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關于工作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殖民趨勢的更普遍的擔憂，從未像今天這樣切中肯綮和普遍適用。這不僅是因為自由時間的碎片化和工作日的日益溢出，還因為現在處于空窗期的人們也面臨自由時間消失的危險，甚至對還未踏入雇傭勞動世界的年輕人來說也是如此。

原文作者 | 大衛·弗雷恩

本文出處：《對工作說不》，作者：（英）大衛·弗雷恩，譯者：重命名小組，版本：藝文志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年3月

“自由時間”

我從一個聽起來很簡單的問題開始：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時候真正結束？雖然我們所在的崗位可能會根據合同要求我們每天工作一定的時長，但很顯然，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在下班時間走出工作場所，就能進入一個自由世界。特奧多爾·阿多諾早在1970 年代發表的一篇短小而尖銳的文章《自由時間》（Adorno，2001）中就揭示了這一點。阿多諾質疑人們在工作之外的時間里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他認為，非工作時間的潛在目的只是為了讓人們為重新開始工作做好準備：自由時間根本不是自由的，而僅僅是“以利潤為導向的社會生活形式的延續”（Adorno，2001 ：189）。這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活動往往與工作具有相似的性質（例如看屏幕、做家務），但也是因為種種異化人類或是令人筋疲力盡的工作會導致下班后對休息恢復的強烈需求。通過消耗人們的體力和精神，異化的工作形式確保了工作者的大部分非工作時間都會用于放松、退到逃避現實的娛樂形式中或者通過消費來補償一天的勞累。

如果說我們在自由時間進行的這些恢復或補償性的活動總歸是令人愉快的，那阿多諾會說，這些愉快只是一種膚淺自由的表現。他認為，只要自由時間仍然被人們試圖逃脫的力量所決定，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堅持認為，有必要將自由時間與更為美好的真正閑暇進一步區分開來。如果自由時間僅僅代表工作的繼續，那么真正的閑暇就代表了一片甜蜜的“未經中介的生活的綠洲”：人們在其中脫離了經濟需求、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阿多諾認為，在富裕社會中盛行的是一種墮落的自由時間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閑暇。在這種墮落的自由時間里，大家所進行的具有自我定義的意義的活動，往往局限于“愛好”：一些為了打發屬于我們自己的少得可憐的時間而進行的瑣碎活動。阿多諾強烈地反對愛好一詞，認為它貶低了無償活動的價值。在一段令人難忘的文字中，他自豪地說道：

我沒有愛好。并不是說我是那種除了勤奮地完成規定的任務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時間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職業范圍之外的活動而言，我也無一例外地非常認真地對待它們……創作音樂、聽音樂、全神貫注地閱讀，這些活動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稱它們為愛好，是對它們的嘲弄。（Adorno，2001:188—189）

阿多諾經常被人指責精英主義，因為他采取了“高級”文化和“低級”文化這種相當激進的區分。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對閱讀、創作音樂和聽音樂（放心，一定是古典音樂）的嚴肅旨趣隱隱地與“更低級”、更逃避現實的文化形式形成對比。我不會在此為這種區分辯護，但我還是希望指出，阿多諾關于人們的時間受到圍攻的普遍論斷，具有很大的當代意義。我們可以想想，標準的八小時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將自由時間分割成碎片。全職工作者的時間體驗是一系列快速離散的時間碎片：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不斷交替，而自由時間僅限于晚上、周末和節假日。當自由時間以這種方式被分割時，阿多諾譴責的那些草率的愛好，就可能成了我們在有限的時間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少量的自由時間為我們 參與更實質性的自我定義的活動提供的空間極為有限——而這些活動往往需要穩定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無論是專注、奉獻、建立社群或者學習新技能（Lodziak，2002 ：100）。這種情況的最大受害者是當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他們天黑時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仍然有電子郵件要回復，經常感覺到筋疲力盡以至于無法與家人進行情感交流，除了睡前喝酒和看電視外，他們不愿意做其他事情。這里的重點并不是說喝酒或看電視是“低級”活動，而是工作者已經被剝奪了選擇其他活動的時間和精力。

