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來水和食鹽由外資控制，等于是把14億中國人的“生死”交給外資

長期以來，食鹽和自來水皆由國家專管，不容有失。

然而，隨著外資準入政策松動，外資一度深入掌控國內食鹽與自來水供應。

至此，一個尖銳的問題浮現：外資染指民生命脈，是福是禍？

近年網絡流傳一種驚悚論調：外資控制自來水，即控制中國人的生死開關。

一旦局勢緊張，水源便可瞬間化作滅絕利器，較之核武，更加致命。這是真的嗎？

自來水和食鹽由外資控制，等于是把14億中國人的“生死”交給外資

比核武器還恐怖？

近年來，網絡上流傳著一種聲勢浩大的論調：外資控制中國自來水，會讓水管成了“財富吸管”，大量資金悄無聲息地流向西方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財富損失。

更有甚者聲稱，一旦發生戰爭或沖突，這些水管會迅速轉變為“毒水武器”，瞬間摧毀14億中國人的生命，遠比核武器更為致命。

聽到這些言論，令人不禁心生憂慮。

然而，真相真如這些言論所描繪的那般嚴峻嗎？

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向來是我們不可回避的難題。

作為全球最為貧水的國家之一，我國人均淡水資源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水資源的分布極不均衡，降水量波動大，水體污染也日益嚴重，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水資源變得更加稀缺。

2010年，全國663個城市中，超過400個城市長期面臨供水不足的問題，約110個城市嚴重缺水。

這些數據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我國水資源緊張的現實寫照。

正因如此，水資源成為了社會發展的關鍵瓶頸。

在城市化快速推進、工業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水的需求越來越龐大，水市場的供求關系變得愈加緊張。

從某種角度來看，水市場的供需已經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

預計到2030年，全國城市用水總量將達到1320億立方米，比當前增加近700億立方米。

可以想象，水務市場的前景是多么廣闊。

然而，這樣的局面也給水務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投資需求。

早在2005年，我國的水務市場就已經需要約1萬億元的資金支持。盡管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投入數千億元，但資金缺口依然龐大，因此，外資的參與便顯得尤為重要。外資通過貸款、市場融資等方式為水務項目提供資金，帶來了不容忽視的資本支持和技術引進。

我國的水務改革，起初并未迎來外資的身影，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開始有所嘗試。

那時，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擔保，獲得了來自國際金融組織的貸款，為大城市建設了100多個水務項目。

進入90年代，隨著政策的放寬，外資逐漸開始在中國的公用事業設施建設中占據一席之地。

那時，外資的觸角主要集中在水廠和污水處理廠，合作模式以BOT（建設—運營—移交）和合資公司為主，管網領域并未涉及。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04年3月，隨著水市場特許經營權的開放，外資水務巨頭如威立雅和中法水務等紛紛與本土水廠展開合資合作。

此時，外資進入中國水務行業的方式愈加多樣化，國內外企業也以不同形式攜手進駐各地水務市場。

但遺憾的是，在大型水務項目的招標中，本土企業的身影卻愈發稀少。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答案并不復雜。

外資對我國水資源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逐漸熟悉，懂得如何通過現有的市場規則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們敢于進行巨額投資，且能夠快速適應市場需求。

另一方面，國內各地方政府對于雄厚資金和先進技術的需求愈加迫切，而外資無論在資金實力還是技術實力上，都遠遠超過了本土企業。

這使得地方政府在水務市場的具體管理中推出了多項優惠政策，力求吸引外資的進入。

此舉雖然有效推動了水務市場的發展，但也引發了外資在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甚至在一些關鍵領域形成了“外資獨占”的局面。

再說食鹽，這一歷來敏感的領域。

自春秋時期起，我國便實行鹽鐵專營，食鹽一直是國家戰略物資，成為國家稅收的一個重要來源。

尤其是在封建社會，鹽稅的收入幾乎成了政府財政的支柱。

鹽業專賣的目的，并非單純為了控制市場，而是通過對鹽稅的嚴格征收，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鹽稅在國家財政中的比重逐漸下降。

