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雪珥（澳大利亞籍華人學者）　

一場150年前的縱火為何會成為今天一個國家整體的疼痛記憶？那座中國皇帝的萬園之園又如何從權力和藝術的中心變為殘陽下的如煙荒草，進而成為樹立在每個國人心中的恥辱圖騰？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郊。

　　27歲的愛新覺羅·奕?站在一座廟宇的臺階上，抬眼看著西北方向。那里“煙焰忽熾”，英國遠征軍正在焚毀圓明園。

　　這位帝國親王事前收到了英國軍隊的一份照會，通知說將在這一天焚毀皇帝的私家園林圓明園。十天前，這座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萬園之園”，被英法聯軍大肆搶掠。隨后，大清政府送回了那些被僧格林沁抓住的英國人質，他們是幾個滿身傷痕的活人及一堆已無法辨認的尸體。“暴行”激怒了英國人，他們決心進行報復。英軍統帥額爾金一度設想，要求大清政府在天津為死者建一座紀念碑，上面刻上英、法、中三種文字。當然，也有軍官建議干脆搗毀紫禁城或整個北京，給中國人留下一個永久的教訓。額爾金思前想后，據說是為了避免傷害“無辜的中國人民”，他最后還是選擇了焚毀圓明園這一中國皇帝的“私人財產”，以便精確打擊“皇帝的傲慢和感情”。額爾金說：“軍隊到那里（圓明園）去，不是為了搶劫，而是要通過一個神圣的報復行動，記下我們對一項重大罪行所感到的憎惡與憤慨。”

　　這是一場沒有敵手的戰斗。英軍第一步兵師出動了全部人馬，那是5個團、143名軍官、4372名士兵。他們封鎖了進入圓明園的各個要道，防止中國軍隊可能發動的阻擊行動。

　　北京被點燃了，歷史也被點燃了……

　　另類劫匪

　　在圓明園的篝火狂歡中，也活躍著那些英法宣稱不欲傷害的“中國人民”。

　　這場大火，令恭親王奕?徹底放棄了追隨皇兄“狩獵”承德的想法，他決心留下來，也只能留下來，以避免這些真敢放火的“英夷”、“法夷”們，毀壞整個都城。

　　數日后，一匹快馬向熱河方向飛馳，恭親王向咸豐皇帝報告了“花園”被燒的消息：

　　“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圓明園三山等處宮殿燒毀。臣等登高瞭望，見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慘目，所不忍言！……臣等辦理議撫，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祗因夷兵已闌入城，不得已顧全大局，未敢輕于進剿，目睹情形，痛哭無以自容！”

　　已在病中的咸豐皇帝，朱批六個顫抖的大字：“覽奏曷勝憤怒！”

　　“曷勝憤怒”的皇帝當下宣布：“僧格林沁、瑞麟統帶重兵，節節退札，已屬畏葸無能。此次夷人直犯圓明園，肆意焚搶，又不能馳往救護，實屬咎無可辭。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職，仍留欽差大臣；瑞麟著即革職，均仍留軍營，帶兵堵剿，保護京城。”

　　皇帝在“曷勝憤怒”的同時，又嚴令僧格林沁加強圓明園的防守，不是為了對付洋人，而是為了對付土匪。上諭說：“海淀一帶，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搶掠，以致文報不通。著該大臣等迅速查孥懲辦，是為至要！”因為，在搶掠圓明園的行列中，活躍著不少那些英法宣稱不欲傷害的“中國人民”的身影。

　　根據著名的文士王闿運、徐樹鈞等人在十年后（1871年）的探訪所得，英法聯軍到達圓明園之后，曾被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并且已經退去。而文豐“知奸民將起，環問守衛禁兵，無一在者，乃自索馬還內，投福海死。”于是，“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夷人從之。”因此，王闿運在其長詩《圓明園詞》中，寫下了“敵兵未爇雍門荻，牧童已見驪山火”的文句。

　　實際上，在清廷的官方文件中，也有一些“奸民”哄搶圓明園的記錄。如留京“督防巡防”的步軍統領瑞常上奏：“惟圓明園、三山各處，所有收存對象，被夷人搜取者固多，而土匪乘勢搶掠，或委棄道途，被無知小民拾取，及誤相買賣者，亦復不少。”這份11月10日的報告建議，為了避免激起民變，先不必挨家搜查，而是“勒限一個月，赴官呈繳，免其治罪。倘逾限不交，或被訪聞，別經發現，仍照例加等治罪。”咸豐皇帝批示道：“知道了”。

　　在英、法的現場記載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參與搶掠和放火的，不止是兩國的官兵，還有大量華人。