我們可以在2014年上映的《樂高大電影》中看到阿多諾所說的閑暇時間的墮落的現代表現。這部電影的主角——一個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不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坐在沙發上，聽著無腦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相當于樂高世界里的法瑞爾·威廉姆斯的《快樂》），看電視廣告，還會認真地調臺看一部名為《我的褲子在哪里？》的喜劇片。埃米特每天在同一時間洗澡、刷牙和鍛煉，通勤路上遇到同樣的堵車，和同事進行同樣的空洞對話，然后回到家里，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一盆盆栽。如果我們愿意忽略這個批判正是資本主義自身文化產業的產物的諷刺事實（因為本質上這是一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樂高廣告），我們會在《樂高大電影》中洞察出現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質。

阿多諾的自由時間是工作的延續的論點，在21 世紀也發生了字面意義上的轉變：隨著筆記本電腦和智能手機等網絡技術的興起，工作滲入了生活當中從前不存在和不受歡迎的地帶。梅麗莎·格雷格探討了對當今的許多雇員來說，工作是如何掙脫工作日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以一種令人不得安寧、永遠存在的“待辦事項”列表的形式出現。通過對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采訪，格雷格揭示了以非共時通訊為最佳設計特征的電子郵件或即時通信等技術，最終對人們產生了全然相反的影響——他們因為無論是否在辦公室都要時刻保持在線、積極響應和能被找到而倍感壓力（Gregg，2011）。職業咨詢網站“磨刀石”（The Grindstone）上的一篇文章表明，許多專業人士現在已經習慣了隨時待命的想法。一位讀者寫道：

通過手機或Skype 與處于困境或懷有疑問的客戶保持聯系，能將潛在的危機化解為一次路上的輕微顛簸。客戶不會容忍“我在度假”這樣的借口。如果我們不能勝任，我的下一個假期將是在家里和我的橡皮鴨洗熱水澡。（Lepore，2012）

就跟他們的筆記本電腦一樣，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組織里的雇員們似乎也必須時刻保持“接入電源”的狀態。

《摩登時代》（1936）劇照。

就業力的壓力

阿多諾關于工作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殖民趨勢的更普遍的擔憂，從未像今天這樣切中肯綮和普遍適用。這不僅是因為自由時間的碎片化和工作日的日益溢出，還因為現在處于空窗期的人們也面臨自由時間消失的危險，甚至對還未踏入雇傭勞動世界的年輕人來說也是如此。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新出現的就業力方面的壓力：每個人都有責任提升自己的職業前景，通過培訓、獲得教育證書、搭建人際網絡、學習如何展示正確的個性，乃至積累與雇主價值觀相匹配的人生經歷。在21世紀早期，就業能力的觀念已經上升到引人注目的地位，它成了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關鍵，在這種哲學中，國家和雇主不再致力于或被認為有責任為公民提供持久和有保障的工作。那些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治家，一方面美化有償工作，另一方面卻在摧毀傳統上為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措施，使人們不再能夠有效地抵御勞動市場的不確定性。在這種背景下，個人堅持不懈地提高自身就業力，逐漸被視作國家繁榮和個人幸福的關鍵（Chertovskaya et al.，2013）。

當人們感到自己的未來缺乏保障時，保持就業力的壓力就會變得更加顯著。從1990年代開始，理查德·桑內特（1998）、烏爾里希·貝克（2000）和齊格蒙特·鮑曼（2000）等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就普及了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沒有安全感的時代的觀點。最缺乏安全感的是那些不受工會保護的人，收入低至難以負擔生活必需品的人，陷入債務陷阱的人，或是不能享受醫療保健、產假和體面的失業救濟金等社會保障的人。這種不安全感可以降臨到每個人身上，從非法受雇、工資微薄的無證移民工人，到擔心失去福利待遇的單親父母，還包括那些未來可能不斷地簽訂短期合同、搬遷和求職的創意或學術工作者。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不穩定性是每個依賴工資生存的人的基本狀況。恩格斯在1840年代對曼徹斯特工人階級的研究中提醒我們，工人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不被經濟生活所需要的恐懼之中：“［英國無產者］沒有獲得過絲毫保證，他所擁有的技能在將來能讓他賺到購買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工資。每一次商業危機，每一個雇主的一時興起，都有可能讓他失業。”（Engles，1987）在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高茲所說的“普遍的無保障”狀態下，他們總是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失業或半失業，可能成為無保障或臨時的工作者（Gorz， 1999:52）。

