉瑪努賈被埋沒了，這就好比說有些人是天才演奏家，卻從來沒有摸過琴。這樣的假設當然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科學共同體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比如學術刊物，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投稿的。如果一個人有能力解決哥德巴赫猜想，他必定可以先解決了一些小的數學問題，從而為科學共同體所了解。就如華羅庚當年。

綜上所述，中國科學院拒絕審理來自科學共同體之外的一切聲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論文，不會錯過任何有價值的成果。

與此類似，那些致力于發明永動機，推翻相對論，改寫進化論，重建心理學的民間科學愛好者，也不會取得有任何科學意義的成果。

（原文發表于《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年第三期，pp.1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