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出擊：20世紀早期英國的科學普及》，[英]彼得·J.鮑勒(Peter J. Bowler)著，王大鵬、周亞楠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348頁，79.00元

在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史研究領域，Peter J. Bowler是一位重量級的學者。他是研究達爾文主義的專家，如果你要研習進化論的學術史，Bowler的著作是你繞不開的必讀書目。1989年，Bowler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孟德爾革命：現代科學與社會中遺傳學概念的興起》，就大有要將達爾文“請下神壇”的勃勃雄心，指出真正讓生物遺傳嬗變為現代科學的應當是還原論者孟德爾，而不是整體論者達爾文。孟德爾揭示的遺傳基本規律是可以反復實驗在數學上被驗證的，但是達爾文的進化假說卻并不能通過實驗復現。十九世紀末，人們可以觀測到的生物單元越來越小，細胞學逐漸興起，孟德爾實質上成為了今天生物遺傳領域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人物，因為他既找準了研究對象，也用對了研究方法，而達爾文提出的仍然不過是無法驗證的假說。Bowler同時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是一種歷史的錯誤，是不準確的描述，用進廢退分明是拉馬克主義的主張。在一場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中，達爾文既背負了不屬于他的盛名，也背負了不屬于他的罵名。

1992年，Bowler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達爾文主義的日食：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反達爾文主義的進化理論綜述》，一本是《不是達爾文主義的革命：重新詮釋一個歷史迷思》，兩本書出版月份相近，探討的也都是相似的話題，那就是進化論是如何變成某種意義上的科學主流的。與達爾文時代相近的理查德?歐文、赫伯特?斯賓塞、開爾文男爵、托馬斯?赫胥黎、恩斯特??？藸柺侨绾翁岢龈髯缘倪M化論學說的，又為何都對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之說嗤之以鼻。最后，Bowler又說回到了他三年前的結論：孟德爾在其有生之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但是最終被歷史正名，成為今天生物學的正統大宗。

Bowler借由這幾本書想要言明的道理是很顯然的：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而非單純的對客觀世界的發現，因此歷史學者應該格外關注科學討論之外的因素是如何影響當時和后世對科學的理解的。此后，Bowler的學術生涯繼續圍繞達爾文主義徐徐展開，其多部著作都與達爾文主義、生物遺傳學、環境科學等密切相關，其學術榮譽與地位也大多基于他在這個領域中的深耕與貢獻。

Peter J. Bowler

在探討這本講科普的歷史的Science for All（很遺憾，我還是得在這里使用該書的英文原名而不是被修改過的中譯名）之前，之所以有必要闡釋清楚這些學術背景，我旨在說明兩點：第一，Bowler不是專門研究科學普及的學者，他是在研究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進化論理論紛爭之余，接觸到當時英國的科學文化氛圍，所以Science for All可以算是Bowler主要研究成果的副產物。根據作者自述，本書緣起就是他對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科學與宗教關系的研究。第二，Bowler由于已經在此前很多本著作中都深入細致地探討了進化論，因此在Science for All一書中有多處涉及進化論的部分，都基本一筆帶過，對于理論陣營之間的紛爭細節沒有展開，這會讓許多仍然只將進化論與神學創世論對立起來的普通讀者，完全摸不著頭腦。值得一提的是，Science for All出版八年之后的2017年，Bowler又寫了一本《未來的歷史：從威爾士到阿西莫夫的進步預言》，從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的雙重歷史文化視角，解讀二十世紀初人們對于科技進步的理解。該書使用了大量大眾讀物，包括科幻小說、雜志等，可以說是Science for All的繼承者，從市場反應來看，它似乎也是更為成熟的作品。

有鑒于此，這本《全民科學：二十世紀初英國的科學普及（Science for All：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呈現出這樣一種游走在學科邊界的混雜氣質。它似乎想要說明很多事情，但又有很多事情沒有真正講清楚。說科普，至少應該突出幾個關鍵的組織機構，追溯他們的歷史，綜合分析他們的影響力；如果可以，最好能提供一些量化的指標。這些，Bowler都沒有深入去講。他仿佛只是非常隨性地提到了幾位重要人物，例如放棄教職而全身心投入科普寫作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對于英國、美國、德國的國別比較，他也論述很淺。這種論述方式在面向大眾的書作中不算罕見，但是等到最后兩章，寫作風格又驟變。Bowler羅列各種重要人物與刊物的方式，很像一位不想好好寫論文的研究生，抑或我們對于英國文化的陌生，迫使我們需要更多的鋪墊才能理解那些在作者看來不言自明的內容。無論如何，這些方面都為我們理解該書的內容核心增加了難度，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

