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0日，此時河西走廊的溫度降至了零下三十多度，參加紅軍西路軍遠征的紅五軍在甘肅省高臺縣已經跟馬步芳率領的“馬家軍”激戰了八個晝夜。

這天，“馬家軍”利用飛機和大炮的優勢，對高臺縣城發起了總攻。

紅五軍的兵力只是“馬家軍”的七分之一，面對如此相差懸殊的兵力對比，紅五軍第13師師長葉崇本壯烈犧牲，就連已經投降紅五軍的民團突然打開城門，“馬家軍”順勢進入城內。

隨著民團的臨陣倒戈，紅五軍跟“馬家軍”在高臺城內展開了慘烈的巷戰。

由于“馬家軍”的兵力和裝備都在紅五軍之上，他們利用強大的火力對紅五軍形成全面壓制之勢，紅五軍處于極度被動的局面。

見此情景，就在形勢萬分危急的關頭，紅五軍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對紅五軍軍長董振堂說：“軍長，部隊損失慘重，咱們趕快突圍吧！”

就在這時，警衛排長突然喊道：“保護董軍長向東門突圍，我們在這里拖住敵人。”

聽完這話，董振堂的眉頭緊皺，他拔出腰間的手槍，大聲喊道：“城都丟了，還突什么，我董振堂誓與高臺共存亡！”

最終，在“馬家軍”的圍攻之下，紅五軍全軍覆沒，董振堂也在這場戰斗當中壯烈犧牲，他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人在陣地在，誓與高臺共存亡”的豪邁誓言。

為了向蔣介石邀功，馬步芳竟然殘忍地砍下了董振堂的頭顱，并且泡在酒精里送到了南京國民政府。

董振堂

組織第26路軍發動起義，加入紅軍

1931年9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以失敗告終，在其它“圍剿”部隊紛紛撤回休整的同時，唯有董振堂所在的國民黨第26路軍還在死守被紅軍包圍的江西寧都。

此時的董振堂擔任國民黨第26路軍第25師第73旅旅長。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并且很快侵占了中國的東北三省。

在此國難當頭之際，蔣介石依然堅持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這讓董振堂非常氣憤，更加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

在董振堂的眼里看來，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虎視眈眈，南京國民政府就應該聯合國內的一切抗日力量，一致對外，而不是實施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

面對外界紛紛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團結一心，一致抗日”的呼吁之聲，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他甚至還下令：“奢談抗日者，殺無赦！”

看到蔣介石“始終堅持內戰，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徑，徹底激怒了董振堂。

當時的寧都已經處于紅軍的圍困之下，董振堂率領的國民黨第26路軍第25師第73旅，無論是和紅軍展開正面作戰，還是違抗蔣介石的命令棄城而逃，都是死路一條。

因此，董振堂不得不為自己和第73旅的兄弟們謀求一條生路。

1931年12月初的一天夜晚，在寧都城門東側的一幢二層小樓里面的第73旅旅部，董振堂組織召開了一次絕密會議，商討第26路軍未來的出路。

關于這次絕密會議的內容，董振堂在后來手寫的《寧暴經過》當中這樣記述：

“我同趙博生同志與第74旅旅長季振同說：‘我們如果北去，有蔣介石的軍隊擋著，過不去長江，我們與紅軍聯合聯合怎么樣呢？’季振同說：‘可以’。”

此時的國民黨第26路軍人數眾多，一旦決定投奔紅軍，就必須要做出縝密的安排。

1931年12月7日，董振堂正式決定起義，他交給第73旅參謀長郭如岳一個重要任務，讓郭如岳起草一封起義信件，并且準備派人把信件送到中央蘇區。

但是，蔣介石在國民黨第26路軍當中安插了許多眼線，董振堂應該怎么避開這些眼線把信件送出去呢？

董振堂深知，一旦被蔣介石的眼線發現，那么起義大計就會功虧一簣。

于是，董振堂把信件內容抄在一塊紅綢子上面，縫在郭如岳的衣服夾層里面，讓他前往中央蘇區送信。

雖然把信件送了出去，但是究竟能不能送達中央蘇區，董振堂、趙博生等人的心里并沒有底。

很快，中央蘇區就傳來了一個好消息，劉伯堅代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給寧都城內的董振堂、趙博生等人回復了一封信，內容當中寫道：

“我代表紅軍以十萬分熱情誠懇的敬禮，歡迎在中國革命中奮斗多年的諸位同志來同紅軍共操勞苦工農的解放，相距不遠，快晤在即，一切都在面談，這里先向你們致一個熱烈歡迎的革命敬禮。”

看到劉伯堅寫的這封歡迎信，董振堂、趙博生才算松了一口氣，寧都起義的事情已經刻不容緩。

為了方便董振堂、趙博生等人發動起義，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還特意派人給他們送去了一張軍事地圖，圖中標明了起義以后如何進入中央蘇區的具體行軍路線。

