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鴉片戰爭以中國俯首稱臣、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而告結束，其時，英國在軍事科技水平上并未對清軍形成顯著的代差優勢，鴉片戰爭更多是一支組織周密、訓練有素的精銳之師擊敗了一支昏聵無能的軍隊。但19世紀中葉，蒸汽鐵甲船、后膛槍炮等徹底改變世界戰爭面貌的技術發明已經萌芽，經過50余年的發展，到了19世紀末，以近代軍事科技武裝起來的英美列強軍隊已經由量變到質變，成為一支與清軍截然不同的新型軍隊。從1840-1895年的55年，正是中國從地大物博的世界強國淪落到人見人欺的貧弱落后國家最關鍵的時間段。本文通過艦船技術、輕武器技術和火炮技術的比較，勾勒出清帝國“日薄西山”的歷史軌跡。

1 艦船技術對比：鐵甲戰艦成為世界霸主

世界：蒸汽鐵甲艦船蓬勃發展

19世紀前期至中葉，是世界艦船技術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蒸汽機作為艦船的新型動力裝置，成為艦船技術取得突破的先導。早在1807年，美國人富爾頓就成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用蒸汽作動力的艦船“克萊蒙特”號；1827年，英國皇家海軍首先將蒸汽機裝在軍艦上。但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皇家海軍艦艇，主要還是以風帆為動力。早期蒸汽船之所以無法取代風帆戰艦有兩個原因，一是早期蒸汽機體積龐大、功率密度低；二是推進裝置為位于船體兩側的明輪，通過明輪葉片轉動撥水來推動船前進，它結構笨重、推進效率低、易損壞且抗風浪能力差，同時占用三分之一左右的舷側位置，會擠占戰艦舷側的大量炮位，影響戰艦的作戰能力。但隨后螺旋槳裝置的發明解決了這一難題，1829年，奧地利人約瑟夫?萊塞爾發明了可實用于船舶的螺旋槳，即在艦船尾部設置推進螺旋槳，通過推進軸與船用蒸汽機直接相連，以驅動螺旋槳轉動，從而推動軍艦前進，螺旋槳推進裝置使得蒸汽機能夠裝置于艦船吃水以下的艙室，同時蒸汽船的推進效率顯著提高。此外，船用蒸汽機技術也有顯著發展，一是蒸汽機內部的蒸汽壓力不斷提高，早期蒸汽機的蒸汽壓力僅為0.11～0.13兆帕，蒸汽溫度不超過200攝氏度，19世紀末，蒸汽壓力上升到約0.35兆帕，提高3倍，蒸汽溫度也達到250攝氏度。氣壓和溫度的提高意味著蒸汽機功率的大幅提高。同時，隨著技術的發展還出現了功率密度更高的蒸汽輪機，普通蒸汽機是利用蒸汽來推動氣缸內的活塞做往復運動，活塞通過曲柄帶動設備工作；而蒸汽輪機則是通過高溫高壓的蒸汽在汽缸內的轉子葉片間膨脹做功，推動轉子高速旋轉，轉子再帶動別的設備工作，因此蒸汽輪機的轉速和功率提取效率得到顯著提高，數倍于普通蒸汽機。直到19世紀五十年代，蒸汽輪機依舊是艦船的主要動力裝置。現在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和部分軍用大型水面艦艇，還在使用蒸汽輪機。

動力裝置技術的變革首先使風帆戰艦退出歷史舞臺。1841年，富爾頓設計建造了世界第一艘蒸汽機動力軍艦“德莫羅格斯”號，排水量2475噸。1859、1860年，法、英兩國相繼建造了蒸汽動力軍艦，排水量5630噸的“光榮”號戰列艦和排水量9137噸的“勇士”號戰列艦，在這兩級戰艦上，風帆已經退為輔助動力裝置。1873年，法國建造了第一艘完全取消風帆裝置的“蹂躪”號戰列艦，是世界首艘純蒸汽動力戰艦。此時，蒸汽戰艦的功率已達8000～9000馬力。與風帆戰艦相比，蒸汽艦船航速快，達到15節以上，同時不受風力等天氣環境條件影響。

蒸汽機動力的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高了軍艦排水量，使得鐵甲戰艦登上歷史舞臺。由于蒸汽動力遠勝風帆，使艦船擁有了持久澎湃的推動力，因此戰艦可以造得更大、更長，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皇家海軍出動的最大噸位戰艦長度不過100米，排水量不過2000噸，而1876年中國海軍赴英留學生劉步蟾、林永升等實習過的英軍“馬那杜”號戰艦（時為皇家海軍地中海艦隊旗艦）的長度達到124米，排水量高達10690噸。排水量增加帶來的第一個好處，是艦船防護能力的顯著提升，在中英鴉片戰爭中，英軍的木質風帆戰艦主要用銅皮包覆，但隨著新型爆炸式和穿甲炮彈的發展，這種做法已經很難抵御艦炮的攻擊。為此，出現了在舷側安裝有裝甲的鐵甲艦，隨著設計的發展，之后整體防護受到重視，舷側的裝甲帶不再局限于保護火炮安裝部位，而向前后延伸到了軍艦艏艉、向下延伸到水線以下，對船體、船舵、螺旋槳等都起到了一定保護作用。同時，英國軍艦也逐漸從木質龍骨/木質船殼，發展為鐵質龍骨/木質船殼，直至鐵質龍骨/鐵質船殼，至此，以鋼鐵裝甲作為防護的新型戰艦徹底取代了老式木質戰艦，其“船堅”程度遠勝鴉片戰爭時期的英軍戰艦。以德國為中國建造的“定遠”號鐵甲艦為例，其滿載排水量7335噸，僅裝甲就占去1461噸重量，鐵甲艦裝甲厚度達到30～40厘米。

蒸汽艦船的出現還帶動了艦炮技術的發展。早期的鐵甲艦依舊沿用風帆戰艦時代舷側炮的排布方式，但1866年意大利和奧地利之間爆發的利薩海戰中，奧地利海軍使用船頭對敵的楔形陣大敗采用傳統縱列隊形的意大利艦隊。此戰暴露出舷側炮無法轉向軍艦的艏艉方向射擊、射界受限的弊端，隨后通過技術革新，出現了將火炮布置在艦艇中心線附近，通過旋轉炮臺來實現轉向射擊的“船面旋臺鐵甲艦”，這種布置雖然比舷側炮戰艦更占用艦體空間，因而使得單艦火炮數量有所減少，由70～90門下降到20～30門，但英法各國海軍通過增加火炮口徑和威力彌補了這一缺陷，使得鐵甲艦的火力攻擊范圍更廣、作戰更為靈活。這一時期的大型鐵甲艦，最大艦炮口徑都超過300毫米，如“定遠”號的主炮口徑為305毫米。

此外，這一時期的世界海軍主戰艦艇，有了更為明確的艦種和任務劃分。如鐵甲艦，航速較慢、裝甲防護最厚、火力最強，是海戰時的主力戰斗艦艇；裝甲巡洋艦則是防護稍遜于鐵甲艦、擁有一定裝甲防護能力的二等主戰艦艇；無防護巡洋艦，該艦的特點是航速快，主要用于巡邏護航、偵察通信等；防護巡洋艦，該艦主要是在機艙和煤艙等重要位置敷設裝甲，增強巡洋艦的防護能力，其防護水平和作戰能力遜于裝甲巡洋艦。