到了2003年，鹽稅收入僅占整個稅收收入的萬分之二。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產鹽大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啟動了鹽業改革。

當時，改革之初，美國鹽業僅有50家公司、30家制鹽企業，規模相對較小。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美國鹽業已經走上了規模化、集約化的道路，與此同時，我國的鹽業則在改革的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挑戰和機遇。

直到兩千年初，我國鹽業的產業集中度仍然較低。

盡管經過多年的改革，當時我國依然擁有超過500家鹽業企業，且大部分企業的生產規模遠低于行業的經濟規模標準。

具體來看，2002年，我國年產值超過500萬元的制鹽企業為447家，但這些企業的平均產鹽規模不足10萬噸，30萬噸以上的企業則僅有40家。

而自1994年以來，全國鹽業的生產能力一直保持在4000萬噸左右，然而年銷售量卻始終未能突破3000萬噸，導致產品積壓嚴重，市場供需矛盾突出。

這時候我國鹽業市場存在著極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

低集中度的鹽業市場意味著缺乏超大規模的主導企業，市場的容量仍然巨大的；然而，另一方面，現有企業普遍缺乏足夠的市場控制力和開發能力。

正因如此，外資的進入，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現實。

隨著我國加入WTO，市場逐漸開放，鹽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資的沖擊。

與此同時，由于國內一些企業自身條件的限制，許多企業希望通過與外資的合作，快速提升市場地位。

為應對這一困局，國家發改委于2009年提出了鹽業改革的具體規劃，計劃在3年內將我國鹽業企業數量壓縮至30家，最終可能通過持續并購將這一數字減少至不到10家。

為了加快鹽業的結構調整，提升整體競爭力，國家需要借助外資的資金優勢，通過直接投資或參股等形式，促進鹽業市場的兼并重組。

真相是什么？

外資的涌入，無疑為我國水資源市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管理模式與經營理念。

它們在全球范圍內調動資源，推動工藝共享，依靠最精簡的團隊實現最高效的運作。

外資企業能夠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運行，這無疑給國內水務市場的改革帶來了一股強勁的推動力。

在管理制度上，外資的先進性不可忽視，許多管理模式和技術創新也為國內企業提供了借鑒的機會。

然而，這些所謂的“先進”管理方法，并非沒有代價。

外資進入我國水資源市場，最常見的方式便是通過獲得水務特許經營權。

一旦外資掌握了這一權力，便可能引發一系列潛在的風險與問題。

外資擁有雄厚的資本優勢，使得它們能夠以遠高于市場價的價格收購地方自來水公司的股權，這一趨勢逐漸加劇，給未來水價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2007年，威立雅便以15.7億元收購蘭州供水集團45%的股權，溢價率高達280%。同年8月，中法水務以約8.95億元的價格成功競標揚州自來水公司49%的股權，報價是其資產價值的五倍。

從這些交易來看，外資的進入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價格溢價。

而這種現象并非偶然，事實上，許多城市在引入外資后，水價都經歷了明顯的上漲。

這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情況，不僅加重了居民的負擔，也為未來的水價上漲埋下了隱患。

外資收購水務公司的股權后，往往通過提高水價將收購成本轉嫁給當地居民。

如此一來，水務公司以更高的價格收回資金，而普通百姓則成了“買單”的人。

可以看出，外資的引入雖然能夠為我國水務市場帶來資金和技術支持，但其背后隱藏的市場風險和價格壓力，不容忽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外資深度參與的局面并未無限延續。