就在董振堂、趙博生等人正在密謀發動起義的同時，中共地下黨獲悉，蔣介石已經下令逮捕第26路軍里面的中共黨員，迫使他們必須要提前發動起義。

1931年12月14日傍晚六點，董振堂、趙博生召開了在寧都城內的最后一次緊急軍事會議，并且下達命令：“今天晚上就行動，到紅軍那邊去，各位按照分工，聽從命令執行。”

除此之外，董振堂要求把通往城外的電話線全部剪斷，還要控制與外界聯絡的無線電臺。

第二天凌晨，在董振堂、趙博生、季振同等人的指揮之下，起義部隊占領了寧都全城，寧都起義取得了圓滿成功，隨后率領第26路軍的一萬七千多人朝著中央蘇區進發。

來到中央蘇區之后，國民黨第26路軍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簡稱紅五軍團），季振同擔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兼軍團長，董振堂擔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第13軍軍長，趙博生擔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黃中岳擔任第15軍軍長。

對于中央蘇區的艱難生活，董振堂都看在眼里，他還在第一時間把部隊當中的三千大洋全部上交給了組織。

由于季振同在1932年8月被錯誤認定為“反革命分子”，董振堂接替他擔任紅五軍團軍團長。

率領紅五軍團屢立戰功，打出“大刀隊”名氣

1932年2月，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攻打被國民黨軍隊占領的江西贛州，由于贛州城墻三面環水，易守難攻，紅三軍團足足打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也終究沒有能夠攻破。

眼看紅三軍團在前線的戰局不利，毛澤東建議起用剛剛投誠不久的紅五軍團。

于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五軍團投入攻打贛州的戰斗，助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一臂之力。

接到命令之后，董振堂率領紅三軍團第13軍率先加入戰斗，他利用部隊擅長使用大刀的特長，從背后掏出大刀，身先士卒，跟國民黨軍隊展開了近身肉搏戰。

在董振堂的感召之下，第13軍的戰士們愈戰愈勇，而不擅長近身肉搏戰的國民黨軍隊被迫退回贛州城內。

通過這一戰，紅五軍團徹底打出了名氣，不僅證實了紅五軍團的強悍戰斗力，還解救了紅三軍團于危難之間，一度成為了紅軍的主力軍團之一。

贛州戰役結束之后，中央蘇區就開始流傳這樣一種說法：“紅軍有三件法寶，紅一軍團的沖鋒，紅三軍團的包抄，紅五軍團的大刀。”

董振堂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比較系統學習了帶兵打仗的方略，在接下來的多次戰斗當中，他率領的“大刀隊”在戰場上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1932年7月，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團在廣東與江西交界的口水和粵軍展開了一場殊死決戰。

根據紅五軍團事先掌握的情報，前來進犯的粵軍只有四個團的兵力。

然而，就在董振堂按照粵軍四個團的兵力開始部署作戰計劃的時候，粵軍又派出了六個團的增援部隊。

在戰斗打響之前，董振堂召集紅五軍團的團長以上干部，組織了一場戰前動員會，以此來鼓舞戰士們的士氣。

對于當時戰前動員會的情景，有人在后來回憶說：“整個動員大會上，軍團長董振堂情緒激昂，他不停地用手模仿大刀在空中揮舞，整個軍團的干部都被他所鼓舞，大家群情激噴，要延續紅五軍團白刃格斗的光榮傳統。”

從7月2日到7月10日，經過九天時間的英勇戰斗，粵軍十個團遭受慘敗，全部退出了贛南地區。

根據戰斗結束之后的統計，陣地上被紅五軍團的戰士們使用大刀砍死的敵人尸體就有上千余具，廣東軍閥領略到了“大刀隊”的威力，從此再也不敢靠近中央蘇區。

但是，紅五軍團也付出了慘重代價。

1934年10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圍剿”當中的失利，中央紅軍為了保存革命力量，決定率領主力部隊開始長征，以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

就在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途中，面對由四十萬國民黨軍隊組成的第四道封鎖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五軍團負責殿后，掩護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突圍出去。

受領任務之后，為了給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爭取更多渡過湘江的時間，讓董振堂指揮紅五軍團于11月27日打響了湘江戰役。

由于國民黨軍隊的人數眾多，對于董振堂和紅五軍團來說，可謂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湘江戰役全面打響以后，董振堂和紅五軍團的全體指戰員跟數倍于己的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殊死拼殺。

1934年12月1日，這天是中央紅軍主力部隊渡過湘江的最后一天，戰斗打得更加激烈，董振堂親自來到戰斗前線指揮作戰，極大鼓舞了戰士們的斗志。

就在紅五軍團成功掩護中央紅軍主力部隊成功渡過湘江之后，麾下的第34師已經陷入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