在這種社會和政治氣候下，保護自己免于失業和低質量、低薪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多地落在個人身上。對許多人來說，培養就業力這件事本身就像是一項終身職業：大多數人都明白，“出賣勞動力的可能性取決于他們為了再生產自身的勞動力而不斷投入的無償、自愿、看不見的工作”（Gorz，2010:20—21）。就業力甚至占據了孩子們的思想。我記得一個十二歲的少年曾經對我說過一些話，當時我在他的學校協助進行一項反吸煙計劃的研究。我問他為什么喜歡這個項目，他回答說：“這會讓我的簡歷好看。”這將我們帶回到阿多諾的論斷，也就是通常認為屬于“非工作”的生活領域，也可以被視為有償工作需求的延伸。這里令人擔憂的是，對生活的享受越發服從于為了滿足勞動力市場的個人素質培養。當就業力的發展成為實際的必需品并且占據人的大部分心思時，我們就會越來越投入時間去做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進行那些本身就具備價值的活動，也就是能發展我們的個人能力，充實我們的友誼關系，或者僅僅是我們喜歡做的事情。僅僅用于滿足每個人所定義的真、善、美的標準的自主活動的時間越來越少。

伯特蘭·羅素在1930年代寫了一系列文章，哀嘆日益匆忙和工具化的現代生活的本質，并以他優美的文筆回顧了休息、游戲、沉思和學習的內在價值。他的主要關注點在于，如果失去了足夠多的閑暇時間，人類就會失去幻想的能力，并與生活中的許多樂趣隔絕：

以前人們有一種輕松愉快和游戲的能力，但這種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效率崇拜的約束。現代人認為每件事都應該是為了別的目的而做，絕不是為了它本身的目的。（Russell，2004c：11）

羅素認為，現代社會的人們總是為了另一件事而做一件事，這幾乎也可以成為當今就業力話語的影射，后者要求我們少關注體驗和享受當下，而更多地思考如何調動當下以實現未來的目標。有抱負的個人需要學習養成就業力的腳本，并且留心拿著同一套劇本的競爭者們。最成功的玩家懂得如何就他們過去的經歷構建自信和連貫的敘事，并展示這些故事與就業世界的相關性（Brown and Hesketh，2004）。在求職申請表上，本就具備內在價值的活動，用就業力的語言換了一種表達：為無家可歸者做的慈善工作必須被提及，因為這使我具備了志愿服務的經驗；在歐洲搭車旅行的經歷也必須大說特說，因為這培養了我發揮主動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個想象出來的未來雇主的形象，部分確保了人們更加遵從就業力的話語，他總是在隱喻意義上留意你的一舉一動。科林·??克雷明將這個心理幻象稱為“一切的老板”：這種對未來雇主及其期待的普遍化投射，調節著一個人在當下的行動和選擇（Cremin，2011:43）。這個想象中的雇主是一個嚴苛的、不容易打動的紀律主義者，他要求人持續地承擔責任、進行理性決策和自我管理。如果一個工作者在不同的領域做了太多的工作，老板可能會認為他不可靠、優柔寡斷、不專業。但如果同一個人在同一份工作上苦干了太多年，老板可能會認為他滿足于現狀、沒有抱負或視野太狹隘。任何閱讀這段文字的年輕學術界人士將會被灌輸這一信息，在學術界，“一切的老板”的黃金法則是受雇者必須始終保持 “研究活躍度”。正如我的一個老同事近乎變態地樂于掛在嘴邊的話：“一旦你退出游戲，你就徹底出局了。”阿多諾在 1950年代也提到過類似的那個想象中的無所不知的老板，當時他評論了那些有追求的工作者緊張的順從態度：