Science for All：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本書主要關注的問題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科研工作者們開始變得不那么喜歡和圈外人士交流了？一般的觀念認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學科專業化逐漸成形。如果資金充裕的象牙塔足以為科研提供充分的資源支持，那么科學家們自然沒有必要再去費口舌討好誰索要經費，只需要一門心思待在學校里接受上級部門資助就可以了。Bowler在回顧文獻時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英國。Bowler發現，二十世紀初最初的幾個十年里，英國不少科學家都在積極嘗試與公眾溝通，延續了維多利亞時代知識分子的傳統。在美國，情況則不太一樣，使得反智和民粹的土壤在那里一直豐沃。不過，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大西洋兩岸殊途同歸，科學普及都變得不入流了，搞科普甚至是不利于專業科學家的職業發展和職稱評定的。Science for All整體上是一本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書作，Bowler旨在通過大量例證來說明：科學家孤立隔絕于大眾媒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生的，不能因為刻板印象就忽略了上世紀初的許多重要變化。

Bowler發現，之所以今天會形成這樣一種認識，好像科學家很久以前就開始不在乎與公眾交流了，是三十年代年輕的左翼科學家人為制造的迷思。左翼科學家非常急切地想要打破知識分子階層對于科學的壟斷，想要更多的人民群眾能夠掌握科學，并且用科學改造生活，甚至展開階級斗爭，或者至少應該做到不要不加思考地屈從于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例如著名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家霍格本（Lancelot Hogben），作為一名生物學家，他大力支持成人教育，格外關注生物學和數學的實用性，要“提防理論家們告訴我們的東西”，要把那些知識“拿來用”。借著大蕭條激起的反思浪潮，左翼科學家們愈發活躍。1936年和1938年，霍格本就相繼出版《大眾的數學》與《公民的科學》兩本科普著作，這種有擔當的知識分子情懷在當時極具影響力和感染力。不過，Bowler也指出，左翼科學家們希望造成一種觀念，仿佛科學普及是獨屬于他們的創舉。為此，他們刻意忽略之前的科學家們的重要工作，制造了一種錯覺，而這種成見也存留至今。

那么，上世紀初的科學家們為什么要“主動出擊”去做科普呢？Bowler指出，這個職業群體在當時不夠受重視，收入微薄，以至于需要成立“科學工會”（British Science Guild）這樣的組織，來維護自己作為勞動者的權益。1918年，一個委員會在調查了科學在國家教育體系中的作用之后，決定提升科學的社會地位，將“普通科學”納入中學教育課程。這為科學家的飯碗提供了更好保障，但仍與今天專職科學家的待遇相去甚遠。據計算，當時的專職科學家一年的收入大約是六百英鎊，而面向大眾的各種寫作能夠為他們帶來五十至一百英鎊的外快。這既解釋了當時的科學家們熱衷于科學普及，也解釋了1927年著名的科普作家朱利安·赫胥黎會愿意離開國王學院的教職，去全職寫作。因此，Bowler指出，像赫胥黎和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這樣寫在當時極具影響力的“網紅科學家”與作者，他們的出現不是特例，很多人都在這樣做。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化學武器的出現，人們意識到科學不能被忽視，更貼切的說法是不能不被監管。狹隘的專業化科學是道德危機的來源，這也點燃了許多民眾對科學議題的關注熱情。

Bowler也提到，上世紀初的科學議題受到新聞界的高度追捧，這是因為當時的科學研究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因此自帶流量與熱度，深受媒體和出版界的喜愛。上世紀初，新的大學科、大圖景也在形成之中。二十年代原子物理學玄妙無比，既引人入勝，又晦澀難懂，自然需要更多的輔助介紹，讀者迫切的想要專業學者來闡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這些大理論?；A設施建設與城市化仍然在進行，新的生物學證據源源不斷出現，化石記錄引起社會強烈興趣。關于人的起源的問題，進化論在三十年代，結合了新的遺傳學方法與理論，也屢屢引發爭論。每當有新的古人類化石出土，都會引發媒體強烈關注。還有醫學，關于疾病與健康的認識，也是民眾一直以來關心的。在實用的應用技術方面，運輸和通信技術正在不斷迭代，軍事應用以戰艦潛艇的方式肉眼可見地進步，化學工業在逐漸擺脫與戰爭的密切聯系，反而和美好生活的關聯在加強，被人們視為改善衣食住行品質的重要手段。城市中產逐漸開始喜歡觀星、觀鳥，觀蟲，這些觀察自然的活動也都需要科學知識以為支撐。

科學家迫切想要改善自身的經濟待遇，社會公眾迫切的想要擁抱科技時代的新變革與新認知，兩者交匯于出版行業。英國民間識字率高，接近百分之一百。1902年的《教育法》賦予地方以責任，為全民提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也在“大學推廣運動”之中走出校園，個人學習在當時蔚然成風，自我學習熱情高漲。英國出版行業對社會變化極為敏感，加之英國的科學家維護自身權威較為積極，民間就出現了《家庭大學叢書》和之后二十年代的《六便士圖書館》等定價略低一些的書系。Bowler蜻蜓點水般回顧了二戰前門類眾多科普讀物，指出新的宇宙學理論和生物學理論最受追捧，銷量數以萬計，甚至以十萬計。

