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小隱隱于林，大隱隱于世，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隱逸文化就一直深深影響著文人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態度。

有人社會適應性極強，隨處而安，不管是隱居山林，還是處于廟堂之上，都能自得其樂，發揮價值。

有的人對社會規則無法認同，對社會現實更是深深失望，所以只能選擇逃避，在山林當中寄托余生。

在不同的時代，對于不同的主體而言，隱逸文化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

我們很難單純用積極或消極這兩個極端的詞語來對其評價，畢竟隱逸只是個人態度的具體體現，屬于中性生活方式。

在古代社會，隱逸文化究竟是如何發展和演變的？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之下，中國歷朝歷代又誕生了哪些著名的隱士？

道家思想，逐漸演變

根據現存歷史資料記載，中國最早的隱逸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在這一時期，道家文化是其典型代表。

道家文化的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老子，一位是莊子。他們二人都強調淡泊名利，無為而治，但兩人的思想又有著重點的不同。

老子更強調生活態度上的自由和自由，他認為，一個人行走于天地之間，應當遵從自然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以人力強行改變，無法改變之事，不做規律的打破者和挑戰者。

當發現個人的生活態度與社會現實不符時，首先應該考慮改變個人的生活方式，可以換個環境，可以換種面目。

正所謂道法自然，尊重道就是尊重自然，就是尊重天地規律。

從思想側重點上來看，老子更像是一位生活哲學家，他提出的某些生活哲理，在今日這個內卷的世界中對我們尤其適用。

人和人之間競爭不斷，明爭暗斗不斷，真情幾乎消失殆盡，在追逐現實的功利之外，我們還應該享受生活，享受自然給予的一切禮物。

只有這樣，才不枉費在天地之間走一遭。

而莊子的側重點更傾向于宇宙價值體系，他強調宏觀層面的自然。

莊子喜愛逍遙，并且以逍遙當成自己的人生信條，不管是振翅高飛的鵬，還是遨游海底的鯤，大家都生活在一個逍遙和自然的宇宙當中，這就是莊子的世界觀。

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宇宙之大，品類之盛，人在其中不過是滄海一粟，像一只螞蟻一樣渺小。

如果能夠在茫茫人海中尋找自己的正確價值，那真是十分幸運之事。

如果不能找到，那也不必灰心，不必喪氣。能夠做到與自然和諧相處，與天地和諧共生，這就已經非常了不起。

兩人的思想雖有差異，但核心內涵卻一脈相承。

在無法改變社會現實的情況下，不如選擇改變自己的心境，如果無法融入目前的生活環境，那就改變環境，從而改變心態。

隱逸文化，正是從這樣的思想體系中脫胎而成。

在秦漢時期，人們剛剛經歷亂世，所以對和平盛世格外珍惜，每個人都渴望建功立業，都渴望在世俗社會中發揮抱負，追求理想。

這一階段，隱逸文化雖然存在于社會角落之中，但卻并不流行，尤其是在法家，思想影響人們的生活態度，使大家更渴望做實事，不希望逃避現實。

但是到了東漢末年，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民不聊生，各地戰亂并起。

社會中的有志之士想要改變這一局面，但他們卻無能為力，整個社會的有利資源都被封建貴族階層所把控，他們無法推動階層流動，更無法從貴族手中搶奪社會資源。

所以他們即使有心救國救民，但在那樣的環境中也無力回天。

既然無法融入這個社會，那就選擇歸隱，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林隱士的數量猛增。

這群人大多有著一定的政治素養，還有著極具個性的原則。

他們不愿意和黑暗的官場同流合污，不愿意在世俗社會中趨炎附勢，更不愿意對權貴之人卑躬屈膝。

有的人懷才不遇，始終不得其法，只能選擇逃避現實，有的人身處官場早已厭倦環境，所以選擇為自己尋找新的天地。

每個人歸隱的原因不同，但大家都從歸隱這一途徑中找到了新的人生意義，這便是有價值的事情。

兩晉時期，山中的隱士紛紛回歸紅塵，比如著名的東山再起的代表人物謝安，他雖然歸隱山林之中，但從未放棄過對世間大事的觀察。

當社會中沒有發揮價值的余地時，山林便成為了他的退路，當統治者對他有所求時，他便能順理成章地出山，重振家族榮光。

所以對于有的隱士而言，隱逸文化只是一條象征著喘息空間的途徑，隱居并不是他們的歸宿，只是他們的歇腳處。

除了這一混亂的時代以外，元朝時期的隱逸文化也發展到了高潮。

這是因為，中原的文人士大夫群體和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者之間，矛盾實在是大到不可調和。