首艘蒸汽輪船“克萊蒙特”號：1807年，首艘蒸汽輪船“克萊蒙特”號完成首航，這時的蒸汽船主要采用舷側明輪驅動。

現代輪船螺旋槳推進裝置：自從螺旋槳推進裝置取代明輪后，蒸汽輪船的推進效率得到顯著提高。

中國：買來的鐵甲艦隊

鴉片戰爭的失敗，受到觸動最大的無疑是林則徐等處于斗爭前線的有識之士，見識了“西船”威力的林則徐于1841年想方設法購買到一艘西船，并捐資仿造兩艘，船用銅包覆，開了中國近代購買和建造西方艦船的先河。東南沿海諸省的開明官紳如刑部郎中潘仕成、廣州知府易長華、閩浙總督鄧廷楨紛紛開造西船，福建監生、機械工程專家丁拱辰甚至研究蒸汽機原理及應用，自造小火船一只，“放入內河行駛，其行頗疾”，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在1841年甚至建議在廣州設立造船廠，聘用洋匠“司造船械”，“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可以駛樓船于海外, 可以戰洋夷于海中”。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海防運動，是由深切認識到近代軍事科技威力的沿海諸省開明官員所推動，但被英軍痛打卻沒有打疼的清政府卻認為鴉片戰爭不過是“洋人滋擾沿海的癬疾之患”，對這次海防運動無動于衷，不予支持。于是一種令人極端費解的情況出現了：一方是鴉片戰爭的勝利者快馬加鞭發展海軍，另一方是戰敗者依舊固步自封因循守舊。于是從1842年到1862年的20年間，中國的造船工業依舊停留在鴉片戰爭前的原始階段。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促成了洋務運動的興起，打造一支近代海軍的計劃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一方面，清政府通過海關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和海軍上校阿斯本等人，購買7艘中小型西式輪船，打造一支西方式的艦隊，但由于該艦隊從官兵到指揮官，均為從英國皇家海軍招募，艦隊的一切命令，也必須由阿斯本上校認可后方能施行，因此這支規模不大的艦隊事實上成為了為英國效忠的艦隊。清政府無奈只好將船只變賣，從外國買回一支海軍艦隊的計劃落了空。另一方面，以兩江總督曾國藩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則在試造輪船，1861年，曾國藩延請徐壽和華蘅芳等人，在安慶軍械所內成功建造出中國第一艘國產蒸汽動力輪船“黃鵠”號，該船從設計到制造均“全用漢人，未雇洋匠”，但此船“行駛遲緩，不甚得法”。其后，閩浙總督左宗棠在杭州還在繼續進行此項試制工作，并制成小輪船一只，其形模粗具，試之西湖，“均能合用”，惟“駛行不速”。這些仿造輪船活動，還基本上是處于試驗階段，而且采用的是手工業生產方式。同時由于對蒸汽機動力裝置沒有研究和掌握，因此自造船行駛速度緩慢，無法實用。這時中國的洋務派認識到，要打造中國自己的海軍，就必須先建立近代造船工業。

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于1865年在購買洋商工廠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國第一家近代造船企業江南制造總局。1873年，江南制造總局自行建造的“海安”號木殼蒸汽輪船，排水量達到2800噸，1876年又試制了中國第一艘小型鐵甲船“金甌”號。1866年，福建的左宗棠在馬尾建立了福州船政局，一方面任用洋人作為管理者仿制督造蒸汽船，另一方面則積極學習蒸汽機等制造技術，提高艦船的國產化率和技術水平。從1875年至甲午戰爭前夕的1893年，福州船政局共建造各式輪船18艘，總噸位25000噸，“廣乙”、“超武”等在甲午戰爭中參戰的艦船，均系福州船政局所造。

中國的近代造船工業雖然從無到有，但技術水平與英法等世界列強有明顯差距，為了保證海軍具有戰斗力，主力作戰艦艇只有從國外引進。如1880年，在李鴻章和赫德的策劃下，清政府向英國定購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該型艦長64米，排水量1350噸。隨后，又委托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建造了“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級艦設計時集中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英國“英弗來息白”號和德國“薩克森”號二艦的優點，滿載排水量7670噸，擁有4門305毫米克虜伯大口徑主炮，被認為是當時亞洲最好、作戰能力最強的主戰艦艇。其中“定遠”號為北洋海軍旗艦。此外，北洋海軍的“靖遠”和“致遠”號防護巡洋艦，也系由英國進口，該艦長76.2米，排水量2300噸。北洋海軍在甲午海戰中的另兩艘主力艦“經遠”和“來遠”號裝甲巡洋艦，則由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建造，排水量2900噸，主炮為雙聯裝210毫米克虜伯艦炮。

小結：

應該說，與西方列強相比，中國開始從事蒸汽輪船研發建造的起步時間并不算太晚，但造船工業水平卻與西方列強存在極大的差距，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對于蒸汽輪船的建造理解還停留在手工作坊時代，而此時的西方艦船建造，主要是基于工程學、熱力學、機械力學等雄厚的科學原理基礎之上，其科學和工業基礎，都是中國所不具備的。可以看出，與英、法、德等世界海軍強國在十九世紀末已經建立較為完備的造船工業不同，中國由于造船工業薄弱，不能自行研制建造海軍主戰艦艇，因此其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師只是一支“買來的艦隊”。

清政府在組建海軍的時候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篤信“造船不如買船”，沒有戰略眼光和決心對海軍進行長遠投入，妄圖走捷徑。1880年之前，由于左宗棠、李鴻章和沈葆楨等有識之士的努力，中國擁有了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總局兩個造船企業，造船工業有所發展，領先于鄰國日本。但清政府沒有認識到造船工業是一項需要長期巨資投入和耐心的事業，急于求成，認為經過20年的發展，國內造船企業仍然不足以建造鐵甲艦等主力戰艦，因此還不如直接向洋人買船。如福建將軍文煜便向清廷提出“停止造船，除修造、養船而外，一切皆可節省”。這使得中國民族造船工業陷于停滯，1885年后，江南制造總局便停止建造新船，福州船政局則身負重債，只能勉力維持。“造不如買”的錯誤決策斷送了中國造船工業發展的難得機遇期。

第二個致命錯誤則是“連船都不會買”。1890年之前，北洋水師購買了數艘主力戰艦，作戰實力在亞洲首屈一指。但19世紀末，是世界海軍科技發展最快、艦船更新換代最為迅速的時期，1890年前后，世界艦船技術又有了新的發展。但此時北洋水師卻沒有購買一艘新型主力戰艦，而反觀甲午海戰中的對手日本，則在1890年前后添置了大量新型船只，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北洋水師的艦炮，為架退炮，即在火炮射擊時，火炮炮架和炮身一同整體后坐復進，由于火炮炮架和炮身重量大，十分笨重，因此后坐耗時費力，平均發射間隔時間在90秒以上；而日軍通過購買新艦引入了管退式的新型速射艦炮，所謂管退炮，就是炮架不動，只有火炮身管本身制退復進來消除后坐力，因此制退復進十分便捷，平均射擊間隔時間縮減到60秒以內。日本海軍的速射炮優勢使其在黃海海戰中占據了明顯的火力優勢，是北洋水師慘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既不會造船，也不會買船，清軍水師在1840-1895年間屢遭慘敗就不足為怪了。

林永升等人曾經實習過的英國皇家海軍地中海艦隊旗艦“馬那杜”號：該艦雖保留了桅桿，但已經主要以蒸汽輪機作為動力（從圖中可以看到兩個高聳煙囪，這就是那個時代蒸汽艦船的主要特征），因此其艦長和噸位，都遠遠超過了鴉片戰爭時代的英軍艦船。該照片拍攝于1875年，林永升等人于1877年在該艦上實習。

福州船政局自造蒸汽戰船的代表——“廣丙”號：該艦與參加甲午海戰的“廣乙”號為同級艦，長71.63米，排水量1000噸，屬于鐵肋木殼的魚雷巡洋艦。

山東威海按照“定遠”號鐵甲艦原艦：復制的“定遠”號紀念艦“定遠”號于1895年加入北洋水師，是亞洲當時最先進、火力最強、防御最好的主力戰艦。在黃海海戰中，它的裝甲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日軍艦炮很難穿透裝甲對其造成殺傷。但由于未更新新型中等口徑速射炮以及指揮者消極的錯誤決策，“定遠”號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 輕武器對比

