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訂婚強奸案中，其實推動的情緒不是什么強奸案的本質，主要來源于對彩禮的痛恨 。

彩禮（聘禮），這一源遠流長的婚俗，發展到現在，成為了“天價彩禮”壓垮年輕人的輿論。

甚至都引發了政府對“婚俗改革”的政策倡導，再到網絡上關于彩禮“合理性”的激烈辯論，它似乎成了一個集經濟壓力、性別觀念、代際沖突、城鄉差異于一體的復雜社會議題。

只有超越簡單的道德評判，才能看清事實。

今天我將三個角度來分析彩禮，用以說明，盡管中國不少男人無比討厭這個習俗，但經濟規律不可改變。

機會成本

理解彩禮的經濟學基石

在探討具體的彩禮形式之前，我們有必要引入一個基礎性的經濟學概念： 機會成本 。

機會成本是指為了得到某種東西而所要放棄另一些東西的最大價值。簡單來說，就是做出一個選擇后，所失去的未被選擇的選項中，價值最高的那一個。

這個概念是理解彩禮為何存在，以及其金額為何波動的關鍵。

婚姻，本質上是一項涉及資源（時間、金錢、情感、勞動力、生育能力等）投入和配置的長期契約。當個體或家庭決定進入或促成一樁婚姻時，必然放棄了其他的可能性：

對于女方及其家庭：

1、女兒繼續留在原生家庭貢獻勞動力或收入的機會成本。

2、女兒選擇其他潛在婚配對象的機會成本（可能條件更好、彩禮更高或更低但其他方面更有利）。

3、女兒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婚姻與家庭，可能犧牲的個人教育、職業發展機會的成本。

4、在低穩定性婚姻預期下，承擔未來可能因婚姻破裂而遭受更大損失的風險成本。

對于男方及其家庭 ：

1、支付彩禮以及承擔婚姻和家庭開銷，所犧牲的其他投資或消費機會的成本。

2、選擇某個特定女性作為伴侶，放棄其他潛在婚配對象的機會成本。

3、承擔婚姻責任，可能失去的個人自由或專注于事業的時間成本。

“任何代價都會對應價格”，這句論斷在彩禮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彩禮，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都可以被視為對上述部分機會成本，特別是女方及其家庭所承擔的、被認為更顯著或更易量化的那部分成本的一種顯性或隱性的“價格”體現。

它試圖將那些不易直接衡量的犧牲、損失或風險，通過貨幣或實物的形式進行補償或平衡。

理解了機會成本這一底層邏輯，我們就能更好地剖析農村和城市彩禮背后不同的側重點和驅動因素。

它們都是對特定機會成本的定價，只是所“定價”的“標的物”有所不同。

農村彩禮

家庭總收入視角下的勞動力與未來收益補償

在傳統的、以農業為主導的鄉土社會中，家庭不僅僅是生活單位，更是基本的生產單位。勞動力是家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

在這種背景下，農村彩禮的起源和早期形態，與對女性勞動力的價值評估和轉移補償緊密相關。

在大多數農村家庭，彩禮是一種對勞動力損失的補償。

在男娶女嫁的習俗下，女性婚后通常離開原生家庭，進入夫家生活和勞動。這意味著女方原生家庭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勞動力。

在越貧窮的時代，女性彩禮越低，因為女性的勞動產出更少。在印度，女性就業率極低，只有25%不到，導致嫁女兒還需要賠嫁。因為男方會認為，娶進來是一種供養行為。

彩禮在早期，很大程度上是對女方父母“養育之恩”的回報，更是對未來這個女兒無法再為原生家庭貢獻勞動的直接經濟補償。

一般收取彩禮的農村家庭，女性從此后也就不再需要承擔贍養父母的經濟責任。

反過來，一般不收取彩禮的地區，女性與男性會承擔對父母相同的贍養責任。

這是一種對“人力資本”流失的補償性支付。家庭成員的收入（無論是實物還是貨幣）是加總計算的，女兒的出嫁直接構成了這個“家庭賬戶”上一筆可預見的長期損失。

從這個角度看，女性收入潛力與彩禮水平出現了正相關。

也就是說，女性收入越高，彩禮越高。

在今天的時代，尤其是在中國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外流動的背景下，女性不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無酬勞動力，她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非農就業中，成為家庭現金收入的重要來源。

一個年輕女性外出務工，每年能寄回家的收入是實實在在的。

當女性擁有了更高的、可量化的市場收入潛力時，她出嫁對原生家庭造成的“機會成本”就變得更加清晰和巨大。

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潛在的勞動力，更是一個現實的、持續的現金流貢獻者。

因此，彩禮的數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女方原生家庭對其女兒未來若干年（或直至父母失去勞動能力）可能貢獻的收入流的一種“折現”或“買斷”。