　　負責戰利品管理與分發的法軍上校保羅·瓦蘭提道，“當地的強盜搞破壞非常嚴重”，不少“中國團伙”流入那座巨大的宮殿，凡是能搶的他們就搶，帶不走的就毀掉，他們還有個習慣，用火把和草繩放火尋開心，趁火打劫。

　　法軍翻譯莫里斯·伊里松日后記載：10月7日下午，突然聽到軍號響，要調集一個武裝連隊，原來是海淀附近的村民和法軍招募的一些中國苦力，已經架了云梯攀上墻頭，進入圓明園大肆搶劫，并在好幾個殿堂放了火……

　　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從此之后，北京地攤上圓明園文物的交易熱度，絕不亞于歐洲的拍賣場……

　　自強之始

　　這份題為《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的奏折，實際上成為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的宣言書。

　　圓明園大火引發的“曷勝憤怒”，似乎并不持久。

　　一周后（10月24日），恭親王入城，與英國簽訂了“城內之盟”。在簽約過程中，恭親王處處受辱。而次日，在與法國人的簽約儀式中，恭親王似乎被法國人刻意表現的“友好”“親善”感動，氣氛十分融洽。（參閱本報1月18日雪珥專欄《風嘯紫禁城》）

　　在這兩份城下之盟的簽訂中，一個無法考證的說法是，各方約定，中國應該獲得圓明園的賠償款20萬兩。這一說法，記載在十年后那位私下憑吊圓明園的徐樹鈞的文字中，卻是孤證。而可以斷定的是，在清代幾乎所有的官方檔案中，似乎從來沒有記錄圓明園的實際損失，西方的不少研究者據此推斷，這是大清中央領導核心為了維護自己在民眾中的威信，而刻意回避和隱瞞了相關細節。

　　這一具有大清特色的“面子工程”，在將圓明園的損失列為敏感詞及國家機密的同時，也迅速地促成了中國與西方、尤其是與英國之間的緊密聯系。

　　條約簽訂之后，英法聯軍迅速撤出了北京，這令恭親王等人大感意外，并對這些“夷人”的“信義”刮目相看。恭親王在奏折中認為：“自換約之后，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之事稍異。”

　　這份題為《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的奏折，成為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的宣言書。

　　一場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因此展開。

　　燒毀圓明園的英國人，自此成為大清國改革開放的密友，中英關系進入了長達30年的合作期：英國“專家”重建了大清海關，并且在無官不貪、全民腐敗的大清國，將海關建設成最為廉潔、高效的政府機構；英國軍官成為大清政府軍的顧問；英國議會甚至批準將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戰艦出售給大清，以便鎮壓太平天國……

　　更令人驚詫的是，兩次鴉片戰爭的主要決策者巴麥尊勛爵，這位強硬主義者，以首相身份向英國議會發表了長篇演說，鮮明地提出大清國的穩定壓倒一切，英國應當全力協助和扶持中國。他講話完畢后，議員們全體起立歡呼。（參閱本報3月1日雪珥專欄《英國人的算盤》）

　　韜光養晦的大清國，贏得了一個長達近三十年的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按照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說法：“這段間隙的和平時期，使清政府有機會為準備將來抵御列強而積蓄軍事和財政上的力量。這種力量對維持國內秩序當然也是可貴的。”

　　爛尾工程

　　恭親王的率先“報效”，與其說是為了“引蛇出洞”，不如說是樂觀其成，目的是為了加快太后退隱、權力交接。

　　圓明園的萋萋荒草，在沉寂了14年之后，又一次頻繁地成為大清中央文件的主題詞。這次，卻與外交毫無關系。

　　1873年，剛剛親政的同治皇帝決心重修圓明園，以便為兩宮太后提供一個頤養天年的場所。對于此事，當世和后世的評論普遍認為是勞民傷財的腐敗行為，而當政的恭親王率先報效（捐獻）2萬兩工程款，也被時人說成是“以期張揚此事，引起朝臣警覺”，是一種特殊的進諫方式。

　　當時，大清國剛剛度過十分嚴峻的危機：俄國和日本分別在西邊的新疆和東邊的琉球同時發難，導致大清國內部爆發了“海防”與“塞防”的爭論，并最終確定了先派左宗棠收復新疆、再派李鴻章籌建海軍的國防戰略。在外患頻仍、財政捉襟見肘的時候，將有限的財力用于修建樓堂館所，顯然是不可能獲得當政諸臣贊賞的。