世界：后裝線膛槍大行其道

火槍中，最早出現的是前裝滑膛槍，即彈藥從槍口裝入，槍管內膛光滑的火槍。最早的前裝槍采用點燃火繩引爆火藥的方式發射，稱為火繩槍，但火繩槍擊發時間慢，而且火繩易因受潮而失效，為此之后出現了采用燧石點燃火藥的燧發槍。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兩軍使用的步槍都屬于前裝燧發槍。但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世界輕武器技術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最重要的飛躍，當屬前膛槍被后膛槍所替代。但后膛槍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它的出現其實是一系列槍械技術革命的結果。

首先是擊發槍機的出現。我們知道傳統的前裝槍也被稱為燧發槍，是通過燧石引燃火藥擊發，這種擊發方法可靠性差，射速限制大，難以提高。1836年，英國使用新型的擊針式布倫斯維克步槍，該槍使用全新的擊發槍機，其原理是射手扣動扳機后，擊錘撞擊撞針，撞針觸發槍彈中的引爆火藥，將槍彈射出。該槍機簡化了發射手續，有效提高了射速，為替代燧發槍提供了可能。

其次是膛線的出現。1845年意大利的卡瓦利少校在槍膛內刻制螺旋式膛線，使得槍彈的內外彈道性能和飛行穩定性大大提高，射擊精度比起滑膛槍有了質的飛躍。

第三是新型槍彈的出現。我們知道，最早的火槍所使用的彈藥沒有固定的形狀，主要是將火藥和鐵砂等一起搗入槍管，然后點燃火藥擊發。19世紀初，歐洲出現了最早的定裝彈，也就是有了固定形狀的“步槍子彈”，早期的定裝彈彈殼不像現在這樣是金屬制成的，是紙殼彈。最初的定裝彈構造為球形，并不合理，飛行性能差，易受橫風等干擾。1830年法國軍官德爾文發明了彈體為長圓形、彈頭為錐頂式的新型槍彈，減小了槍彈飛行中的阻力，彈道低伸平直，在空中飛行更為穩定。隨后的幾十年間，這種槍彈進行了多次改進，成為一種適裝于后裝線膛槍的槍彈。

1940年，普魯士人德萊賽發明了后裝線膛擊針步槍，其構造特點是在槍筒的尾部裝上滑動的槍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槍栓），槍機內裝有一枚撞針，射擊時，撞針穿透發射藥即可發射。該槍的出現使步槍射速從每分鐘2發提高到每分鐘5發，對前裝槍形成了壓倒性優勢。隨后，法國在其基礎上仿制了夏什普步槍，英國則研制出著名的李恩飛式步槍。1866年，普法戰爭爆發，使用前裝槍的奧地利陸軍在普魯士陸軍先進的后裝線膛擊針槍面前一敗涂地，在決定性的薩多瓦戰役中，雙方傷亡比為43000比9000，普軍憑借輕武器上的優勢大獲全勝。

隨后，德國人毛瑟又發明了滑動閉鎖式槍機，只要在每次彈藥發射完畢時將槍機旋轉90度后拉，空彈殼即被抽出，然后將槍機前推，新槍彈就自動裝入藥室。這種新型槍機極大提高了步槍的發射速度，促進了連射步槍的出現和發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無煙火藥在步槍彈上的使用，由于無煙火藥能有效增加彈丸的射程，提高彈道平直性和射擊精度，因此19世紀70年代之后，歐洲陸軍普遍淘汰了早期的大口徑黑火藥槍彈，轉而縮小步槍的口徑，降低步槍的重量。早期的第一代后裝步槍，口徑達到15毫米，而1971年式毛瑟步槍的口徑已經減小到11毫米，著名的1888年式毛瑟步槍口徑則進一步縮小為7.92毫米。

至1895年時，歐洲主要列強陸軍早已全部列裝后裝線膛步槍。

中國：湘淮軍推動輕武器的引進與發展

與海軍一樣，中國落后的燧發槍在鴉片戰爭結束后的十多年間沒有任何發展，清軍的綠營、八旗部隊仍廣泛裝備鳥銃和抬槍等落后輕武器，這些武器都屬于前裝燧發槍范疇。清軍開始大規模使用和重視輕武器，始于太平天國起義。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地主武裝湘軍、淮軍等紛紛購買和擴充自己的輕武器力量，增加陸戰時的攻擊能力。其中湘軍裝備較差，主要使用1840年以前中國自己生產的前裝滑膛槍，使用鐵砂等作為槍彈，射擊不但非常不準確，而且射程極近。而淮軍首領李鴻章則意識到世界輕武器發展的趨勢，對購買洋槍最為熱衷和賣力，他通過聯絡洋人代購和在廣州、上海、香港、紐約等國內外軍火市場采購等途徑，獲得大量洋槍。1863年，李鴻章在攻打蘇州時，淮軍全軍各營已裝備各式洋槍1.5～1.6萬支，平均每營超過1000支，一年后，淮軍主力劉銘傳部7000余人已裝備洋槍超過4000支。淮軍購買的洋槍中，有部分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舊武器和各國兵工廠的淘汰產品，也有一部分是當時較為先進的前膛燧發槍，如英國的博克薩步槍、布倫斯維克步槍、法國的德爾文步槍等。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前，清軍還是一支使用舊式火器加冷兵器的武裝，太平天國起義結束后，清軍中的少數精銳已經擁有半數前裝步槍。當然，此時清軍的裝備仍然落后于已經開始普及后裝槍的列強陸軍。

太平天國起義之后，清政府開始進行洋務運動，這一時期的重點從進口輕武器轉為建立民族兵器工業，嘗試自己生產輕武器。1861年，曾國藩創建中國首個近代兵器工業企業——安慶軍械所；1865年，李鴻章創建金陵機器局，直到1890年張之洞建立漢陽槍炮廠，到1895年底為止，清政府共創辦了24家兵器工業企業，制造槍彈、步槍和火藥。

其中安慶軍械所包括火藥局、火藥庫和造船局三部分，曾國藩堅持獨立建廠的道路，要求工廠全用中國工匠，不雇洋匠，由于缺乏機器設備、不具備近代工業理念，安慶軍械所其實還是一個傳統的手工火器工場，各道生產工序全由手工操作完成。金陵機器局是李鴻章繼江南制造總局之后創辦的第二家兵工企業。與曾國藩不同，李鴻章頗為開通，他聘請洋人負責管理和技術，倡導使用機器機械化生產，使得中國兵器工業從手工生產時代跨越到近代化的機械化生產時代，這是中國輕武器研發生產上的一大飛躍。漢陽槍炮廠雖建立較晚，但卻是中國近代兵器工業的后起之秀，是一家大型綜合性的兵工廠，該廠具有年仿造數萬支德制后裝步槍的生產能力。

由于具備了初步的鋼鐵工業、兵器工業，加上積極外購，清軍的輕武器裝備水平在1895年時已經趕上了歐美列強。在甲午戰爭前夕，部分淮軍和八旗精銳部隊，已裝備奧地利曼利夏步槍、德國毛瑟步槍等先進的后膛連發步槍，輕武器在射速、精度等方面甚至優于對手日本軍隊。

小結：

與造船工業和火炮工業相比，輕武器由于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同時技術限制和封鎖也比較寬松，加上鎮壓國內民眾反抗的迫切需求，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使得中國輕武器的發展相對較好，雖然槍械、槍彈的年生產能力較弱，還處于單純仿制階段，但論裝備技術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然而在重視輕武器技術更新換代的同時，清政府忽視了對舊軍隊和舊軍官的近代化改革，雖然手持先進的后裝步槍，但軍官和士兵的頭腦里，還都是落后于時代的冷兵器時代的老行伍觀念，部隊在組織建設和指揮體制上完全落伍。這最終導致武器并不遜于日軍的淮軍在甲午陸戰中慘敗，丟掉了朝鮮。歸根結底，使用武器的是人，決定戰爭勝負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人。