這種計算雖然未必精確，但其內在邏輯是存在的。

當一個地區的女性普遍擁有較高的外出務工收入時，該地區的平均彩禮水平也水漲船高，這并非偶然，而是市場對女性經濟價值認知提升的一種（盡管可能是扭曲的）反映。

當然，農村彩禮的數額并非完全由女性收入潛力決定。

性別失衡 （適婚男性多于女性）導致的“婚姻市場”競爭加劇，無疑是推高彩禮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江西，重男輕女現象嚴重，農村計劃生育執行嚴格程度不如北方一些地區，男性比例更高。

男多女少使得女性在婚姻談判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彩禮成為男方家庭展現誠意、獲得競爭優勢的工具。

在農村養老靠兒女的情況下，父母將女兒撫養成人，期望其未來能有所回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照料上）。

女兒出嫁后，這種回饋的重心轉向夫家，彩禮也被部分賦予了對女方父母未來養老的一種預支或補償的意味。

農村彩料的核心邏輯根植于家庭作為經濟共同體的觀念。它主要是對女方原生家庭因女兒出嫁而損失的現有及未來經濟貢獻（勞動力價值和/或現金收入）的一種補償性定價，并受到性別比例、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抬高了其“機會成本”而成為推高彩禮的一個根本性的內在因素。

現在農村的小家庭，夫妻二人都去工作的話，上萬元的月收入并不奇怪。很多農村老人在家帶孩子，讓年輕人都出去務工，男女雙方的收入差異并不是很大。

用農村家庭經濟體的方式來思考，那就是娶進來一個未來總和收入近百萬的人，而女性往往不用承擔自己父母的養老了，而是一年三節帶點禮物就可以了。

而女性的教育成本也遠超過往，此案中，女性受過大專教育。雖然農村教育成本遠低于城市，但總支出十幾二十萬還是有的。

如果沒有彩禮，那么，就必然需要形成新的風俗，那就是所有女性與家庭男性對父母承擔的責任一致。

但農村的現實就是女性一嫁，就可以減少承擔家庭經濟責任。

這種補償定價，在當下這種家庭規則是，必定會存在，不是你靠幾句道德說教就可以減少的。

城市彩禮

風險對沖與生育代價的貨幣化補償

相較于農村，城市社會結構、家庭模式和經濟形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個體化程度更高，核心家庭成為主流，女性普遍參與社會工作并擁有獨立收入。

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彩禮的邏輯也呈現出不同的側重，更多地與現代婚姻的內在風險和女性在婚姻中的特殊付出相關聯。

在城市里，彩禮以各種形式體現。

農村更加直接，因為女性以放棄對父母的部分責任為前提，那就是一次性收取若干彩禮。

而在城市，特別是獨生子女家庭，女性必須承擔自己父母的養老責任，不管是陪伴還是金錢。

因此，城市彩禮的方式往往有別于農村彩禮。

城市彩禮更接近于以提高婚姻穩定性的目的的風險保證金，很多不以現金形式體現，很多體現在房子上。

現代社會，隨著個體獨立性增強、社會觀念變遷以及法律對離婚的相對寬松，婚姻的穩定性相比傳統社會迅速下降。離婚率的攀升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對于女性而言，婚姻破裂可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風險通常更大，尤其是在生育后。她們可能面臨單親撫養的壓力、再就業困難、社會評價降低等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城市彩禮（或由彩禮轉化而來的，給予女方個人支配的財產，如房產加名、大額存款等）被賦予了“風險保證金”的性質。它像是一種預先支付的“違約金”或“保險金”，意在提高男方維系婚姻的成本，或在婚姻不幸解體時，為女方提供一定的經濟緩沖和保障，降低其沉沒成本。

這種需求在安全感較低、對未來不確定性感受更強的女性（或其家庭）中可能更為強烈。

城市女性生育也有巨大的機會成本，需要對價補償。

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她在生育時有時間成本。 懷孕、生產、哺乳、育兒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導致職業中斷或工作效率下降。

同時，她還有晉升成本。

生育窗口期往往與職業發展的黃金期重疊，長期脫離職場或精力分散，可能導致錯失晉升機會，與同齡男性或未育女性的差距拉大。

還存在著技能折舊成本。 在知識和技能快速更新的時代，較長時間的職業中斷可能導致原有技能貶值，返崗后面臨競爭力下降。

肉眼可見的還有收入損失成本。

產假期間的收入減少、返崗后可能因無法承擔高強度工作而選擇降薪調崗、以及未來整個職業生涯可能因生育“疤痕效應”而導致的收入潛力下降。

在現代職場競爭激烈的環境下， 女性因生育和承擔主要育兒責任而遭受的職場損失是巨大的、顯性的，且往往是不可逆的。

相比之下，男性在生育過程中所付出的直接職場代價通常小得多。這種 性別化的、不對等的犧牲 ，構成了女性在婚姻（特別是計劃生育的婚姻）中一項巨大的、未被充分補償的機會成本。

