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業界傳出消息，英特爾和臺積電已達成初步協議，將成立一家合資企業來運營這家美國芯片制造商的工廠，臺積電將持有新工廠20%的股份。消息稱，美國白宮和商務部官員一直在敦促臺積電和英特爾達成協議，以解決英特爾的長期危機。

要知道，英特爾可是臺積電的核心競爭對手之一，現在卻成為了合作者。臺積電變成美積電的傳聞，似乎就要成真了。

那么幕后黑手是誰？是誰在推動這一結果的實現？

芯片焦慮帶來的機會

全球化的黃金時代過后，大國競爭，特別是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成為新的主旋律。

半導體，作為現代數字經濟的基石，自然成為這場競爭的焦點。

美國決策者們日益擔憂，其尖端芯片制造能力過度集中在東亞，尤其是臺灣。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以及新冠疫情暴露出的全球供應鏈脆弱性，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芯焦慮”。

確保本土擁有先進、可靠的芯片制造能力，被提升到美國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

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開始調整其產業政策，從過去的自由放任轉向更積極的干預和扶持。

2022年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便是這一轉變的標志性舉措。

該法案計劃投入數百億美元，激勵芯片制造商在美國本土建立或擴大生產設施，并加強研發和人才培養。

對于英特爾而言，這就是瞌睡遇到了枕頭。

這家曾經的行業領導者，在過去十年中，由于戰略失誤和執行不力，在芯片制造工藝上逐漸被臺積電和三星超越。

其IDM（整合設計與制造）模式的優勢減弱，甚至開始將部分高端芯片外包給臺積電生產。

然而，英特爾深厚的本土根基、強大的研發實力（盡管在制造上暫時落后）以及在美國政商界的巨大影響力，使其成為美國重振本土半導體制造業戰略的核心支柱。

英特爾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

新任CEO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上任后，高調宣布了IDM 2.0戰略，核心之一就是大力發展“英特爾代工服務”（Intel Foundry Services, IFS），意圖在芯片代工市場與臺積電、三星展開正面競爭。

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僅僅依靠英特爾自身的力量顯然不夠，它需要借助美國政府的東風——巨額補貼、有利的政策環境，以及某種程度上對競爭對手（尤其是臺積電）的戰略約束。

因此，英特爾不再僅僅是一個市場參與者，它開始積極扮演起“壓力集團”的角色。

它將其自身的復興目標，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技術領導力緊密捆綁在一起，游說政府，影響政策制定，并在輿論場上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敘事。

英特爾的訴求，不僅僅是獲得補貼，更在于確保美國的資源和政策向本土企業傾斜，甚至不惜以犧牲或“馴化”外國領先企業（如臺積電）為代價。

利用國家力量，施壓臺積電

英特爾對臺積電施壓，并非通過傳統的商業手段，而是更側重于利用其在美國國內的特殊地位，影響美國政府對臺積電的政策和態度。其策略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先是塑造“國家安全”敘事，強調本土制造的重要性。

英特爾不斷向美國政府和公眾強調，過度依賴臺灣（即臺積電）的芯片制造存在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

基辛格等高管在各種場合發聲，將支持英特爾、發展美國本土制造能力，等同于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這種敘事策略，有效地將英特爾的商業利益包裝成了國家利益，為爭取政府支持和資源奠定了基礎。

英特爾還打著倡導“公平競爭”的名號，實則尋求政策傾斜。

英特爾一方面呼吁全球范圍內的“公平競爭環境”，另一方面則積極游說，希望《芯片法案》的補貼和優惠政策能夠更多地向像英特爾這樣的美國本土IDM企業傾斜。

雖然法案也向臺積電、三星等在美建廠的外企開放，但英特爾試圖在規則制定和執行層面，為自己爭取更有利的條件。

例如，英特爾強調其研發、設計、制造一體化的“全價值鏈貢獻”，以區別于僅在美國設廠的純代工廠。

《芯片法案》提供的巨額補貼對任何芯片制造商都極具吸引力，包括臺積電。然而，獲得補貼并非沒有條件。

法案中包含了一些限制性條款，如限制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擴張、要求分享超額利潤、提交詳細的運營數據等。

這些條款賦予了美國政府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和杠桿。

英特爾作為美國本土的“寵兒”，在與政府就補貼條款進行談判時，無疑擁有更強的議價能力。

同時，美國政府在與臺積電談判時，英特爾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壓力——如果臺積電不積極配合美國的戰略要求（比如技術轉移、幫助扶持美國本土供應鏈等），那么補貼的力度、附加的條件、乃至未來的政策待遇，都可能對其不利。

英特爾的存在，使得美國政府在面對臺積電時，有了更多的“牌”可以打。

更可恨的是，英特爾的高管們公開言論施壓，制造輿論。

英特爾高管，尤其是基辛格，曾發表過一些被認為是指向臺積電的言論。例如，他曾強調“真正的技術領導力需要研發和制造緊密結合”，并指出“如果研發不在美國，美國就不會在半導體領域保持領先地位”。

這被廣泛解讀為對臺積電將核心研發留在臺灣的不滿，暗示臺積電僅僅在美國建廠是不夠的，還需要將更核心的技術能力帶到美國。

這不僅是商業競爭的喊話，也帶有向美國政府和臺積電施壓的意味。

最近傳出的英特爾與臺積電成立合資企業的消息，可以說是英特爾施壓策略的一個新階段。

如果屬實，臺積電以少數股權（傳聞為20%）參與運營英特爾的工廠，這在商業邏輯上顯得頗為蹊蹺。臺積電作為技術領先者，為何要投入資源幫助其直接競爭對手改善運營？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這是在美國政府（白宮和商務部被指參與撮合）的強大壓力下，臺積電不得不做出的又一次讓步。