早期輕火器代表火繩槍：它采用火繩點燃火藥的方式擊發，射擊速度慢，而且易受潮失效。

19世紀后期后裝線膛步槍的杰出代表——1888式毛瑟步槍

克虜伯線膛加農炮：圖中可以看到炮閂和炮架，后裝線膛炮的出現是火炮技術史上的一次革命，普魯士的克虜伯公司則是這場革命中的弄潮兒。

江南制造總局早期仿制的英國阿姆斯特朗前裝炮此炮安置于營口炮臺。

3 火炮技術對比：后膛火炮占據優勢

世界：火炮技術和編制突飛猛進

1840年前，歐洲列強裝備的主要是前裝滑膛炮，其技術原理和水平相比200年前沒有質的提高。但1846年之后，火炮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846年，前面提到的步槍膛線發明人意大利的卡瓦利少校成功地將膛線移植刻制在火炮內膛上，制成世界第一門線膛炮。1854年，英國火炮專家阿姆斯特朗研制出閉鎖機（即炮閂），閉鎖機機構設置于炮尾，可以打開，通過它可以向炮膛內輸送彈藥，炮閂的出現意味著后膛裝藥的火炮在技術上已經不存在問題。隨后在1864年，德國人克虜伯推出了新式后裝線膛炮，他利用當時各個發明家的研究成果，提出用全鋼代替鑄鐵制造火炮，同時他借鑒了阿姆斯特朗的“成層”、“裝箍”鑄炮工藝，即將原來整體鑄造的炮身分為內外兩層分別鑄造，外筒的內徑略小于內筒的外徑，然后通過對外筒進行加熱使其膨脹，膨脹后的外筒內徑增大，剛好套在內筒上，然后經冷卻后的外筒收縮，與內筒緊密貼合在一起。成層技術使得炮身的韌度和剛度遠遠超過整體鑄造的火炮。克虜伯使得后裝線膛炮的質量遠遠超過前膛炮，可以承受更大的膛壓、火炮射速更快、射程更遠、精度更高，同時火炮持續射擊能力更強，更耐熱，身管壽命也大大提高。同時由于身管鑄造更為優良，因此火炮身管長度即倍徑（炮管長度與口徑的比值）也有顯著提高。以海軍艦炮為例，多為25、26和35倍徑，如克虜伯1880式12寸（305毫米）艦炮，其倍徑為25，身管長度達到7.625米，有效射程為7800米，遠遠超過鴉片戰爭時代的前裝火炮，那時射程才有1000～2000米。而以法國哈奇開斯37/57毫米速射炮為代表的后裝線膛炮，火炮最高射速達到20～30發/分。

在炮架發展上，早期火炮使用剛性炮架，發射時全炮后坐，十分笨重，發射速度很低。十九世紀末，火炮上采用了反后坐裝置（彈性緩沖裝置），通過它將炮架與炮身連接起來，這種炮架為彈性炮架。發射時炮身相對于炮架后坐，全炮不后移。反后坐裝置消耗了大部分后坐能量，炮架受力大減，因而大幅度減輕了全炮質量，同時也提高了發射速度。當時的反后坐裝置分為管退式和架退式。

在彈藥和火藥方面，1882年德國人海德曼研制出了栗色火藥，有效提高了藥粒燃速和效率，使得炮彈初速加快，很快在大口徑火炮上得以普及。而瑞典人諾貝爾則研發出無煙的硝化甘油火藥，廣泛用于各種槍炮。這一時期炮彈也從早期的前裝炮圓形實心彈變為后裝線膛炮使用的開花彈，炮彈形制已經基本具備了現代炮彈的雛形。開花彈，實際上就是爆炸性鐵殼彈丸，是火炮技術專家在意識到實心彈威力有限之后，發明出的一種彈體內部為空心，裝填有碎片，依靠火藥爆炸后彈丸炸開的鐵殼破片和內部預裝的碎片殺傷的炮彈。它與實心彈最大的區別就是有了引信，通過引信來引爆炮彈內的火藥。而此時的西方火炮技術研究人員，也開始注重彈道學的研究發展，他們根據彈道和用途的不同，將火炮分為直瞄直射的加農炮和采用一定角度曲射的榴彈炮，用以對付不同地形位置的目標。

在火炮的編制和運用上，西方國家開始將炮兵作為一個獨立的兵種單獨編成，在戰場上配合步兵作戰。以19世紀五十年代的英國皇家炮兵為例，其炮兵編制以營為單位，共編有7個騎炮營和12個炮兵營，每個炮兵營編有8個炮兵連，每連裝備4門直射加農炮和2門曲射榴彈炮。此外，為了應對山地作戰，英軍還獨立編成有使用榴彈炮和臼炮（迫擊炮）的山炮連。炮兵的獨立編成有利于確認炮兵在陸戰中的地位，集中和發揚炮兵火力，對于炮兵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火炮主要靠引進和仿制

19世紀中葉，中國的火炮技術依舊處于停滯不前的境地，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湘軍和早期淮軍普遍裝備的火炮為劈山炮，這種火炮實際最早出現于明代，是一種可以機動的輕型前裝火炮，別名“千子雷炮”，主要是發射鉛質前裝霰彈，在作戰時轟擊近距離密集士兵，射程和威力均極有限。而此時，英法侵略軍經常與淮軍并肩作戰，共同攻擊太平軍。如1862年3月，淮軍李恒嵩部伙同駐華英海軍4000人攜帶30門火炮攻擊嘉定，以冷兵器為主的太平軍在火炮攻擊下傷亡兩三千人，被迫退出嘉定。洋炮的巨大威力讓李鴻章堅定了引進洋炮的決心，淮軍陸續引進了8磅、12磅直到68磅、108磅輕、中、重型火炮，這些火炮主要還是前裝滑膛炮。

19世紀六十年代，德商開始向中國私運販賣克虜伯火炮，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克虜伯的后裝線膛火炮在中國贏得了巨量訂單，成為最主要的進口火炮。1880年，李鴻章與克虜伯公司駐華全權代表卡爾?曼斯豪森商定，淮軍只采用克虜伯火炮。此后，包括旅順、大連和威海衛炮臺上的炮臺炮、“超勇”等軍艦上的艦炮和步兵炮，基本都由克虜伯公司所壟斷。引進克虜伯火炮，使清軍從前裝炮時代一躍進入后裝線膛炮時代。

早在19世紀六十年代，江南制造總局炮廠和金陵機器局等兵工廠就開始仿制英國阿姆斯特朗前裝炮，19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歐洲阿姆斯特朗后裝炮、格魯伯炮、格魯森炮等陸續傳入中國，晚清軍工廠開始從八十年代起轉而仿制各種后裝炮，在1895年前，主要以仿制架退式后裝炮為主。

如金陵機器局在光緒10年（1884年）順利仿造德制格魯森式37毫米2磅后裝線膛鋼炮，安于炮車上作戰，便于機動。據資料顯示，該炮曾少量裝備云南和臺灣的清軍，在中法戰爭中發揮過作用。但金陵機器局產能較低，至光緒25年，僅能年產2磅后裝線膛炮48門、1磅線膛炮16門。

仿制火炮實力最強，種類最多的當屬江南制造總局，根據史料記載，截止1893年為止，該局先后成功仿制800磅、380磅、250磅、180磅、140磅、100磅和80磅等大型阿姆斯特朗式后裝炮；及47～150毫米口徑的多種克虜伯式火炮。由于鋼材質量逐步提高和無煙火藥、栗色火藥的成功研制投產，江南制造總局仿制生產的西式火炮基本達到或接近英德原廠產品水平。江南制造總局生產的各式火炮，除裝備蘇南清軍陸軍外，廣泛裝備于吳淞口、江陰、鎮江和南京等江防炮臺，對于加強長江沿岸江防要塞的防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炮彈制造方面，由于1895年前清軍大量混裝各式前裝和后裝火炮，因此生產的炮彈也包括前裝和后裝炮炮彈，這個時期的炮彈制造，已經主要由機器制造，如鑄坯用翻砂機、造彈頭鋼殼用車床、鉆內膛眼用鉆床等。克虜伯和阿姆斯特朗式火炮采用的開花彈，江南制造總局等兵工廠已經能夠自產。以產能最強的江南制造總局為例，從1874-1894年20年間，該廠共制造各種炮彈41萬發。晚清各個軍工廠在1870年至1895年生產的炮彈總量估計超過100萬發。