所有這些神經緊張的人，從失業者到隨時可能觸怒他所代表的投資者的公眾人物，都認為只有通過同理心、勤奮、對他人有用、技巧和搪塞，通過標準的商人品格，才能討好他們想象中無所不在的管理者。很快所有關系都被視作“人脈”，每一種沖動都被事先審查、判斷是否偏離了可接受的范圍。（Adorno，2005:23）

如果掙得經濟上的生存就意味著更努力地工作，忽視個人興趣，更長的通勤時間，或者在睡覺時間為明天的會議做準備——這正是當下的現實。科斯特亞和同事們在思考招聘廣告和應屆生招聘計劃的言辭時提出，就業力的夸張話語讓打工人產生了一種對自身“無限潛力”的不安感。每個打工人都被教導說，他總是可以做得更好，而獲得就業力的路途就成了這樣一條悲劇性的道路：旅行者不斷向自己宣戰，質疑自己的個性與成就是否恰如其分，始終對自己利用時間的方式和效率感到無法滿足（Costea et al.，2012）。不符合模范員工形象的個人特征——例如害羞、低落、情緒敏感——都必須被抹去，以呈現出一個適宜推銷的自我，這個自我是無害的、負責任的、易掌控的，最重要的是，可以雇傭的（Elraz，2013）。就業力體現了一種新穎的權力動態，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為就業力做出的個人犧牲是自我強加的。與傳統的剝削（局限于固定的時間，并通過老板從外部強加的強制性紀律和技術控制）不同，就業力所要求的紀律是持續的，需要不斷的自我管理。它代表一種“去中心化” 的剝削形式，因為以前僅限于工作時間內的剝削的空間和時間界限已經消失，人們被迫以一種幾乎是自愿的方式被馴服（Cremin，2011:58）。

《摩登時代》（1936）劇照。

生活被工作相關的要求殖民的現象，在主流教育系統中也許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表現得更加明顯和令人不安。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教育應當提供廣泛的個人和公共利益：培養學生的道德和政治意識，批判性思維和沉思的習慣，以及人對更復雜、更崇高的文化的鑒賞力。教育還可以教授人們所需的各種實用技能，使他們更自主、不依賴他人、能夠照顧好自己和周遭環境。所有這些對教育工作者來說，都是合理和有價值的目標，然而今天最被廣泛接受的教育目標是將人劃分為不同等級的雇員群體，為年輕人承擔工作角色做準備和認證（Bowels and Gintis，1976）。我們可以再次回到羅素，他在1930年代就提出，現代對經濟價值的強調已經掩蓋了學習更廣泛的價值：

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質疑 “無用”知識的價值，并越來越相信，唯一值得擁有的知識是那些能夠應用于社會經濟生活的某個部分的知識。（Russell，2004d：18—19）

即使羅素所說的“無用知識”沒有直接的經濟或社會效用，他仍然認為它具有至關重要的特征，因為了解更多的事物往往能使生活更加豐富。當我們懷抱興趣的時候，生活會更有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具體選擇什么興趣并不重要。了解一些電影的歷史，可以幫人在觀影中獲得更多快樂，而學習如何改裝電腦、制作衣服、修理自行車或烹飪亞洲食物，都有各自的愉悅之處。羅素還給出了一個更加奇怪的關于杏子的例子。他說，自從他了解了中國漢代杏樹種植的起源和爭議之后，杏子嘗起來就比以前更甜了（Russell，2004d：25）。羅素認為，知識不僅僅在經濟上有用，還可以成為生活樂趣的一部分，而且知識本身就是精神愉悅的源泉。