這種合作模式，可能讓英特爾有機會近距離學習臺積電世界領先的工廠運營和良率控制經驗，甚至可能涉及更深層次的技術訣竅。

這對于急于提升代工能力的英特爾來說，無疑是巨大的利好。而對于臺積電，則更像是“割肉”來換取在美國市場的“平安符”。

臺積電的步步退讓

面對來自美國政府和英特爾的雙重壓力，臺積電的應對策略經歷了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從最初的審慎、猶豫，到后來的逐步妥協，乃至如今被廣泛認為的“身不由己”。

第一步退讓：（2019-2020）：

早在美國對華為實施嚴厲制裁，并開始討論供應鏈安全問題時，美國政府就已開始向臺積電施壓，要求其赴美建廠。

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對此持悲觀態度，他曾多次公開表示，美國缺乏制造業所需的工程師文化和成本優勢，赴美建廠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注定失敗”。

這代表了臺積電最初的立場：基于純粹的商業和運營考量，赴美建廠并非明智之舉。

然而，胳膊擰不過大腿，地緣政治的壓力最終超越了商業邏輯。

2020年5月，臺積電宣布將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建設一座5納米晶圓廠。這被視為臺積電在美國壓力下的第一個重大讓步。

第二次退讓：投資加碼與技術升級（2021-2023）

宣布建廠只是第一步。隨著美國《芯片法案》的推進和拜登政府對“美國制造”的持續強調，臺積電在美國的投資承諾不斷加碼。

最初的120億美元很快膨脹到400億美元（增加一座3納米工廠），隨后又提升至650億美元（計劃涵蓋更先進的工藝）。

更令業界關注的是，臺積電開始將越來越先進的制造技術引入美國工廠。根據美國官方信息，亞利桑那的第二工廠將生產3納米芯片（預計2028年投產），第三工廠甚至計劃引入2納米及更先進的A16 Nanosheet (GAA) 工藝（預計2030年前投產）。

這打破了臺積電長期以來將最先進工藝“根留臺灣”的策略紅線。

將尚未在臺灣大規模量產的尖端技術直接布局到美國，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這背后，美國政府的持續施壓和對技術轉移的明確要求，顯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英特爾作為美國本土的競爭者，自然樂見其成，甚至就是幕后推動這一進程的始作俑者。

如今，臺積電在美國的投資額據稱可能追加到1000億美元。而與英特爾的合資傳聞，則預示著一種更深層次的、可能損害臺積電核心競爭力的合作模式。

如果臺積電真的需要投入資金和技術力量去“扶持”英特爾的工廠運營，那么“割肉喂鷹”的比喻將變得無比貼切。

此外，基辛格關于研發必須在美國的言論，也讓人擔憂臺積電未來是否會被迫在美國建立大型研發中心，進一步將核心能力外移，并為美國培養本土的半導體人才——這無疑將直接助益英特爾等美國公司。

蘇洵在《六國論》中描述六國割地賂秦以求茍安，最終卻加速滅亡的悲劇，被許多觀察者用來形容臺積電當前的處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臺積電在美國的每一次讓步，看似暫時滿足了美方的要求，換取了短暫的喘息空間，但美國的欲望似乎永無止境，壓力接踵而至。

從最初的建廠，到投資加碼，再到技術升級，乃至可能的技術合作與研發轉移，臺積電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其獨立性和戰略自主權正在被不斷蠶食。

后果

如果臺積電持續沿著這條軌跡走下去，最終蛻變為所謂的“美積電”，它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風險和挑戰：

將最先進的制造工藝，甚至未來的研發能力，大規模轉移到美國，并可能通過合資等形式與英特爾等競爭對手分享運營經驗，無疑會削弱臺積電賴以生存的技術領先優勢和成本控制能力。

美國工廠的運營成本遠高于臺灣，效率也面臨挑戰，長期來看可能拖累公司的整體盈利能力。

深度融入美國半導體戰略，意味著臺積電的經營決策將越來越多地受到美國政府政策和政治因素的影響。

它可能被迫優先滿足美國客戶的需求，配合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甚至在未來的地緣政治沖突中選邊站隊。其作為全球中立代工廠的獨特地位將被打破。

美國扶持臺積電在美建廠，根本目標是建立獨立自主的本土供應鏈。一旦英特爾或其他美國公司在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掌握了先進制造能力（部分可能還是在臺積電的“幫助”下實現的），那么臺積電在美國的戰略價值就會下降。

屆時，美國政府是否還會像現在這樣“重視”臺積電？

臺積電若成為了美積電，那么臺灣本土產業還將出現空心化。

臺積電是臺灣經濟的支柱和技術皇冠上的明珠。其核心技術和產能的大量外移，不僅可能導致臺灣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優勢流失，還可能引發人才外流、供應鏈斷裂等一系列問題，對于臺灣經濟是最重大的打擊。

毫無疑問，英特爾作為推動者，也必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可以說，英特爾并非簡單地在旁邊“撿便宜”，而是主動出擊，巧妙地利用了地緣政治的變化和美國國家戰略的需求，將自身的商業競爭目標提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從而獲得了不對稱的優勢，對臺積電形成了有效的“降維打擊”。

接下來，針對半導體產業的關稅戰，正在白宮醞釀。

只要不在美國生產，就將有巨額關稅，把半導體產業逼回美國，對于美國政客來說，比全面關稅戰更有可執行性。

未來，臺積電是否還能找回掌控自身命運的主動權？它是否能在滿足美國戰略需求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自身的核心利益和技術獨立性？它是否能夠平衡好在美國、中國臺灣、中國大陸以及全球其他地區的布局？

很顯然，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在臺積電的決策者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