小結：

火炮技術，是冶金、化學、力學、彈道學等近現代科學的集中體現，代表了工業化時代兵器發展的最高水平，大炮射程的遠近、威力的大小，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水平、工業實力和國力的直接體現。“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英、德等世界火炮技術強國遠遠地將中國甩在了后面。雖然仿制火炮能保證軍隊的基本需求，但清軍仿制的總是別人已經落后的技術，當清軍在1890年開始批量生產仿制早期后裝炮時，西方列強早已開始列裝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射程更遠、重量更輕的后裝炮了。顯然，亦步亦趨的仿制不能實現對先進者的趕超，領先者始終掌握主動，并通過不斷地研發新技術拉大與仿制者的技術差距。中國之所以只能仿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沒有建立自己的近現代科學研發體制，沒有建立起近代自然科學教育和發展體系，沒有自然科學人才，僅靠工匠模仿的兵器工業是最低層次的兵器工業，如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根本談不上自主研發創新，走出自己的兵器技術發展之路。這正是江南制造總局等近代軍工企業最大的局限所在。

虎門威遠炮臺的進口火炮與國產火炮：這是虎門威遠炮臺所展示的同時期的國產火炮（左二）與進口火炮（左一），國產火炮鑄造于道光年間。從照片中可以看出，經使用后，國產火炮的炮身及炮口上都有明顯的破損，而進口火炮則保存較為完好。

國產火炮炮口細節

進口火炮炮口細節

4 戰爭過程中的表現：清軍逢打必敗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清軍和英法侵略軍

從上文便可以看出，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前，中國的兵器工業沒有任何發展，是一段長達20年的空白期。而此時的歐美列強在軍事科技水平上已經有了較大發展，這使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雙方武器裝備的對比更為懸殊，產生了明顯的代差。

此時清軍使用的輕型火器仍為鳥槍、抬槍和部分前裝滑膛槍，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冷兵器，與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相比沒有大的改進，而英法軍隊使用的是李恩飛步槍和米涅式步槍。雖然米涅式步槍仍為前膛槍，但它使用圓頭柱形槍彈，槍膛內刻有膛線，無論射速和精度都遠勝燧發槍和前裝滑膛槍。

在火炮方面，清軍使用的輕型火炮仍為火繩點火前裝滑膛炮，要塞和城防炮使用的重炮雖然重量增加，但由于鑄造工藝沒有進步，威力增加非常有限。而此時英軍已部分換裝阿姆斯特朗式后裝線膛炮，炮彈由實心彈變為榴霰彈，提高了射擊精度，增大了殺傷面積，有效射程已在千米以上，而清軍火炮射程大都在400米以內。

在炮臺和要塞布局上，清軍部分吸取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多次從炮臺側后方迂回攻占炮臺的教訓，進行了較大調整，一方面增加炮臺和要塞數量，如在虎門要塞擴建新建了多座大型炮臺，另一方面在炮臺后墻開設炮洞和槍眼，以便射擊從側后抄襲的敵軍。如大沽口炮臺，1859年由僧格林沁進行了整修加固，周圍筑有堤墻，墻外挖設3條埋設地雷的壕溝，炮臺口外還設有木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炮臺的安全。

1859年6月25日，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賀布少將率領英法聯軍13艘艦艇橫闖大沽海口，大沽口炮臺60門岸炮，包括2門1.2萬斤銅炮和9門1萬斤銅炮和23門西洋前裝鐵炮，各炮齊發，猛烈轟擊英法聯軍的艦船，經過一晝夜激戰，擊沉4艘敵艦，使6艘敵艦喪失戰斗力，傷亡官兵592人，使英國皇家海軍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

但由于清政府畏懼英法兩國軍力，和戰不定，指揮不力，同時清軍在軍事科技水平上與英法軍隊已經拉開代差。因此1860年8月英法聯軍18000人在大沽口登陸，清軍動用20萬優勢兵力，在付出2萬余人傷亡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擋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在隨后進行的陸戰中，英法聯軍損失極其輕微，僅傷亡數百人。以最為激烈的八里橋之戰為例，清軍統帥僧格林沁率領包括1萬蒙古馬隊在內的3萬清軍，迎戰英法聯軍。僧格林沁試圖用馬隊沖鋒沖破英法聯軍的陣型，但英法聯軍裝備的速射步槍每分鐘射速4～5發，加上榴霰彈轟擊，配以挖掘的戰壕，構成密集的火力防御網，使清軍馬隊大量傷亡，最終潰敗，據西方史料記載，“盡管他們（清軍馬隊）呼喊前進，勇猛和反覆地沖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此役英法聯軍6000名士兵中，僅有12人陣亡。清軍雖然體現出了舍命沖鋒的勇氣，付出15000人傷亡的巨大代價，但無法彌補武器裝備的巨大代差。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慘敗，直接體現出中國與世界武器技術發展的巨大落差，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丟掉北京對于清政府統治者的觸動甚至不及太平天國運動對其的沖擊。清政府對于西式火器的熱衷，更多始自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維護封建政權的急迫需求。政府決策者的短視和愚昧，使得他們仍未能充分認識到中國已完全落后于世界武器發展水平的現實，更不可能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來扭轉這種不利局面。

英國人繪制的描述八里橋之戰的繪畫作品：圖中英軍的孟加拉騎兵部隊在優勢火力的掩護下，將清軍引以為傲的精銳馬隊徹底擊潰。

中法戰爭中的清軍和法軍

中法戰爭是1883年10月至1885年4月，由于法國入侵越南進而又入侵中國而引發的一場戰爭。中法戰爭爆發時，正值中國的洋務運動取得一定成果，近代軍事工業初步建立之時，法軍在中國西南邊境和福建分別與清軍陸軍、海軍進行了兩場較量，體現出中國與法國海陸軍的實力對比。

鎮南關之戰

中法陸戰中最著名的一戰當屬鎮南關之戰。此戰中，清軍參戰的為馮子材部。馮子材，1818年生，字南干，號 萃亭，廣西欽州人。早年曾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鎮南關之戰爆發時，馮子材已經67歲。馮子材率領的清軍總兵力達到15000人，但這支清軍主要為臨戰時倉促招募，武器裝備極為短缺，雖然保舉馮子材援越的張之洞極力籌措，但仍僅有老式抬槍800支，前裝滑膛步槍近3000支，前裝劈山炮和后裝線膛炮數門，先進的后裝線膛步槍（連響洋槍）僅有100余支，即便與淮軍和湘軍相比也處于絕對劣勢。而對面的法軍第二旅則擁有兵力4000人，全部裝備先進的后裝線膛槍，還擁有裝備后裝線膛炮的炮兵連，火炮接近20門。雖然兵力處于劣勢，但在火力上則占據絕對優勢。