2010年后，中法水務在中國的供水合同逐漸終止，外資在這一行業的影響力明顯收縮。

由此可見，外資在華經營并非毫無約束，更談不上掌控國家命脈。

與水務行業類似，食鹽市場的放開也引發了廣泛關注。

國家發布《關于放開食鹽價格有關事項的通知》，標志著食鹽批發和零售業務邁入市場化管理階段。

政策“松綁”后，超市貨架上開始涌現種類繁多、價格各異的食鹽商品，一些人因此擔心，外資企業是否會趁機蠶食“國鹽”的市場，甚至在未來控制我國的食鹽供應。

這樣的擔憂有一定道理，但顯然夸大了風險。

市場化，并不意味著完全放任外資進入，也并不意味著國家失去了對食鹽行業的控制權。

事實上，國家放開的只是食鹽的流通環節，即批發和零售，而并非從生產到銷售的全流程。

換言之，市場允許不同品牌、不同類型的食鹽競爭，但食鹽生產的核心環節依然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根本不可能向外資開放。

至于食鹽價格，盡管市場競爭帶來了豐富的產品選擇，但任何超出市場標準的定價行為仍會受到嚴格監管，操縱價格的企圖注定行不通。

市場化的意義，在于讓消費者享有更豐富的選擇權。

如今，平價食鹽依舊隨處可見，高端食鹽產品也為部分消費者提供了新的選擇。

這種良性競爭，使得市場更加活躍，同時也確保了普通消費者不必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承擔過高的成本。

外資的進入，帶來了資本與管理經驗，但它既無法撼動國家在食鹽行業的核心主導地位，也無法左右整個市場的規則。

因此，與其盲目恐慌外資“控制”我國食鹽市場，不如更加理性地看待市場化改革的本質。

國家在適當放開市場的同時，依然牢牢掌控著行業的核心環節。

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外資進入與否，而是如何在市場化競爭中保障消費者權益，確保國家戰略資源的安全與穩定。

始終握在自己手里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資的涌入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將其簡單視為“洪水猛獸”，既不符合現實，也無助于發展。

在有效監管之下，外資所帶來的技術、資金與管理經驗，能夠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助推器。

關鍵在于如何設立“防火墻”，確保開放有度、安全可控，而非一味盲目擁抱或全盤排斥。

外資進入民生領域，必須遵循三項核心原則：中方控股比例不得低于51%，核心技術必須透明化，不得設立“黑箱”條款，數據主權須完全歸屬地方政府。

這一底線不容逾越，否則便可能帶來數據安全隱患、技術封鎖風險，甚至影響國家自主權。

因此，凡涉及自來水、食鹽等國計民生領域的外資并購，必須經歷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評估、公眾聽證三重關卡，確保國家利益不受侵害。

這種“開門迎客，但手握門鎖”的策略，既能引進國際優質資源，又能牢牢把控關鍵行業命脈，防止話語權旁落他人之手。

對于涉及國家安全和民生命脈的行業，如水、電、油、氣、糧食、食鹽等，必須堅持國有主導，確保關鍵資源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

至于一般消費品、科技合作、市場化服務領域，則可在嚴格監管下進行有序開放，促進競爭，提升產業效率。

在中國經濟社會的變革浪潮中，外資企業從來不是威脅，相反，它們在科技研發、人才培養、資金支持、管理體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國內市場帶來了更多元的發展動力。

面向外資開放自來水供應和食鹽商品供給，是順應市場化運營趨勢的必然之舉，但公共供應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這一開放必須建立在可控、安全的基礎之上。

安全發展，絕不是自我封閉的借口；合理開放，也絕不能等同于放任外資主導。

中國的應對之道，向來是精準開放、強化自主、健全監管。

歷史一次次證明，只有將命脈行業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14億人的生存底線，容不得半點妥協，國家更不會將民生命脈交付他人。

所以，大可放心，中國的水龍頭，始終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鹽罐子里的安全，也不會被外人動搖分毫。

