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是修辭的一種重要語境，但語境終究不可替代修辭本身。修辭的基本屬性、修辭原則、修辭功用（效果）等決定了AI不會影響人類的修辭。

原文 ：《修辭學將被AI取代嗎》

作者 |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春泉

圖片 |網絡

以ChatGPT、DeepSeek為代表的新興AI技術的問世對業界和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AI”的英文全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文一般譯為“人工智能”。AI以其強大的信息檢索和統計分析能力對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修辭學專業方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影響的全面具體評估似還需假以時日，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這種影響作出總體上的學理判斷。在我們看來，總體上AI對修辭學不會產生本質性、顛覆性的影響，修辭學不會被AI取代，正如陸儉明先生所言，人工智能語言模型 ChatGPT不會影響人類的修辭知識生產范式（陸儉明《人工智能語言模型 ChatGPT不會影響人類的修辭知識生產范式》，《當代修辭學》2024年第2期，第18頁）。進一步說，修辭的基本屬性、修辭原則、修辭功用（效果）等決定了AI不會影響人類的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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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修辭的基本屬性（或曰內涵）決定了修辭學不會被AI取代。

在我們看來，修辭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互動性（含主體間性）、過程性（含選擇、創新等過程）。修辭的目的性亦即修辭的針對性，是認知、審美、認同等動因或理據的具體體現。修辭目的常常表現為修辭心理，包括表達心理和接受心理，異常復雜，有時伴隨主體之間的心理博弈，形成主體（表達者、傳播者、接受者等）間的互動，并由此表現出一定的主體間性。而這些主體間性是AI很難具備的。

修辭還具有過程性。在我們看來，修辭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體現了利用語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適應題旨情境的一種努力。這個過程有同義形式的選擇，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創新。不妨說，對修辭過程性的認識調和了修辭的同義形式選擇說和修辭的創新說。我們認為，選擇和創新是修辭過程的兩個子過程，二者其實是不矛盾的。有論者說過“第一個把女人比喻成鮮花的人是天才，第二個把女人比喻成鮮花的人是庸才，第三個把女人比喻成鮮花的人是蠢材”，即表達了修辭的重要創新性。而一般認為，AI最主要的短板之一是不能“無中生有”，不避重復。顯然，這與修辭所追求的“無中生有”、力避重復幾乎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事實上，無論如何定義和定性修辭，似乎都不可否認修辭具有過程性。或者可以說，修辭不是純粹追求結果的，在我們看來，修辭是動機、過程與結果（效果）的統一。修辭是以語言為媒介，以生成或建構有效話語為旨歸的一種廣義對話。這種廣義對話過程凸顯了修辭學與其他學科的不同。比如工程技術類的學科專業即可能重在發明創造一個“成果”（結果）。如果說邏輯或數學是思維的體操，那么我們不妨說修辭是思維的藝術體操。修辭過程是AI等外在因素很難替代的。AI可以生成漂亮的話語文本，但修辭主體無法獲取過程、享受過程、獲益過程，修辭價值因此大打折扣。AI以提升效率見長，數秒之內即可生成洋洋灑灑數萬言，這至少在客觀上淡化了一定意義上彌足珍貴的“過程”。

簡言之，過程性、創新性、互動性、主體間性等修辭的這些屬性，尤其是這些屬性的綜合（而不僅僅是某一方面的屬性），AI很難擁有。這就在某種意義上從根本上決定了AI不會取代修辭和修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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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修辭的基本原則決定了修辭學不會被AI取代。

一般所說的修辭原則包括“修辭立其誠”“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要義”等命題。先說“修辭立其誠”。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正文的第一頁第一句即引用了這個命題（或曰語句）。其原句上下文為：“《周易·乾·文言》：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張子豪、李勝梅對“修辭立其誠”作了較新的全面的、系統的闡述：“‘修辭立其誠’可以大致理解為‘（更好地）修整（或修治）語辭（包括言語和文辭）以有效表達真意建立誠信’。”[張子豪、李勝梅《“修辭立其誠”內涵流變及對漢語修辭學和修辭實踐的影響》，《阜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42頁]不難看出，無論如何認識“修辭”與“立其誠”的關系，也無論怎么理解“修辭”和“誠”的內涵，以下看法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周易》時代“修辭立其誠”意義上的“修辭”與現代之“修辭”頗有淵源；“修辭立其誠”有可能、有必要作為修辭原則；作為修辭原則的“修辭立其誠”至少通過“誠”的意義體現出一定的主體性、倫理性。而這主體性、倫理性是AI在可預見的將來難以替代的。