Bowler認為，大眾科學寫作并不是一個科學進展可以被簡化并傳遞給普通讀者的自上而下的過程。它是科學界、出版業和公眾之間互動的復雜過程。尤其是出版業，他們擁有塑造熱門議題的能力：“普通人無法直接影響科學家，但出版商是對讀者需求敏感的商業企業。他們知道他們的讀者想要什么，盡管他們可能更希望他們的書是由公認的專家所撰寫的，但他們只會與那些能夠從便于銷售的角度來調整寫作風格和內容的作者打交道……出版商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代表了公眾利益。”青少年成為重點關注對象，科普書常常被當作禮物和獎品送給他們，而這類書也開始加入越來越多的彩色插圖，起名時也愈發強調“標題黨”效應，奇妙、奇跡、神奇等詞最為常見。利潤豐厚的非正式教育素材市場，成為了出版商之間的必爭之地。由于需求可觀，出版商網羅的寫作群體里，有不少非專職科研人員的團體，比如不受雇于任何人的科學顧問、學校里的科學教師等。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變遷中，科學普及開始逐漸走出專職科研人員的圈子，原本是科學家的業余工作，現在被更多以此全職為生的人撿了起來。Bowler沒有直接明說，但是很顯然，這就是科學普及逐漸為專業圈子所不齒的原因了。

本書的兩位譯者，將原書名Science for All改為《主動出擊》，旨在向讀者更為直白地展現該書具有創新性的見解。由于原書重點不那么突出，譯名更改讓它有了些許方向感，這是值得稱許的。然而，更改后的譯名也讓讀者在開卷之前懷揣了錯誤的期待，我就是“受害者”之一，直到最終發現在“主動出擊”的問題上，Bowler言之甚淺，關于為什么主動出擊和如何主動出擊，更是沒有什么太令人驚喜的解答。另外，從他的學術生涯客觀來看，本書是Bowler的余興之作，既然如此，或許譯文風格該更加輕松隨意一些為好，以免信雅有余，通達不足，反而有悖于普及之道。

盡管鉆研的力道有所欠缺，但我仍然認為引入本書是很有價值的，至少可以引發一個重要的思考——科普從來都不是為科普而科普，我們有必要弄清具體的群體與具體的動因。上世紀初英國科普事業紅火，是因為科學家缺錢，公眾對知識有渴望，出版商正好整合供需，創造新的圖書產品與消費市場。那么，這幾個歷史契機可以平移到當下嗎？我們發現：第一，在當下中國，圖書市場中銷量最高利潤最好的，確實是大型的科普叢書，但主要面向的人群不是一般社會公眾，而是青少年。這類書成了出版社生存的救命稻草，這是業內公開的秘密。第二，公眾確實對知識有渴望，家長尤其對培養“科學精神”有熱情，但是這種教育歸根結底不是為了求真求實，而是要做好數理化啟蒙，助力孩子未來的考學，是強工具性的。第三，科學家也不再那么缺錢了，他們當然期待更好的收入，但搞科普顯然比申請課題性價比低多了。

這么一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出現了：一百年前英國的科普，是針對最新的科學發現和技術進展的科普；一百年后我們的科普，卻仍然長得很像一百年前英國的科普，講的還是那個時代發生的重要變革。上世紀初的科學進展確實重要，但我們對于當下的關注也確實太少了。說到底，科普內容供需雙方的真正訴求，都與科學技術的普及無甚關聯，使得這些內容的更新總是不夠彰顯時代性?？茖W家們沒有充分的動力去傳播新知，受眾也沒有心力去關注中高考不考的東西，因而只有中間商忙得上躥下跳，恨不能沒過幾個月就推出一套新叢書。打開這些書我們就會發現，它們賣的還是那瓶舊老酒。就好比家里放著一套裝幀華美的科普叢書，卻從來沒人翻看，因為家長沒有興趣，孩子沒有時間。形式上極度繁榮，內里卻空虛落后，這就變成了為科普而科普，追求的是成果的形式，但沒有搞明白到底想要達成的目標是什么。

知識的供給方、需求方與中間商，誰才是應該主動出擊的那個？因為主動出擊的那一方，才是塑造科普的意義的人。眾所周知，專職科學家的工作強度遠非一百年前可比，對投入程度要求極高，無心無力無暇去做普及。他們不主動去做供給，誰該接棒前沿資訊的傳播？同樣眾所周知的是，青少年考學壓力巨大，但學歷帶來的收益卻在逐年遞減，他們分明需要在知識形成期獲得更廣的視野、更新的見識，卻被困在機械重復的應試訓練之中。他們沒法主動提出需求，誰該為他們發聲代言？至于中間商，他們恐怕還是不要太過主動了，無米之炊必然導致翻炒舊貨，反而讓社會對于科學技術的認知始終落后于現實，而當前中國最需要的就是敢想敢做的氣魄，這不是能從一百年前他人的歷史敘事中能夠汲取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動出擊》這個譯名改得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它提出了一個很難回答卻又必須要問的問題，而作者漫不經心的論述，欠缺力道的分析，不得不逼著我們這代科普人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