　　但同時，同治皇帝親政，取消垂簾聽政，讓兩宮太后淡出政治舞臺，是國家權力結構的重要調整。此時重修圓明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特殊的權力贖買。如果圓明園重修緩緩而行，對財政就不會造成太大的壓力，而同治皇帝所宣布的，就是先修葺安佑宮，“余概毋庸興修，以昭節省”。因此，恭親王的率先“報效”，與其說是為了“引蛇出洞”，不如說是樂觀其成，目的是為了加快太后退隱、權力交接。這種政治上的微妙考量，在若干年后光緒皇帝親政時再度上演。光緒生父、執政的醇親王奕譞也是頂著壓力，支持兒子為慈禧太后興建頤和園，為權力的移交涂抹潤滑劑。

　　因此，在確定重修圓明園之后，御史沈淮、游百川等接連上書，請求收回成命，都沒有成效，工程預備在順利地推進，直到下一年（1874年），局勢開始失控。

　　問題是由一名拼命想當官的木材商引起的。這位掛著“候補知府”頭銜的廣東嘉應人李光昭，宣稱手中有上好的木材，愿意為重修圓明園“報效”，價值10萬兩。經內務府上奏后，同治皇帝很高興，欣然同意。其實，這李光昭是個空手套白狼的家伙，他的計劃是到四川等地山中伐木，市價10萬兩的木材，預計工本費3萬兩就可以搞定，然后就能獲得“議敘”而加官進爵。顯然，這變相的捐官是一筆不錯的交易。

　　但是，此人到山區現場勘察后傻眼了，伐木出山的話，沒三年根本不可能，而且工本費極其高昂。于是，他就改變了主意，到廣州等地采購進口木材充數。

　　外商將貨拉到了天津港，李光昭卻無錢支付。久拖之下，外商便通過法國領事館提出訴訟。這一涉外官司隨即引起中央高度重視。追查后才發現，李光昭早有招搖撞騙的前科，而且還擅自用“圓明園李監督”的名義，“代大清皇帝”與外商立約，差點把“大清皇帝”擺上了被告席。這個臉丟大了，李光昭被判處死緩（“斬監候”），內務部的負責官員們則被“雙開”。

　　圓明園的重修工程，到了這個地步，也就不能不停下來。

　　李光昭事件之后，隨著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爛尾樓”不斷倒塌，圓明園又淡出了大眾的視線。

　　根據文士徐樹鈞的記載，傳言說，在圓明園被焚的前一年，咸豐皇帝在夢中見到一位白須老翁，自稱園神，請辭而去。咸豐在夢里給這位園神封了二品級別，次日還專門為他做了祭祀，“未一期而園毀，豈前定歟？”這種看似不羈的民間傳言，給圓明園籠罩了神秘的宿命色彩。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無人看守的圓明園再度成為庶民的搶劫場和巨大的拆遷工地及伐木場，在為文物販子們提供精品的同時，也為周邊的農戶提供著質量上乘的建筑材料和木材，每天“生產”的石材木料就有二三十車之多，而民營的“炭廠”也在其中開業，就地將木料加工成木炭，其創意程度絲毫不亞于半個世紀后的“大煉鋼鐵”。　

　“國家”誕生

　　陳獨秀認為，愛國的前提是“國家要先可愛”，只有以民權為歸依的國家, 才能夠真正贏得國民的認同感, 國家先須求“好”，方能圖“強”……

　　除了極少數的西方攝影師及大清文人外，很少有人是出于金錢之外的目的，而到圓明園廢墟來。圓明園的孤獨在于它只是“皇帝家的花園”，大多數的國人并沒有覺得這個花園的殘敗與否與自己有什么關系。

　　在這座占地5200多畝的巨大皇家園林中，當年倉促下手的英法聯軍，其實只搶走了一部分。廢弛之后，無論是看守廢墟的士兵、太監，還是外來的盜匪、游民，以及附近的民眾，都把這里當做掘寶的好地方，甚至連這里的荒土也成了寶，“篩土賊”們能不時地從中發現文物，“篩土，篩土，一輩子不受苦”，成了一條致富的捷徑。

　　最早在史冊上留下痕跡的憑吊者，是著名文士王闿運。1871年5月28日，剛剛回到京師的王闿運約了好友徐樹鈞等，憑吊圓明園、清漪園，在駐守參將廖承恩的幫助下，他們得以細細地入內察看。王闿運因此寫出了名動一時的長詩《圓明園詞》，第一次將圓明園與國運相連、并且產生了一定的“輿論影響力”。

　　1890年，大清國派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薛福成，在日記中寫下了其在巴黎東方博物院看到的圓明園玉璽：“有圓明園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圓明園印’，白玉方印，稍小。”只是記錄，沒有任何感言。