再說“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要義”這一條修辭原則。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明確指出“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要義”。“題旨”和“情境”具有主體性與復雜性，甚至具有一定的即時變化性，從這個意義上說，ChatGPT很難“適應”。馮廣藝在《語境適應論》中科學論證了語境適應論。“該著將伴隨因素適應問題獨立出來專門討論，對伴隨語境因素格外重視。此外，對于接受一方對語境的適應問題，也給予了應有的重視，除突出言語表達對語境的適應外，也兼顧了接受的適應，并專門談及接受者對時代背景、虛擬語境、上下文語境、伴隨語境的適應。”（申言義《把語境適應研究引向深入——讀馮廣藝〈語境適應論〉》，《修辭學習》2000年第2期，第45頁）“伴隨語境”和“接受一方對語境的適應問題”比一般所說的“情境”可能更具體、更復雜，AI更難有效“感知”和“適應”。

尤其重要的是，以上原則關涉的要素越來越多，內容越來越豐富，互動性越來越強。這表明，修辭原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歷時變化的；且其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是漸趨復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AI也很難替代修辭。

修辭說到底可被看作一種廣義對話，對話過程中的提問（含設問）十分重要。一定意義上說，修辭是提問（設問）的技術和藝術。我們可以修辭的方式來研究修辭，并充分發揮ChatGPT等AI的功用，人機共存、互動、合作、互補。或者可以像袁毓林先生所指出的：“即語言學家通過跟 ChatGPT 等大模型交談，使用提示詞語來設定具體目標，讓人工智能系統協助我們完成研究或教學工作中的某一項或幾項任務；然后，語言學家自主地結束工作。”（袁毓林《ChatGPT語境下語言學的挑戰和出路》，《現代外語》2024年第4期，第576頁）

03

最后，修辭功用（效果）決定了修辭學不會被AI替代。

AI語境下，修辭學在科學認知、文化認同、文學審美、語文教學、文本解讀等方面的功用，沒有本質的變化。一定意義上講，修辭學在以上（并不限于以上）諸領域的功用，實質上是不可替代的。

其一，修辭的具身認知功能很難被AI取代。劉向《說苑·善說》在一定意義上言及修辭的功用：以其所知喻人之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修辭以“喻”等所體現出的認知功能除了前文所說的創新性，還常常有一定的具身性。具身性多少帶有體驗哲學的意味，ChatGPT、DeepSeek等AI很難全息獲取、傳達。“即讓語言符號的語義解釋從人腦或機器中投射到物理世界中，跟語境中有關的事物、事件或狀態建立指稱關系。……這里面，涉及機器人對物品的識別和對語言符號的指稱歧義的消解等，是一系列復雜的多模態感知和語義理解問題。這種符號接地問題不解決，人工智能就不能實現‘具身智能’（embodied AI），最終無法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袁毓林《ChatGPT語境下語言學的挑戰和出路》，《現代外語》2024年第4期，第575頁）其二，修辭的文化認同功能很難被AI取代。文化認同牽涉修辭的諸多社會情境語境，它還包括民族的時代的創造性運用語言的歷史，蘊含著深厚的語言文化寶藏和社會歷史根源。其三，修辭的審美功能也很難被AI替代。這里所說的審美至少包含文學與日常審美。AI可以生成精美的“作品”，但替代不了主體的創作過程、審美過程。修辭有時也是一種興趣，是語言使用主體的興趣，是人的一種“內需”，也是“剛需”。修辭可以自我抒發、渲泄、自娛、怡情（我-我對話）。此外，修辭還可用以滿足人之群體性、社會性之需要。修辭還可以言行事（言語行為），在此意義上，修辭與語用似無嚴格區分，此時對言語主體、言語環境等有特定要求。這些都是AI在可預測的將來不可能完全替代的。

一言以蔽之，AI研發不會取代修辭學。不妨說，AI是修辭的一個重要的時代語境，AI語境下，修辭學仍大有可為，修辭學不會被AI取代。這多少有點類似于人類的頂尖國際象棋高手未必能勝得了計算機，但人類沒有,也不會取消國際象棋這類智力活動體育賽事。在我們看來，AI是修辭的一種重要語境，但語境終究不可替代修辭本身。

事實上，AI語境下，人們可以進行人機直接或間接對話，可以做機器處理后的人為處理，這種處理后之處理，修辭“責無旁貸”。人們可以運用修辭辨析（含修改等）、評論（含鑒賞等）AI生成的話語文本，可在AI生成的文本話語的基礎上激活提取附加義（“附加義”相對于“基本義”而言）。再比如，對于AI提示詞的生成或建構（含問題或設問的藝術等），自身亟需修辭“在場”。修辭包括但遠不限于修飾文辭和運用辭格，修辭也不是靜態的話語符號。修辭不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修辭龍蟲并雕。畢竟，語言表達可能沒有最好（可以有相對合適），但可以有更好更合適者。修辭是一個過程，修辭永遠在路上。以修辭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修辭學在當今時代AI語境下，仍大有可為，且任重而道遠。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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