馮子材面對武器上的絕對劣勢，一方面強調短刃肉搏作戰，趕鑄800柄大刀，編成“壯士大刀隊”，另一方面則用土辦法制造油瓶裝火藥、香炭引爆的土炸彈“先鋒煲”應敵。在構筑防御陣地上，馮子材命令部隊在陣地東西兩嶺之間構筑一道3里多長的土石長墻，高約7尺，寬約4尺，墻外挖掘4尺寬的深塹，并在東西嶺上修筑堡壘多座，構成一個較完整的山地防御體系，以抵御法軍在槍炮上的優勢。1885年3月23日晨，法軍第二旅指揮官尼格里率領2000余名步兵，10門火炮，分三路向鎮南關陣地進攻，法軍利用火炮向馮子材部陣地轟擊，造成包括一名游擊在內的數十人傷亡，清軍反擊部隊也被法軍密集的火力逼退。由于法軍兵力較少，缺乏有力預備隊，同時清軍倚靠長墻陣地頑強抵抗，法軍進攻第一日僅攻占了清軍三座未完工的堡壘。第二天，法軍在重炮掩護下猛沖清軍長墻陣地，馮子材在法軍接近陣地時突然下令出擊，身先士卒帶領清軍手持冷兵器與近距離的法軍展開肉搏，失去火力優勢的法軍狼狽撤退，與此同時，法軍側翼的各路清軍也及時趕到，包抄敵后，法軍三面受敵，最終傷亡慘重，傷亡約1000余人，清軍取得了一場大勝。

鎮南關之戰是清軍在1840年之后對西方列強戰爭中僅有的一次勝利。這次勝利，是劣勢裝備的清軍戰勝了擁有優勢裝備的法軍。究其原因，鎮南關之戰的勝利有許多因素。第一，馮子材指揮有方。馮子材知己知彼，很明白自己在武器裝備方面的巨大劣勢，因此他有針對性地利用構筑堅固防御工事抵消法軍的火力優勢，并發揚白刃戰近距肉搏的優勢，揚長避短。同時在法軍連續兩天進攻精疲力竭之際敢于果斷發起反攻，最終獲得大勝。第二，法軍驕狂輕敵。法國陸軍自恃戰斗力強大、裝備精良，認為清軍是一支不堪一擊的軍隊，對清軍估計不足。在第一旅主力調離，第二旅總兵力僅有4000人，可動用兵力只有2000人的情況下，依然決定對兵力十倍于自己的清軍展開進攻作戰，最終導致在戰場上兵力捉襟見肘，無法持續投入預備隊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實際上在第一天進攻中，馮子材部就差點彈藥消耗殆盡，如果那個時候法軍手中有一定數量的預備隊投入進攻，很可能突破清軍的防線。鎮南關之戰說明，在武器裝備存在明顯代差的情況下，人的因素依舊能夠起到重要作用，擁有勇氣、智慧，善于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指揮官，依舊可以以弱勝強。

馬尾海戰紀念碑：位于福建福州馬尾區馬限山腳下。

福州馬尾海戰紀念公園的克虜伯大炮

馬江之戰

馬江之戰是中法戰爭中最重要的一場海戰，也是一場頗為奇怪的海戰，之所以說它奇怪，是因為這是一場發生在軍港中的海戰。

在馬江之戰戰前，法國擁有9艘軍艦，共計14514噸，擺在馬尾港羅星塔的南面和東南，另有魚雷艇2艘。還有兩艘軍艦在金牌、琯頭一帶江面，阻止清軍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參戰法艦共有重炮71門，還有不少射速為每分鐘60發的哈齊開斯機關炮，官兵共有1790人。福建水師擁有11艘軍艦，包括旗艦“揚武”號木殼巡洋艦，共計1.02萬噸，炮47門(其中大口徑炮很少)，官兵1176人。福建水師8艘戰艦停泊在馬江邊的羅星塔之西，3艘停在羅星塔之東。此外，還有舊式兵船8艘、炮船10艘、汽船7艘和20余只武裝漁船，分別編成2支船隊泊于羅星塔南側。中國艦船雖不算少，但較陳舊，武器裝備也居于明顯劣勢。從主戰艦艇噸位、防護能力、重炮數量、兵員素質等方面比較，法國艦隊顯然占有優勢。

福建水師的指揮官、船政大臣張佩綸顯然也看到敵強我弱的情況，此時張佩綸有兩種選擇，一是命令軍艦出港迎擊，與法軍在洋面上周旋，尋找戰機；二是龜縮在軍港內消極避戰。張佩綸選擇了后者，即便清廷向其發出“日前法人如有蠢動，即行攻擊，毋稍顧忌”的電報，仍命令福建水師全軍停泊在馬尾港內，不得出港迎戰。他認為，水師停泊在軍港內十分安全，可以依靠馬尾炮臺上的陸軍火炮，如果法軍貿然入港，則“水陸夾擊，截其后路，實可一勝”。而法軍統帥孤拔則兵行險招，1884年8月23日，法軍遠東艦隊突然趁漲潮之際進入軍港，而此時清軍仍然坐等觀望。下午，法軍軍艦突然向福建水師開火，此戰中，中國有11艘艦艇沉沒，“揚武”、“福星”、“建勝”、“福勝”等主力戰艦均被擊沉，海軍官兵700多人殉難，閩江口炮臺、福州船政局等均遭到嚴重破壞。而法軍僅有5艘軍艦受傷，傷亡50多人。

馬江之戰是中法戰爭中最重要的一場海戰，導致這場奇怪海戰失敗的正是昏聵無能、只會夸夸其談的指揮官張佩綸。首先，戰前他消極避戰，讓軍艦窩在軍港里避戰，須知對于一支艦隊而言，無論敵人強弱，在寬闊的洋面上總有辦法與敵周旋尋機取勝，而蹲在軍港里則是自尋死路，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水師、日俄戰爭中的沙俄太平洋艦隊，都是在軍港里被敵人消滅的。其次，既然說在軍港中可以利用炮臺水陸夾擊，那么敵人進入軍港時就應該使用軍艦和炮臺火炮對其進行攻擊，此時法軍軍艦戰位不佳，福建水師不是沒有勝機，但此時張佩綸卻借口請示上級是否宣戰而命令各艦不許開炮，眼睜睜地看著法軍各艦占好了位置。不管此時中法正式宣戰與否，法軍軍艦進入馬尾軍港就已經是入侵，難道全副武裝的敵人侵入港內只是一次旅游嗎？而張佩綸明知敵軍即將進攻，卻在玩政治斗爭的心眼，怕承擔打響第一槍的責任，最終葬送了這支艦隊。法軍開火時，各艦距離福建水師軍艦僅有數百米，不需瞄準即可射擊，這根本不是一場海戰，而是單方面的屠殺。馬江之戰中，武器裝備因素根本沒有體現，指揮者的愚蠢和懦弱卻體現得淋漓盡致。

甲午戰爭中的清軍和日軍

中日甲午戰爭是十九世紀末因日本侵略朝鮮而引發的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始于1894年7月25日，終結于1895年4月17日，以中國戰敗、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甲午戰爭主要在朝鮮半島和黃海海域進行，中日兩國軍隊在海陸兩方面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比拼，充分體現出清軍與日本海、陸軍的實力差距。

平壤之戰

平壤之戰是甲午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場陸上戰役。此戰中，清軍參戰主力主要為淮軍葉志超和聶士成部。葉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早年參加淮軍隨劉銘傳鎮壓捻軍起義有功，成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利用與李鴻章的同鄉關系一路官運亨通，是一位精通官場鉆營術的老行伍。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道”農民起義，朝鮮國王請清政府出兵助剿，葉志超率淮軍2500人會同聶士成部至牙山，遭遇日本侵略軍進攻，葉志超棄牙山回師平壤，與增援的大同鎮衛汝貴部、高州鎮左寶貴部、毅軍總兵馬玉昆部、盛字練軍豐升阿部，共兩萬余人駐守平壤。平壤的清軍，絕大多數都屬于李鴻章淮軍派系，其中聶士成部、馬玉昆部等，都屬于淮軍中的精銳。1890年代的淮軍，已經實現輕重火器全后裝化，步槍主要為普魯士毛瑟、英國士乃得、美國林明敦、奧地利曼利夏等，其中曼利夏和毛瑟均為連發步槍，火炮則為普魯士格魯森、克虜伯和英國阿姆斯特朗等。從武器上講，淮軍不但實現了全火器化，而且武器裝備全為當時性能領先的名牌產品。從武器數量上講，清軍共擁有步槍近2萬枝，各種口徑火炮數百門，其中不少為采用管退后坐原理的鋼制快炮。