因此，城市彩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對女性這項重大付出的一種“對價補償”。它試圖將生育對女性職業生涯造成的損害，通過一次性的貨幣或財產形式進行提前補償。

數額的高低，可能與女方自身的教育水平、職業前景、預期收入潛力，以及雙方對生育代價的認知和協商有關。

女方職業越好、收入潛力越高，其生育的機會成本就越大，對補償的要求可能也越高。

同時，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特別是房價，也間接影響著彩禮（或以房產形式體現的“彩禮”）。婚姻被視為兩個家庭資源的整合，共同應對城市生存壓力。彩禮/房產成為衡量男方家庭經濟實力、確保婚后生活質量、實現階層匹配或向上流動的一種現實考量。

在這種情況下，彩禮的性質更加復雜，混合了風險對沖、生育補償、資源展示、階層篩選等多種功能。

總結來說，城市彩禮雖然也可能涉及對女方家庭的感恩，但其核心邏輯更多地轉向了對現代婚姻內在風險的防范和對女性個體（特別是因生育）在婚姻中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的補償。

它更像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基于個體風險與代價評估的金融或準金融安排，盡管它仍然披著傳統習俗的外衣。

市場經濟下的疏離與合作

需求變化如何抬高“合作代價”

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不僅改變了生產方式和財富形態，也重塑了社會關系和個體觀念，包括兩性關系和婚姻觀。男女相互需要的程度也在降低。

女性不再絕對需要男性的“安保”。

當下的中國，社會治安遠好于過去，同時社會福利制度的推進以及女性經濟獨立性的提高，讓女性在人身和財產安全方面對單一男性（丈夫）的依賴性顯著下降。

她們可以通過市場（購買服務）、社會（公共安全）和自身能力獲得安全感。

同樣的，男性對女性的需求程度也在降低。

.男性不再絕對需要女性的“家務做飯”。

市場提供了豐富的替代方案來滿足男性的生活需求。餐館、外賣、家政服務、智能家電等的發展，使得男性即使不依賴妻子，也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運轉。

傳統上由女性承擔的大量無酬家務勞動，其“必要性”在降低，或者說，其“可替代性”在增強。

相互需求的降低，就使得合作的難度加大，甚至婚姻的必要性在減低。

這時，在高昂的“退出成本”（離婚便利）和較低的“進入必要性”下，一筆顯著的彩禮可以被視為男方展示其承諾嚴肅性、投入意愿和經濟實力的強烈信號，以說服女方相信這段合作的價值和穩定性。

同時，當“非你不可”的功能性需求減弱時，個體對婚姻的“門檻”就明顯提高了。

人們會更加審慎地評估婚姻的“性價比”——即我為了這段關系，需要放棄多少個人自由、事業追求、財務獨立性（機會成本），又能從中獲得多少獨特且不可替代的價值？

因為不再是“必需品”，雙方在關系中的妥協意愿可能降低，對伴侶的要求可能更高。每個人都帶著更高的機會成本進入談判，使得達成合作（婚姻）的“交易成本”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彩禮可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當婚姻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一種個體選擇和資源配置行為時，市場邏輯也難免滲透其中。彩禮作為一種明確的、可量化的“價格”信號，符合市場交換的直觀邏輯，盡管這種邏輯應用于神圣的婚姻關系時會引發倫理爭議。

它試圖將復雜的、內在的價值與犧牲，轉化為外在的、可比較的貨幣形式。

因此，市場經濟帶來的個體獨立性增強和傳統性別分工的松動，并未如想象中那樣必然導致彩禮消亡。

反而，由于合作（婚姻）的“非必要性”增加，使得達成合作所需克服的機會成本和證明承諾的“代價”可能上升，彩禮在新的社會經濟背景下，被賦予了新的、有時甚至是強化的功能。

因此，你可以不喜歡彩禮，痛罵這種風俗。

但是，經濟規律是不可能改變的。天天在抖音上罵，也改變不了現實世界。彩禮沒有強迫任何人，完全由雙方自己意愿決定。

當然，越富裕，這個問題就相對好辦。在福建這種富裕地方（包括很多富裕人群），他們處理女兒出嫁的方法是：大額補貼女兒，送車，參與購房，但一樣有要求，要求男方買更貴的房。

從根本上，任何你想達到的目的，用錢能達成目的，不奇怪，不但不存在道德問題，反而是市場中合理的行為。

試圖讓女性付出收入減少、生育代價的成本，卻不想支付對價（不一定 是錢，很愛對方、很會照顧對方、能提供情緒價值也是一種對價），可能是一種妄想。

所以，女人會說，要么給我錢，要么給我愛。否則免談。

這是她們行動邏輯的真實寫照。

最終的邏輯在于市場化，未來的情況是這樣的，一大堆男人找不到女人做老婆，也一大堆女人找不到男人做老公，寧愿單著，也不會相互遷就。

因為啊，遷就的成本，遠遠高于單著帶來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