　　1903年，梁啟超在紐約博物院看到了圓明園里的鐘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數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顏”。

　　其實，直到甲午戰爭之前，在中國人的概念中，“國”與“家”是不相干的，那種跑到圓明園，在廢墟上長吁短嘆，只是少數人的時尚。

　　民初著名思想家、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曾在1904年《說國家》一文中回憶說:“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 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哪知道國家是個什么東西，和我有什么關系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么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聽什么英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國、美國、奧國、日本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我生長到二十多歲， 才知道有個國家， 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于這大家的大義”。

　　甲午之前的國人，最多只有華夷、滿漢的界限。在甲午戰爭中，日軍一項十分有效的“政戰”武器，就是宣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將自己打扮成吊民伐罪的“王師”。連英國外交官都驚奇地發現，天津水師學堂里的海軍學員，居然私下為日軍的勝利而高興，因為他們認為這將推翻滿清的統治，光復漢家天下。在那“三千年大變局”的風雷激蕩中，中國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極端荒謬的民族定位之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又是我們的同胞？

　　梁啟超認為，中國人并非沒有愛國的天性，之所以不知愛國，是因為不知道什么是國，“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于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新民說》）

　　在明末大儒顧炎武看來，從來只“亡國”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號謂之亡國”，這與一般民眾無關，“保國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天下無父無君而入于禽獸，謂之亡天下”。

　　在這樣的“天下”觀念下，盡管大清國在英法聯軍的炮火下被打得落花流水，但在與英法擬訂善后條款中，從咸豐皇帝到大臣們，對外國使節長住北京所表現出的憤怒，遠甚于割地賠款，更甚于圓明園的被劫與被焚。這種將“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國民族主義何以在頻繁的列強侵略下仍難以發育的關鍵。只要東亞社會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沒有被徹底打破，中華帝國依然可以擁有天朝的感覺，這也正是圓明園被焚毀后，沒有人真正從內心感覺酸痛一樣。而只有當“小日本”徹底打敗了“大清國”，東亞朝貢體系無論是“里子”還是“面子”都被撕開，中國人才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震驚，才開始日漸正視圓明園的廢墟。

　　民族主義出現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或曰公民的主權觀念。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在推翻了神權和王權，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國家取代了王朝國家后才出現的。國家的統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國家, 而不過是國家的臨時首腦，民族國家成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標。美國著名學者漢斯·庫恩（Hans Kohn）指出：“沒有人民主權觀念作為先導，民族主義是不可想象的”。（《美國的民族主義》）

　　陳獨秀曾在《愛國心與自覺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闡述了愛國的前提是“國家要先可愛”，只有以民權為歸依的國家, 才能夠真正贏得國民的認同感, 國家先須求“好”，方能圖“強”。他說，“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 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 人民權利, 載之憲章。犬馬民眾以奉一人, 雖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權者, 成立國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 共謀幸福, 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所以, 要樹立“愛國精神”，首先要有“立國精神”。陳獨秀說：“愛國者何？愛其惟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 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 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國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其國也存之無所榮, 亡之無所惜”，他尖銳地認為當時的中國“外無以御侮, 內無以保民, 不獨無以保民, 且適以殘民, 朝野同科, 人民絕望”，不愛也罷。　

國恥力量

　　“罄竹難書的國恥，吾人正好拿來喚醒一般后起的民眾，預先培養與強權奮斗的實力”……

　　盡管陳獨秀呼吁的“國家要先可愛”很難做到，但已經醒悟過來的當政者和社會精英們，紛紛將那些“國恥”轉化為動員民眾、凝聚力量的載體，乃至壓制政敵的政治斗爭工具。被西方學者們認為是了解中國近代史鑰匙的“國恥教育”，成為新生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武器。

　　戊戌變法前一年（1897年），康、梁師徒聯合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子弟壽富組建“知恥學會”，梁啟超在《知恥學會序》稱，外患日逼，民貴知恥，“特標此義，立會以號召天下。”國恥教育很快成為新興學校的教育內容，歷史的“資治通鑒”作用，也被賦予了“衛種族，長國威”，“長學識，雪國恥”及“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 的新內涵。諸如《外患史》（1903）等教科書也出版面世，從交通、貿易、戰爭各方面詳細描述“一敗于英、再敗于英法、三敗于法、四敗于日、五敗于八國聯軍”的屈辱歷史，“述吾國外交之失敗”，“以激發國民之志氣”。“罄竹難書的國恥，吾人正好拿來喚醒一般后起的民眾，預先培養與強權奮斗的實力”。在此時的“國恥”中，圓明園這個皇家園林，并非重點，甚至罕有提及。