參加平壤之戰的日軍主要為其陸軍第五師團，總兵力約1.7萬人，其裝備的主要輕武器為村田十三年式、十八年式、二十二年式單發和連發步槍，該系列槍系由日本陸軍少佐村田經芳在參考法國夏斯波步槍的基礎上研制，與淮軍使用的毛瑟步槍相比，村田采用短桿設計，更適合亞洲人體型，但在精度和可靠性上都比較差，屬于日本人研制輕武器的最初嘗試。日軍使用的火炮則相對更落后一些，其裝備的300門火炮中，有大量為落后的前裝青銅炮，射程和射速均遠不如淮軍裝備的阿姆斯特朗炮和克虜伯炮。

從武器裝備上講，淮軍優于日軍，占有明顯優勢，但在實際作戰中，清軍則面臨明顯的被動和劣勢。

從士兵技戰術水平上講，清軍軍事素質低劣，據日軍記載，清軍“攜帶武器全為毛瑟等精良槍械，步兵散開后以大旗為號才開始任意射擊，沒有排槍也不設預備隊，主官的衛隊就在后面。情況一不利，則全隊潰退”。清軍射擊技術也很差，子彈多從頭上飛過。而日軍則全面貫徹西法訓練，在作戰編制和訓練上全以普魯士陸軍為師，技戰術水平較高。

從戰役指揮上講。首先，平壤清軍分屬各部，指揮不靈，清政府派出的2萬部隊，名義上歸駐平壤諸軍都統、淮軍將領葉志超指揮，但葉本人膽小懦弱、打仗滑頭、善于鉆營奉承上級，在軍中威信不高，其他將領均不服其指揮。若論才華，平壤清軍將領中最突出的當屬同為合肥人的聶士成，但在平壤戰役爆發前夕，聶奉命回國募兵，未及參加平壤之戰。因此平壤之戰的實際指揮，成了回族淮軍將領左寶貴。指揮不靈，各部不相統屬造成平壤守軍難以集成合力，只能各守一段。其次，清軍在朝鮮戰場戰略戰術行動極其消極，由于清政府誤信葉志超謊報“牙山大捷”，對日軍全面進攻朝鮮估計不足，同時缺乏與日本一戰的決心，因此8月1日對日宣戰后的一個月里，2萬守軍竟坐守平壤，沒有占據各個要點，形成有效的防御陣線。而日軍則兵分四路，其中元山支隊3000人自元山登陸后直插平壤腹背，切斷了清軍后退的道路。9月14日，發動總攻的日軍占據了平壤城北的制高點，對城內守軍形成巨大威脅，左寶貴親自率軍督戰仍未能奪回制高點。15日上午，左寶貴在城頭中炮陣亡，日軍攻取了玄武門，打開了進入平壤的道路。當晚，主將葉志超率軍倉皇出城逃竄，在撤退的陸上又遭遇日軍元山支隊等部的攔擊，損失慘重。據記載，僅在平壤戰役中，清軍就丟失火炮48門，槍支10000余枝。

平壤之戰，清軍空有武器裝備優勢，卻被人數和裝備均處于劣勢的日軍輕松擊敗，究其原因，主要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日軍從將領到士兵士氣高漲，有高明的指揮官，有積極主動的進攻部署，在戰役布置上注意迂回包抄，在戰術上注意占領制高點，最大限度的發揮手中落后武器的性能。而反觀清軍，則在戰役部署上行動遲緩，沒有控制戰略要點，在戰斗中則各自為政，互相觀望，指揮官葉志超則在不利戰況下臨陣脫逃，瓦解了全軍的士氣，徹底葬送了朝鮮戰局。據記載，平壤之戰中，清軍每名士兵擁有子彈300～400發，可謂彈藥充足，而此戰中日軍每名士兵則僅平均使用8發子彈。可見，先進的武器裝備武裝起來的綿羊，戰勝不了使用落后武器的獅子，在平壤之戰中，是強硬的日本人打敗了虛弱的中國人。

黃海海戰

黃海海戰是甲午戰爭中最重要的一場海戰，此戰中，日海軍聯合艦隊擊敗北洋水師主力，贏得了制海權，為甲午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在甲午戰爭爆發前，清政府共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和廣東四支水師艦隊，其中以北洋水師實力最為強大，在整個戰爭期間，其他三支水師基本沒有參加海戰。而日本海軍則統一將其海軍力量編成聯合艦隊，集中全國海軍力量對抗北洋水師。

從艦船噸位上講，北洋水師總噸位為31000余噸，大型艦船10艘，其中包括旗艦鐵甲艦“定遠”號和鐵甲艦“鎮遠”號、巡洋艦“來遠”、“經遠”、“致遠”和“靖遠”號等，這些軍艦由英國和普魯士設計建造，具有當時亞洲領先的技術水平。日本聯合艦隊，總噸位約40000余噸，大型艦船12艘，其中包括巡洋艦“吉野”、“松島”、“浪速”等，雖然總噸位和艦船數量占優，單以主力艦船論，第一游擊艦隊的旗艦“吉野”號快速巡洋艦排水量4150噸，艦長109.73米。雖然排水量遠小于清軍主力艦“定遠”號，但“吉野”卻有自己的優勢，這就是“快”，首先是航速快，“吉野”號航速達23節；其次是射速快，“吉野”號安裝了英制阿姆斯特朗6寸40倍徑速射炮，射速7發/分鐘，大大優于每分鐘最多射擊一發的“定遠”艦克虜伯炮。

在戰略布置上，清軍十分消極，經“豐島海戰”之后，清政府認為日本海軍對海路兵員運輸造成巨大威脅，因此將北洋水師定位為“護航艦隊”，要求其“以保船制敵為要”，即主要保護航路運輸安全。而日軍的戰略布置則主動積極得多，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明確制定了以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的明確計劃，將聯合艦隊分為本隊和第一游擊隊兩部分，由第一游擊隊積極游弋，在海上搜尋北洋水師主力，主動尋求決戰。

整個黃海海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北洋水師保持鱗次陣形，積極攻擊聯合艦隊較弱的“赤城”、“高千穗”等艦，擊斃“赤城”號上幾乎所有軍官，重傷“比睿”號，占據上風。第二階段，日本聯合艦隊本隊繞至北洋水師艦隊背后，與第一游擊隊形成夾擊之勢，北洋艦隊主力被包圍，“超勇”、“致遠”等艦戰沉，戰況開始對北洋水師不利。第三階段，“濟遠”、“廣甲”等艦見戰事不利，臨陣遁逃，以“定遠”、“鎮遠”為核心的北洋水師艦隊奮力抵抗。日軍見無法全殲北洋水師，隨即撤退，黃海海戰結束。此戰歷經5個多小時，北洋水師損失5艘主力戰艦，1艘重傷，1000余名官兵傷亡，日本聯合艦隊則有5艘戰艦重傷，死傷官兵600余人。

從裝備技術角度看，日本聯合艦隊各艦裝備的中等口徑速射管退炮在艦隊決戰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北洋水師各艦造成了重大殺傷，而清軍則因1880年后忽視裝備技術的更新和提高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也必須看到，此時日軍的中小口徑火炮，無法穿透“定遠”號的裝甲防護，因此并沒有對“定遠”號為代表的北洋水師造成毀滅性打擊。從海戰結果看，在技術裝備上略處劣勢的北洋水師損失了5艘主力戰艦，可謂遭受了失敗，但此戰也重創了日本聯合艦隊，使其主力艦“松島”和“吉野”等暫時喪失了作戰能力，同時北洋水師的主力“定遠”和“鎮遠”兩艦俱在，北洋水師并沒有失去作戰能力，日本海軍也沒有達成徹底消滅北洋水師、取得制海權的戰役目的。但可惜的是，昏聵無能的清政府此時卻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策，命北洋水師余艦退回旅順、威海各港，“避戰保船”，拱手將制海權送給了日本海軍。最終將一支寶貴的艦隊活活葬送在軍港內，也徹底造成了甲午戰爭的敗局。

