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學五辨》，張江著，中華書局，2023年版

自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觀念提出以后，告別模仿、自我做主等表述便一再出現。然而，大致而言，除了慷慨陳詞之外，學界真正潛下心來從事創造性研究并致力于學術積累的，卻并不多見。在這方面，張江先生對闡釋學的“闡釋”，無疑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建設性工作而獨樹一幟。盡管在其論著中沒有很多字面的“吁請”和“主張”，但其建構中國當代闡釋學的努力，卻展現了值得關注的進路。

在現代哲學中，解釋學或詮釋學、釋義學（Hermeneutics）無疑構成了重要的流派。經過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利科等哲學家的系統闡發，解釋學已成為引人矚目的顯學，其影響所及，亦包括中國哲學，在中國學界中，建構“中國詮釋學”的主張時有所聞，便表明了這一點。確實，哲學研究既涉及“源”（包括社會文化的背景），也關乎“流”（思想的衍化過程），從“流”的角度看，哲學的反思離不開對以往思想發展成果的回溯，而歷史上的思想成果總是以文本為載體，文本的理解則需要解釋或詮釋。就此而言，解釋學或詮釋學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對后者也應當予以必要的關注。解釋學提出的解釋前見，注意到了已有知識結構在進一步的文本理解中的作用；其有關解釋循環的觀念，肯定了理解與存在之間的循環，這種循環呈現某種本體論的向度：海德格爾曾認為解釋學循環體現了“此在自身的生存性前結構”（the existential fore-structure of Da-sein），此種表述也以思辨的方式確認了理解過程與人的存在之間的互動。事實上，理解既是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又可以視為這種方式的具體運用。

然而，將西方的詮釋學奉為圭臬，試圖依照其形式建立中國的詮釋學，則顯然有依傍之弊，其主張似乎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識。西方的詮釋學源于圣經解釋，其晚近的發展則與現象學相關，這一理論背景決定了它不僅難以避免思辨、抽象的趨向，而且與中國思想衍化的歷史形態存在某種隔閡和差異，簡單地迎合與復制，既與思想的創造性相悖，也因游離于相關的歷史形態而無法獲得現實的生命力。從其形成來看，文本或文獻的形成總是與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的民族、地域相聯系，并呈現相應的空間性或地域性，文本的理解方式，不能無視這一前提。

從另一角度看，歷史上包含創造性內容的文本或文獻又具有普遍意義，后者使之同時構成了人類文化的共同思想資源。承認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意義，同時也意味著在面對歷史文獻的過程中，需要形成開放的視野。眼界的封閉，常常會對文本的理解帶來多方面的限定，而視域的擴展，則有助于更深入地敞開其意義，思想史發展的過程，不斷地昭示了這一點。廣而言之，在沉潛于以往文本的過程中，往往可以具體了解以往的思想家如何提出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由此提升解讀者自身認識世界的能力。在面對以往文本之時，我們總是穿越歷史的時空，與作為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的文本作者展開某種形式的對話。以往的思想家通過文本而提出后世需要面對的問題，這種問題同時又激發我們更為深入的思考。在這一過程中，解讀者一方面可以領略以往思想家的心路歷程，另一方面又與歷史上的思想家形成思想的互動；文本的理解與觀念的激蕩在這里相互交融。

以往的文本同時具有價值的意義。包含多重思想資源的歷史文本不僅提供了前人對世界和人自身的認知，而且包含著世界和人應該走向何方的價值觀念。從邏輯的層面看，“世界是什么”與“世界應該成為什么”這兩個問題，無法截然相分。同樣，“何為人”與“成就何種人、如何成就人”，也相互關聯。歷史上的思想家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具體體現于他們所留下的思想文本中，通過解讀和詮釋這些內容，同時可以對其中蘊含的價值意識與規范內容獲得某種理解。在接觸以往文本并與作者對話時，我們常常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通過深切地領略其中的價值取向，同時也將進一步推進成己與成物的過程。

就觀念的發展而言，以往的文本作為思想的沉淀，同時也為思想的進一步演進提供了前提。歷史地看，人類思想的衍化，便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的：正是不同的歷史文本的前后傳承，使思想的延續和發展成為可能。這一過程在現在依然沒有中斷：以中國文化和思想而言，今天同樣面臨進一步發展和創造的問題。歷史中的文本構成了思想與文化進一步演進的條件：任何時代的文化發展都不可能從無開始，而是需要以已往的發展成果作為出發點。蘊含于經典之中的思想內容，同時也由此成為今天生成中國思想新形態的重要思想資源。很多歷史文本雖然已逾千年，但對于生活在現代的人來說，仍在不斷展示其思想的魅力。作為歷史智慧的沉淀和結晶，這些文本也為現時代文化發展與思想創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以此為前提考察張江先生在闡釋學方面的探索，可以進一步理解其意義。與簡單地“依傍”西方解釋學或詮釋學不同，張江先生以“闡釋學”這一概念，展示了思想的創造性：在哲學上，新的理論學說往往需要基于新的概念。這一思想系統特別強調了闡釋的公共性，突出了文本闡釋的普遍性之維。本書可以視為張江先生在“闡釋學”方面工作的綜合體現，通過對闡釋學核心概念的深入辨析，這一著作也使“闡釋學”以更系統、清晰的形態呈現出來。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形態的自覺建構，本書首先基于中國傳統文本中的文字的考證和疏解，以“闡釋學”的關鍵詞之一“闡”而言，作者的疏證不僅基于《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注》等傳統文本，而且廣泛地參照了《漢書》《淮南鴻烈》《十三經注疏》《文心雕龍》《詩品》等古代文獻，對過去較少留意的“闡”與“詮”之別做了細致考察，并由此分梳中國古代兩條不同的闡釋路線，這一論述體現了實證層面的切實性；同時，作者又注重中國傳統思想的義理闡釋，如從“主體間性”“目的觀”出發分析和論述“闡釋”思想，由此為闡釋公共性的思想提供了內在理據，并呈現了深沉的理論意義。以上二個方面的結合，為“闡釋學”奠定了中國的根基。此外，作者并未自限于地域或本土的立場，而是呈現較為寬廣的理論視域，并對當代西方的解釋學作了理論上的借鑒，在此意義上，該著作也具有某種范圍中西而進退之的意義。

我與張江先生素未謀面，但通過他已發表的論文，對其研究工作和進路也有所了解，這一學術關聯也許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所提出的“以文會友”。欣悉張江先生的相關論文將結集出版，特撰以上文字，以為序文。

本文為作者所作《闡釋學五辨》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來源：西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 楊國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