參考資料：
食鹽專營體制改革中引入外資的可行性分析 鐘巧玲;李敬鵬 外資進入我國水資源市場相關法律問題探討 李長健 干靜 吳潔

2025-03-26 15:47·作家楊文山

自來水和食鹽由外資控制，等于是把14億中國人的“生死”交給外資

長期以來，食鹽和自來水皆由國家專管，不容有失。

然而，隨著外資準入政策松動，外資一度深入掌控國內食鹽與自來水供應。

至此，一個尖銳的問題浮現：外資染指民生命脈，是福是禍？

近年網絡流傳一種驚悚論調：外資控制自來水，即控制中國人的生死開關。

一旦局勢緊張，水源便可瞬間化作滅絕利器，較之核武，更加致命。這是真的嗎？

自來水和食鹽由外資控制，等于是把14億中國人的“生死”交給外資

比核武器還恐怖？

近年來，網絡上流傳著一種聲勢浩大的論調：外資控制中國自來水，會讓水管成了“財富吸管”，大量資金悄無聲息地流向西方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財富損失。

更有甚者聲稱，一旦發生戰爭或沖突，這些水管會迅速轉變為“毒水武器”，瞬間摧毀14億中國人的生命，遠比核武器更為致命。

聽到這些言論，令人不禁心生憂慮。

然而，真相真如這些言論所描繪的那般嚴峻嗎？

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向來是我們不可回避的難題。

作為全球最為貧水的國家之一，我國人均淡水資源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水資源的分布極不均衡，降水量波動大，水體污染也日益嚴重，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水資源變得更加稀缺。

2010年，全國663個城市中，超過400個城市長期面臨供水不足的問題，約110個城市嚴重缺水。

這些數據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我國水資源緊張的現實寫照。

正因如此，水資源成為了社會發展的關鍵瓶頸。

在城市化快速推進、工業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水的需求越來越龐大，水市場的供求關系變得愈加緊張。

從某種角度來看，水市場的供需已經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

預計到2030年，全國城市用水總量將達到1320億立方米，比當前增加近700億立方米。

可以想象，水務市場的前景是多么廣闊。

然而，這樣的局面也給水務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投資需求。

早在2005年，我國的水務市場就已經需要約1萬億元的資金支持。盡管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投入數千億元，但資金缺口依然龐大，因此，外資的參與便顯得尤為重要。外資通過貸款、市場融資等方式為水務項目提供資金，帶來了不容忽視的資本支持和技術引進。

我國的水務改革，起初并未迎來外資的身影，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開始有所嘗試。

那時，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擔保，獲得了來自國際金融組織的貸款，為大城市建設了100多個水務項目。

進入90年代，隨著政策的放寬，外資逐漸開始在中國的公用事業設施建設中占據一席之地。

那時，外資的觸角主要集中在水廠和污水處理廠，合作模式以BOT（建設—運營—移交）和合資公司為主，管網領域并未涉及。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04年3月，隨著水市場特許經營權的開放，外資水務巨頭如威立雅和中法水務等紛紛與本土水廠展開合資合作。

此時，外資進入中國水務行業的方式愈加多樣化，國內外企業也以不同形式攜手進駐各地水務市場。

但遺憾的是，在大型水務項目的招標中，本土企業的身影卻愈發稀少。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答案并不復雜。

外資對我國水資源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逐漸熟悉，懂得如何通過現有的市場規則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們敢于進行巨額投資，且能夠快速適應市場需求。

另一方面，國內各地方政府對于雄厚資金和先進技術的需求愈加迫切，而外資無論在資金實力還是技術實力上，都遠遠超過了本土企業。

這使得地方政府在水務市場的具體管理中推出了多項優惠政策，力求吸引外資的進入。

此舉雖然有效推動了水務市場的發展，但也引發了外資在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甚至在一些關鍵領域形成了“外資獨占”的局面。

再說食鹽，這一歷來敏感的領域。

自春秋時期起，我國便實行鹽鐵專營，食鹽一直是國家戰略物資，成為國家稅收的一個重要來源。

尤其是在封建社會，鹽稅的收入幾乎成了政府財政的支柱。

鹽業專賣的目的，并非單純為了控制市場，而是通過對鹽稅的嚴格征收，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鹽稅在國家財政中的比重逐漸下降。