甲午戰爭爆發時，正值中國經歷三十余年洋務運動，而日本也因1868年明治維新而經歷二十余年改革之時，可以看作是幾乎同時起步進行改革的中日兩國改革成果的一次檢驗和比拼，結果是以日本完勝而告終。此時的日本，已經開始走上全面近代化的正確發展道路，而中國則在錯誤的道路上徘徊，浪費了寶貴的時間。這樣的結果同樣也是由人的因素所決定，日本有明治天皇革故鼎新，中國則有慈禧太后，只能對這艘將沉的大船修修補補。

甲午陸戰中的日本陸軍士兵：從其裝備和制服可以看出，此時的日本陸軍完全師法西方列強，從技戰術素養上已經是一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陸軍，而此時的淮軍則仍是一支空有先進武器的落后軍隊。

日本聯合艦隊主力“吉野”艦：甲午海戰中日軍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號，它采用三門6寸管退速射炮，在海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5 結論

從軍事科技的角度看，革命性的變化發生在1840年以后，特別是1850年到1890年這40年間。艦船實現了蒸汽動力化和全鐵甲化；輕武器完成了由前裝滑膛槍到后裝線膛槍，由單發發射到連發發射的轉變，槍彈的射程和射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火炮也完成了由前裝滑膛炮向后裝線膛炮的轉變，開火炮彈完全成熟，火炮的射程、射速、打擊威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武器裝備的革命引起了軍隊體制、戰爭形式和戰術方法的革命，能跟上這一變革浪潮的英、法、德、日、美等國家由此成為世界強國，這種強勢地位一直保持到現在。

反觀中國，卻在這個關鍵時期更落后了。

先是在1842年到1856年這14年間，中國雖遭受到鴉片戰爭的重創，但沒有從整體上反思這場戰爭的深遠影響，朝野上下，對這場戰爭失敗的總結，都還集中于是林則徐辦事不力，還是琦善辦事不力的“窩里斗”式的爭吵中，這是所有弱小瀕危民族的共同特征：他們沒有理解外界新崛起的強勢文明的性質和后果的思維能力，看不到帝國主義列強還將給我們帶來多么致命的打擊，愚昧與恐懼使他們陷入內部互相抱怨，這種抱怨加劇了他們的恐懼，最終的結果是以更保守的姿態應對已經出現的外部威脅，以為靠自己小心翼翼地“不生事”，就可獲得安全，這種心態彌漫了整個朝野上下，上自皇帝，下到小吏，均只能在這個思維框架中活動。鴉片戰爭不是沒有觸動中國人，只是將他們一下子給打怕了，喪失了求變求新求戰的勇氣。雖然少數開明的官僚和知識分子，開始了解西方，出現了《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介紹西方國家概況的書，但仍只是作為一種奇聞逸事，供讀書人消遣，整個知識界還沒意識到這些海外奇讀的段子與國家的生死存亡存在著那么深刻的聯系。這種思想狀態使得中國在這14年間，根本沒有與世界科技進步發生聯系。

1856-1858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給清王朝上層的打擊比鴉片戰爭要嚴重得多。京城被占，圓明園被燒，統治者意識到了洋槍洋炮與自己生死存亡的關系，此后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

單從軍事科技的角度看，中國的起步并不算晚，在新軍艦的引入方面可以說一開始還站在了世界的前列，當中國擁有龐大的近代化艦隊時，日本海軍才剛開始起步。但是，在1860年到1895年這35年間，中國在對外開放的學習過程中，卻驚人地與世界拉開了差距，越學習越落后，直至完全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造成這種歷史悲劇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中國未能真正從思想本源上理解現代文明的原因和性質，仍然生活在過去的精神世界中，因此，根本沒有發生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現代文明產生于西方的思想革命，是那一時期的西方人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變化后的產物，他們對于世界的本質、人與世界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這些重大問題有了全新的看法。于是產生了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啟蒙運動使得西方出現了有助于進行科技和經濟創新的政治、社會體制，科學革命則為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則由于始終沒有發生這種思想上的革命，所以既不會產生原創性的科學革命，也不會對別人已經發生了的思想變革有所理解，只是在別人思想變革造就的新式武器的打擊下，知道了新式武器的厲害，于是把學習的全部重心全部放在了學習別人已有的最先進、最厲害的物質成果上了，這注定是一種緣木求魚式的學習過程。

2、自作聰明的“買即趕超”戰略。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中國人出于傳統農業文明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再度發揮了致命的破壞作用，他們自作聰明地以為：只要“一步到位”地買來西方的先進武器，就可以建立起強大的軍隊。之所以說這種思維方式是農業文明的產物，是因為他們在心底里把西方的先進武器當做是和土地一樣凝固不變的東西，以為有了一艘先進的軍艦就像有了塊好土地一樣，可以萬世不變地使用。他沒意識到，在科學思想的促動下，任何先進武器都只是曇花一現，很快會被更先進的武器所淘汰。由于存在著那種農業思維，所以，在買來第一批先進的艦船后，就不再更新，朝野上下，無法接受不斷更換新艦新炮的要求，認為這是個揮金如土的無底洞。北洋水師裝備更新停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整個國家的絕大多數統治者都不能接受這種要不斷花錢，而且越花越多的艦隊。其實，現代世界的一個特征就是不斷變革，不斷花錢，為了能支付得起這些錢，你的產業就要不斷擴張，不斷增長。可是，當時只有少數近代工業的中國根本支付不起這種快節奏的武器更新。當時，很多官員攻擊李鴻章亂花錢也是出于對國家財力的擔憂。

現代化是買不出來的，你能買來的只是一時先進的武器，可是買不來人家創造新武器的思想、制造新武器的能力，而且越買越買不起，跟不上人家新品出來的速度，在耗盡自己錢財之后，瀕于死亡。

3、不理解現代化是個體系，只是從孤立的軍事裝備入手，最終遭致失敗。現代化是由思想觀念、制度、科技、教育、工業等構成的完整體系，只有在這個體系中，軍事裝備才能獲得突破。前文已講過，西方的火炮進步是基于其冶金工業發展而產生的，子彈、炮彈的進步，是基于其化學工業發展的。他們是先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通用工業體系，在此基礎上，才能孕育出軍工產業，而且，由于有了發達的工商業支持，國家也才有財力不斷采購新式武器，進入良性循環。中國工業化最初的目標是“自強”，始終把“自強”與求富的目標脫離開看待，對民間工業和發明創造沒有給予應有的支持，反而抑制它，這種“跛腳鴨”式的工業化戰略最終一定會失敗的。

4、喪失了不怕犧牲，銳意進取的勇氣。中國的洋務運動實際上是在恐懼中開始的“自衛性”行為，這種恐懼意識籠罩著清王朝的整個決策層：不生事，息事寧人，割讓點兒邊疆土地、花點百姓的血汗錢，不要緊，只要能維持中心統治區的穩定即可。和宋朝的統治者一樣，這是一種既定的國策，這種國策影響到了每一級官員。我們看到，既便是裝備了新式武器，在裝備上具有優勢的軍隊，也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原因就是從上到下，只把新式武器當作嚇唬人的東西，以為靠嚇唬人就能獲得安全。每次打起仗來，就做不到舍命投入，總想保存點兒家底兒，這是清軍逢打必輸的根本原因。

中國與世界的最大差距不是在鴉片戰爭前出現的，而是在對外開放的洋務運動過程中出現的。這一耐人尋味的歷史事實有太多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在這方面，我們只是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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