像羅素這樣的激進寫作者捍衛一種寬泛的通識教育的價值，而不是僅僅旨在為學生未來工作做準備和提供認證的更狹隘的教育。這一論點的另一位著名支持者是埃里希·弗洛姆，他對“擁有”模式下的學習和“存在”模式下的學習做出了富有啟發的區分（Fromm，1979）。就業力的壓力往往會促使學生采用弗洛姆所說的第一種學習模式。在擁有模式下學習的學生會努力記住講座中的要點，但“內容不會成為他們個人思想體系的一部分，從而豐富和拓寬他們的思想”（Fromm，1979:37）。他們與學習的關系是一種占有的關系：他們尋求擁有而不是吸收和整合知識，只為通過考試并獲得資格證書。知識留下來了，但學生沒有真正投入學習中，也沒有用知識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學習的主要動機是焦慮。這與在更鮮活的“存在”模式下學習的學生形成鮮明對比。與那些只為獲取知識的學生不同，這些學生會全身心地投入學習：“他們聽到的東西會激發他們自己的思考過程。新的問題、新的想法、新的視角在他們的腦海中浮現。他們的傾聽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過程。”（Fromm，1979:38）

對弗洛姆和羅素來說，教育的最終目標不應該是向學生提供這樣或那樣的知識，而是培養他們的頭腦進行沉思的習慣。教育應該以一種寬廣而人道的整體人生觀啟發學生：

教育需要的不是這樣或那樣具體的信息，而是能激發對整個人生目的的理解的知識：藝術和歷史，對英雄人物生平的了解，以及對人類在宇宙中奇異、偶然且短暫的位置的些許認識——所有這一切都帶有對人類特有素質的自豪感，即看見和知曉的能力，去寬闊地感受世界的能力，以及進行切實的思考的能力。（Russell，2004d：27）

目前，羅素描述的那種綜合性教育往往局限在大學里，或者社會中更有特權的成員中——那些不受謀生的迫切需求限制，能夠自由地學習的人群。當今勞動力市場的壓力意味著，很少有人會傾向于真正把智力發展的享受和文化活動視為融入自身生活的終生樂趣（Ryle & Soper，2002:183）。工作倫理的規訓以及藝術預算的減少（這也包括失業救濟金的削減，放蕩不羈的藝術家歷來用它作為非官方藝術預算的來源），也使得文化創作者花上幾年時間潛心磨煉自己的手藝，然后以此謀生的路徑變得不再可行。

許多學生在離開大學懷抱時也漸漸認識到，本科畢業生也要面對以前認為只有低薪、低技能工人才會面臨的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Brown et al.，2011）。這種不確定的氛圍使得學生積極獲取就業力并以實際的、工具化的方式思考如何確保自己的未來發展。此外，學費上漲和學生助學金的取消造成的學生債務，可能在年輕人有機會反思、權衡高收入帶來的好處和代價之前，就把他們綁在了掙錢的需要上。預測顯示，英國2011年入學的學生到畢業時平均債務將達到2.3萬英鎊，而考慮到最近學費的上漲，2012年入學的英國學生的債務將高達5.3萬英鎊。貝拉迪將學生貸款比作浮士德與魔鬼的契約。為了換取知識和證書，學生同意承擔一筆債務，而這筆債務最終將制約他們的行為，并把他們束縛在未來的工作上（Berardi，2009）。同有競爭力的畢業生一樣，負債的畢業生更容易上當受騙去為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他們將成為當今勞動力市場上成千上萬的無薪實習生的理想來源，雖然其中的許多實習都無法保證自身技能的發展或未來的就業情況（Perlin，2012）。

最終，就業力所帶來的壓力正在將馬克斯·??霍克海默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喪失內在性”的哀嘆變為現實：在這些社會中，“想象力的翅膀被剪掉得太快”，因為個人越來越多地被迫采取一種更實際、更功利的方式來看待世界和他人（Horkheimer，1974:25）。這種內在性的喪失的一個副作用是，我們的社會可能正在失去判定一項活動即使無法提高就業力、滿足經濟需求，也有價值和意義的評判標準。高茲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時候我才是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說，我不是外界力量和影響的工具或產物，而是我的行為、思想、感情和價值觀的創造者？”（Gorz，1986）在一個工作之外的生活往往僅是工作的延伸——自由時間被用于恢復體力、消費麻醉和休閑享樂，或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就業力——的社會里，我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變得難以回答，而這令人擔憂。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大衛·弗雷恩；摘編：張進；編輯：張進。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合訂本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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