經過一番血戰，第34師師長陳樹湘、政治委員程翠林，以及全師的三千多人全部壯烈犧牲。

戰斗結束之后，董振堂清點了一下紅五軍團的傷亡情況，整個軍團從原來的一萬多人，只剩下了五千人，看到傷亡如此慘重，這讓他的心里萬分悲痛。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實施長征以來最為慘烈和最為關鍵的一戰，不僅撕開了國民黨軍隊重兵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還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將紅軍圍殲于湘江以東的陰謀。

在這次湘江戰役當中，雖然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團付出了慘重代價，但為中央紅軍主力部隊渡過湘江做出了巨大貢獻。

誓與高臺共存亡，英勇犧牲

1935年4月，按照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戰略部署，中央紅軍準備南渡烏江，攻打昆明，意圖把駐守金沙江的滇軍從北線調往南線，然后再向北進軍，渡過金沙江。

見此情景，蔣介石馬上調集重兵，從四面合圍上來，企圖將中央紅軍壓縮至金沙江江畔，迫使中央紅軍展開決戰。

為了避免跟國民黨軍隊展開決戰，中央紅軍決定兵分三路，分別從三個渡口同時渡過金沙江。

皎平渡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渡口。

皎平渡背后五十多公里的石板河，是一片相對平坦的河床，也是通向江邊的唯一通道，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親自給董振堂下達命令，要求他務必在石板河一帶阻擊國民黨軍隊三天的時間。

為了完成阻擊任務，董振堂親自帶領紅五軍團的指戰員來到石板河一帶勘察地形，選擇有利地勢，構筑防御工事。

除此以外，董振堂還制定了戰斗部署，誓要擋住國民黨軍隊三天的時間，讓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安全渡過金沙江。

然而，中央紅軍原定從三個渡口同時渡河，但是另外兩個渡口或是沒法架橋，或是老被國民軍飛機進行轟炸，無奈之下只能從皎平渡這一個渡口渡江。

此時的中央紅軍只有六條木船，即便日夜不停的渡江，也要九天的時間才能渡完。

于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再次命令董振堂延長阻擊時間。

盡管紅五軍團只剩下五千人，但董振堂堅決說道：“我們一定完成阻擊任務，保證紅軍過江。”

戰斗從5月1日開始打響，在董振堂的指揮下，紅五軍團依托石板河地區的有利地形，打退了敵人的多次沖鋒。

直到5月9日，董振堂才接到渡江的命令，紅五軍團撤出陣地，迅速渡過金沙江。

沒過多久，中央紅軍在四川理縣、懋功一帶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不久之后紅五軍團改為紅五軍，由董振堂擔任紅五軍軍長。

1936年10月，紅軍的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和寧夏將臺堡完成會師，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被列入西路軍，隨后向寧夏、甘肅、新疆方向進行西征。

此次西征，西路軍只有兩萬余人，而且缺乏糧食、彈藥和棉衣，面對地方軍閥“馬家軍”十幾萬人的瘋狂圍堵，他們很快就陷入了絕境。

當時擔任警衛隊長的高志忠只有十幾歲，他后來在《軍團長董振堂及其身后事》一文當中，記述了董振堂和他告別時的話語：“今后我們可能還見得上面，也可能見不上面了，要是見不上面，送你的東西就算咱們分別的一個紀念吧！”

讓高志忠沒有想到的是，他跟董振堂的這次離別，竟然成了永別。

1937年1月，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在甘肅省高臺縣陷入了“馬家軍”的重重包圍之中，這支“馬家軍”是盤踞在甘肅、青海的馬步青和馬步芳的部隊。

1月12日，“馬家軍”兩萬多人向紅五軍駐守的高臺縣發起猛攻，而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只有三千多人。

紅五軍沒有重武器，沒有電臺，被“馬家軍”困在高臺縣城，只能孤軍奮戰。

在“敵強我弱，缺少彈藥”的情況下，董振堂動員紅五軍的將士們說：“人在陣地在，我們要與高臺共存亡！”

在董振堂的指揮下，紅五軍憑借頑強的毅力堅守了八天八夜。

1月20日，眼看無法突破高臺城墻，“馬家軍”使用飛機和大炮進行輪番轟炸，終于在西北城墻炸開了一道口子，沖進城內與紅五軍展開巷戰。

就在這個時候，就連已經投降紅五軍的民團也臨陣倒戈，他們打開高臺城門，接應“馬家軍”進入城內。

而紅五軍第13師師長葉崇本不幸犧牲。

“馬家軍”像洪水一般沖進城內，董振堂和幸存的戰士們被迫退守到東門城墻附近，他拒絕突圍，高聲喊道：“城都丟了，還突什么。”

最終，紅五軍終因寡不敵眾，全軍覆沒，董振堂也在戰斗中壯烈犧牲，終年42歲。

葉劍英元帥曾經為董振堂題詞：“英雄戰死錯路上，今日獨怪董振堂。懸眼城樓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