到了2003年，鹽稅收入僅占整個稅收收入的萬分之二。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產鹽大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啟動了鹽業改革。

當時，改革之初，美國鹽業僅有50家公司、30家制鹽企業，規模相對較小。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美國鹽業已經走上了規模化、集約化的道路，與此同時，我國的鹽業則在改革的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挑戰和機遇。

直到兩千年初，我國鹽業的產業集中度仍然較低。

盡管經過多年的改革，當時我國依然擁有超過500家鹽業企業，且大部分企業的生產規模遠低于行業的經濟規模標準。

具體來看，2002年，我國年產值超過500萬元的制鹽企業為447家，但這些企業的平均產鹽規模不足10萬噸，30萬噸以上的企業則僅有40家。

而自1994年以來，全國鹽業的生產能力一直保持在4000萬噸左右，然而年銷售量卻始終未能突破3000萬噸，導致產品積壓嚴重，市場供需矛盾突出。

這時候我國鹽業市場存在著極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

低集中度的鹽業市場意味著缺乏超大規模的主導企業，市場的容量仍然巨大的；然而，另一方面，現有企業普遍缺乏足夠的市場控制力和開發能力。

正因如此，外資的進入，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現實。

隨著我國加入WTO，市場逐漸開放，鹽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資的沖擊。

與此同時，由于國內一些企業自身條件的限制，許多企業希望通過與外資的合作，快速提升市場地位。

為應對這一困局，國家發改委于2009年提出了鹽業改革的具體規劃，計劃在3年內將我國鹽業企業數量壓縮至30家，最終可能通過持續并購將這一數字減少至不到10家。

為了加快鹽業的結構調整，提升整體競爭力，國家需要借助外資的資金優勢，通過直接投資或參股等形式，促進鹽業市場的兼并重組。

真相是什么？

外資的涌入，無疑為我國水資源市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管理模式與經營理念。

它們在全球范圍內調動資源，推動工藝共享，依靠最精簡的團隊實現最高效的運作。

外資企業能夠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運行，這無疑給國內水務市場的改革帶來了一股強勁的推動力。

在管理制度上，外資的先進性不可忽視，許多管理模式和技術創新也為國內企業提供了借鑒的機會。

然而，這些所謂的“先進”管理方法，并非沒有代價。

外資進入我國水資源市場，最常見的方式便是通過獲得水務特許經營權。

一旦外資掌握了這一權力，便可能引發一系列潛在的風險與問題。

外資擁有雄厚的資本優勢，使得它們能夠以遠高于市場價的價格收購地方自來水公司的股權，這一趨勢逐漸加劇，給未來水價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2007年，威立雅便以15.7億元收購蘭州供水集團45%的股權，溢價率高達280%。同年8月，中法水務以約8.95億元的價格成功競標揚州自來水公司49%的股權，報價是其資產價值的五倍。

從這些交易來看，外資的進入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價格溢價。

而這種現象并非偶然，事實上，許多城市在引入外資后，水價都經歷了明顯的上漲。

這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情況，不僅加重了居民的負擔，也為未來的水價上漲埋下了隱患。

外資收購水務公司的股權后，往往通過提高水價將收購成本轉嫁給當地居民。

如此一來，水務公司以更高的價格收回資金，而普通百姓則成了“買單”的人。

可以看出，外資的引入雖然能夠為我國水務市場帶來資金和技術支持，但其背后隱藏的市場風險和價格壓力，不容忽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外資深度參與的局面并未無限延續。