　　民國成立后，重塑民族“身份認同”就成為新政權的首要任務之一。1912年，剛滿一周歲的民國宣布將10月10日武昌暴動日定為國慶節（暨“雙十節”），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法定國慶節。而第一個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國恥日”，則是1915年的5月9日。這一年日本公使向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直接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并要求中國絕對保密。袁世凱一面同日本談判，一面將條約內容泄露給歐美，最終，在國際壓力下，日本做出了相當的讓步，但依然在5月7日發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復。袁世凱政府堅持到5月9日深夜11點，才接受修改后的“二十一條”，這引發了全國范圍的抗日浪潮。在教師組織倡議下，全國不少城市將5月9日自發定為“國恥日”，直到1927年，基本取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政府，宣布將此正式確定為全國國恥日。

　　或許嘗到了“國恥”教育的甜頭，第二年（1928年），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居然一口氣發布了26個法定“國恥日”，除了12月份之外，月月有國恥，而以5月份為最多，多達七八個，極為不便。國民黨則干脆將5月份定為“國恥月”，主題則是提高警惕應對“共產黨的暴動及激進運動”。時人在《申報》上感慨，5月份真是中國的“霉”（May）月！

　　在大力推行“國恥日”，將“國恥”都一股腦兒記在被自己推翻的前政府賬上，以便證明自己偉大的同時，國民黨尷尬地發現，隨著自己執政時期的延長，勢禁形格下的“國恥”依然在不斷地更新，而這些已經成為反對者們攻擊自己的口實。于是，國民黨在1940年宣布取消所有的國恥日紀念，理由很堂皇：“七七事變”爆發后，日寇全面侵華，中華民族面臨更大的危機，其他“國恥日”與此相比，已經不重要了——實際上，是其它“國恥日”已經無法與七七事變這個最大的“國恥”相比肩，再利用國恥教育丑化前政府，或許將把石頭砸在自己的腳上。自此，官方的國恥日淡出了中國政壇。

　　在這些“國恥日”的紀念中，從來都不缺乏“國恥搭臺，?菖?菖唱戲”的戲碼，除了執政者借此神化自己、妖魔化前競爭對手之外，甚至還有不少商家搭船出海，小小地發一把“國恥財”。與“國恥”紀念相配套的抵制日貨（或美貨）運動，也成為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慘烈消耗戰，中國商家、勞工等，成為巨大成本的承受者。（參閱本報2010年10月11日D1~D3版“抵制日貨的近代史”）

　　而“國恥日”日期的選擇，永遠是一種富含政治技巧的精密游戲，它既要結合國際大勢，更要考慮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可以肯定的是，在民國時期琳瑯滿目的“國恥日”清單中，火燒圓明園從來就沒有被選上過。

　　在被執政者們忽視的同時，圓明園卻在民間日益受到重視。感時傷懷的文人們依然是先鋒，1915年的濃烈反日氣氛中，在一篇公開發表的圓明園游記中，“凄愴傷懷不能自已”的作者，不再為“一姓之興亡”而哀，而是為“國勢之不兢，國恥之不雪”而痛。

　　到了1931年，在日益逼近的民族危機面前，梁思成等人的“中國營造學社”聯合北平圖書館，在中山公園舉辦了一個“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展出了圓明園燙樣模型三幅攝影、清乾隆銅版西洋樓水法圖，“方御怡春”石額，以及文源閣石欄、安祐宮殘瓦等拓片，從建筑（“營造”）技術及文化的角度回顧和憑吊。《北京畫報》還特別出版“圓明園文獻遺物展覽專刊”，第一次提出了圓明園“在中國文化上、藝術上，影響綦大，吾人不當以普通帝王苑囿視之也。”這一轟動京華的展覽，在民間撒下了憑吊圓明園的種子，“觀者萬人”，“回憶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之痕跡，令人不勝驚嘆自失。同時對于英法之番達主義蠻性的遺留表現，亦予吾人以絕大警惕與痛恨。”全面抗戰爆發后，圓明園就不斷地成為抗日傳單的主題之一。

　　1949年之后，圓明園混同在其他有形和無形的廢墟一起，成為記載著腐朽、沒落的前統治者們及帝國主義罪證的教科書，被簡略地包裹在意識形態的襁褓之中。而到了東方風來滿眼春的“后階級斗爭”時代，這座充滿了視覺沖擊力的廢墟，被挑選出來，不斷放大，成為新形勢下凝聚共識、力量的全新黏合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