中原文人在文化習俗方面總是具有天然的優越性，他們始終認為漢族文明比其他少數民族文明更加先進。

事實上，代表著農耕文明的中原文化，也的確在生產力上強于其他文明體系。

但是在文化上的碾壓并不能代表在政治上的碾壓，更無法改變在軍事上失敗的宿命。

少數民族一路南下，取締中原政權，建立了屬于他們的統一政治體系，民族之間的文化矛盾，在這一刻達到頂峰。

中原某些文人自恃風骨，不愿意依附于少數民族統治者，所以選擇歸隱山林，與貴族之間堅決割席。

他們哪怕有著滿身才華，也不愿意施展才華為少數民族服務，哪怕朝廷對他們三請四催，他們也絕不愿意應允，有時催得急了，他們甚至會作出極端行為。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雙重疊加，導致元朝隱逸文化發展至巔峰。

著名隱士，態度不同

縱觀中國古代幾千年漫長的發展歷程，歷史長河中涌現出不少聲名赫赫的隱士，他們雖然隱居山林，不問世事，但他們的名聲卻流傳至今。

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賢之一嵇康，他就是典型的隱士代表。

嵇康始終堅守內心的正義，疾惡如仇，與統治階級的腐敗行為無法和解，他不想助紂為虐，更不愿意把自己的才華施展在迫害底層百姓之上。

所以他作出的隱居決定，是對當朝統治者的反抗，代表著極其強烈的抗議精神。

嵇康性格剛烈，說一不二，他對于物質生活并無任何追求，對于功成名就這四個字也沒有任何執念。當他決定隱居山林之后，他就真的能拋下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物質成就，毫無負擔地走進深山之中。

對他來說，隱居反而是更加放松的生活方式。

他不用考慮朝廷體系中的明爭暗斗，不用與誰拉幫結派，更不用提防明槍暗箭。

他只需要聆聽鳥語，聞聞花香，看著潺潺流水，品著香茶，打著鐵，砍著柴，自得其樂。

在他身上，隱逸文化傳遞出的精神核心是自由。

只有我才能決定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命運由我完全掌控，沒有人可以改變我的決定，沒有人可以影響我的意志。

嵇康真正追求了自我，哪怕后來被好友出賣，被押到刑場之上，面對著即將到來的死亡，他也毫不畏懼。

他昂著頭顱，瀟灑自若地在琴邊彈下一曲《廣陵散》，使之成為絕唱，隨著嵇康的死亡，竹林七賢終究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符號，不可磨滅，卻又漸漸消散。

如果說他的隱逸精神，其核心詞匯是自由的話，那么另一位隱士陶淵明的核心精神就是淡泊。

陶淵明的祖父曾經是當朝宰相，父親也曾是官僚體系之中的一員，他的家族也曾風光無限，可家道中落卻讓他感受到了人情冷暖。

在混亂的局勢中，官僚體系越發不堪，官員之間相互勾結，毫無底線地迫害底層群眾。

買官賣官的現象層出不窮，只要有錢便能登天，明文規定的法律體系被人力所掌控，階級可以自由決定底層人士的生死，殺死他們像捏死一只螞蟻一樣簡單。

種種無法改變的社會現象，令陶淵明極為失望，所以他選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他不為5斗米折腰，不管是富貴的生活還是貧窮的條件，對他來說都只是點綴，而非考驗。只要生活的本質不會改變，他就能隨心所欲地暢享自然。

脫離現實的官僚體系以后，他可以與天上的鳥兒交談，可以與地面的動物為伴，可以對著流水說出心聲，可以在紙上畫出心中的天地。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淡泊二字說來容易，做起來卻極難，只有真正做到心外無物之人，或許才能領略其真諦。

從陶淵明的身上，我們看到了隱士的真逍遙，這一點，恰恰也與莊子所提倡的逍遙游不謀而合。

逐漸衰落，消散人間

元朝時期，因為無法忽視的社會矛盾，隱逸文化發展到了高潮，在隨之而來的明清時期，隱逸文化則逐漸衰落。

明朝時期曾經一蹶不振的科舉考試制度，再次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

寒門學子迎來了新的機會，只要勤奮地遨游在書山之中，定能憑借真才實學，在眾多人才中殺出一條血路，實現個人的抱負。

原本抱著消極世界觀的人們，開始重燃希望。

他們回歸現實，翻開書本，重新用起筆墨紙硯，他們積極地報名參加科舉考試，積極地接受朝廷的征召。

既然如今有途徑可以實現人生理想，那人們必然前赴后繼，至于隱居山林這條路，也早已被大多數人拋之腦后。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社會政治色彩的濃厚，給所有文人打了一管雞血，他們帶著與前朝隱逸文化不太相符的亢奮精神，投入官場的廝殺當中。

清朝的封建專制主義繼續增強，皇帝對于人才的需求量更高，隱逸文化進一步衰落，逐漸消散于中國社會之中。

結語：

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產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再到元朝時期的高潮巔峰，再到明清時期的隕落，隱逸文化經過漫長的演變過程，最終留下了濃重的歷史痕跡。

隱逸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折射著一個時代的和諧與矛盾。

參考資料：

《古代隱逸文化》

《隱逸文化與士人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