2010年后，中法水務在中國的供水合同逐漸終止，外資在這一行業的影響力明顯收縮。

由此可見，外資在華經營并非毫無約束，更談不上掌控國家命脈。

與水務行業類似，食鹽市場的放開也引發了廣泛關注。

國家發布《關于放開食鹽價格有關事項的通知》，標志著食鹽批發和零售業務邁入市場化管理階段。

政策“松綁”后，超市貨架上開始涌現種類繁多、價格各異的食鹽商品，一些人因此擔心，外資企業是否會趁機蠶食“國鹽”的市場，甚至在未來控制我國的食鹽供應。

這樣的擔憂有一定道理，但顯然夸大了風險。

市場化，并不意味著完全放任外資進入，也并不意味著國家失去了對食鹽行業的控制權。

事實上，國家放開的只是食鹽的流通環節，即批發和零售，而并非從生產到銷售的全流程。

換言之，市場允許不同品牌、不同類型的食鹽競爭，但食鹽生產的核心環節依然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根本不可能向外資開放。

至于食鹽價格，盡管市場競爭帶來了豐富的產品選擇，但任何超出市場標準的定價行為仍會受到嚴格監管，操縱價格的企圖注定行不通。

市場化的意義，在于讓消費者享有更豐富的選擇權。

如今，平價食鹽依舊隨處可見，高端食鹽產品也為部分消費者提供了新的選擇。

這種良性競爭，使得市場更加活躍，同時也確保了普通消費者不必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承擔過高的成本。

外資的進入，帶來了資本與管理經驗，但它既無法撼動國家在食鹽行業的核心主導地位，也無法左右整個市場的規則。

因此，與其盲目恐慌外資“控制”我國食鹽市場，不如更加理性地看待市場化改革的本質。

國家在適當放開市場的同時，依然牢牢掌控著行業的核心環節。

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外資進入與否，而是如何在市場化競爭中保障消費者權益，確保國家戰略資源的安全與穩定。

始終握在自己手里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資的涌入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將其簡單視為“洪水猛獸”，既不符合現實，也無助于發展。

在有效監管之下，外資所帶來的技術、資金與管理經驗，能夠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助推器。

關鍵在于如何設立“防火墻”，確保開放有度、安全可控，而非一味盲目擁抱或全盤排斥。

外資進入民生領域，必須遵循三項核心原則：中方控股比例不得低于51%，核心技術必須透明化，不得設立“黑箱”條款，數據主權須完全歸屬地方政府。

這一底線不容逾越，否則便可能帶來數據安全隱患、技術封鎖風險，甚至影響國家自主權。

因此，凡涉及自來水、食鹽等國計民生領域的外資并購，必須經歷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評估、公眾聽證三重關卡，確保國家利益不受侵害。

這種“開門迎客，但手握門鎖”的策略，既能引進國際優質資源，又能牢牢把控關鍵行業命脈，防止話語權旁落他人之手。

對于涉及國家安全和民生命脈的行業，如水、電、油、氣、糧食、食鹽等，必須堅持國有主導，確保關鍵資源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

至于一般消費品、科技合作、市場化服務領域，則可在嚴格監管下進行有序開放，促進競爭，提升產業效率。

在中國經濟社會的變革浪潮中，外資企業從來不是威脅，相反，它們在科技研發、人才培養、資金支持、管理體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國內市場帶來了更多元的發展動力。

面向外資開放自來水供應和食鹽商品供給，是順應市場化運營趨勢的必然之舉，但公共供應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這一開放必須建立在可控、安全的基礎之上。

安全發展，絕不是自我封閉的借口；合理開放，也絕不能等同于放任外資主導。

中國的應對之道，向來是精準開放、強化自主、健全監管。

歷史一次次證明，只有將命脈行業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14億人的生存底線，容不得半點妥協，國家更不會將民生命脈交付他人。

所以，大可放心，中國的水龍頭，始終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鹽罐子里的安全，也不會被外人動搖分毫。

參考資料：
食鹽專營體制改革中引入外資的可行性分析 鐘巧玲;李敬鵬 外資進入我國水資源市場相關法律問題探討 李長健 干靜 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