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式邏輯和史源學對于目前中國歷史研究相當重要，但在史學界往往重視不夠，特別是在地方史地研究中尤為明顯。從史源學角度來看，唐宋籌筆驛故事、性質、位置都具有不確定性。宋代地理文獻最早、最直接記載籌筆驛距離利州的里程，以史源學角度看，這是最為重要、科學信度最高的記載。其記載的里程與清代以來朝天驛距離廣元里程基本一致，與實地吻合，可直接證明唐宋籌筆驛在今朝天鎮。明代有籌筆驛具體位置記載的文獻中，大都記載籌筆驛與朝天驛里程位置相同或相近，也可直接證明籌筆驛在朝天鎮。明代并無所謂直接記載唐宋籌筆驛在今軍師廟的任何文獻。清代道光《廣元縣志》中有關籌筆（灘）驛在今軍師廟位置的記載，不過是清代眾多籌筆驛位置記載中的極少數，根本不是所謂“共識”。這種清代所謂籌筆驛在軍師廟的認知，明顯是鄉土歷史重構的一種觀點而已。從籌筆驛位置爭論中我們發現，在地方史地研究中，要警惕地方功利觀對地方史地研究的左右，加強史源學和形式邏輯訓練、堅決反對“學術造假”相當必要。

【關鍵詞】形式邏輯；史源學；籌筆驛；朝天驛；鄉土歷史重構

【作者簡介】藍勇，男，四川瀘州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地理學博士點學術帶頭人， 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

【文章來源】《地方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第1-8頁。如需引用，請查閱原文，注釋從略。

這些年在歷史學界對認知和研究方法的討論較少，人們更多是關注新史料、新觀念的介入。實際上，在當下信息時代的背景下，人們對史料的盡全、新觀念的引入相對較為容易，現在很多的爭論反而是對相同史料在認知上的差異方面。這種現象體現的是認知方法的問題，主要涉及形式邏輯科學和史源學問題。特別是在當下歷史學界，對于形式邏輯和史源學的關注十分薄弱，尤其是在地方史地研究中更是明顯。

一、有關歷史研究方法認知上的邏輯學問題

我們知道，形式邏輯是研究人的認識知性階段思維規律的學說，是人類認知事物最基本的科學方法。但是，近些年來中國高校較少開設形式邏輯學相關課程，造成學術界對事物的認知出現大量不必要的紛爭。特別是在人文學科領域，形式邏輯學的地位更是堪憂。就歷史學的研究來說，人們的許多爭論其實并不是對史料本身的爭論，也不僅僅是認知觀念的爭論，而是缺失形式邏輯學的概念、判斷、推理認知下形成的認知偏差。

在歷史學的研究中，概念的界定是進行判斷、推理的基礎。在歷史上，概念名稱所包含的內涵、外延并不一定完全一樣，如我們目前使用的“封建社會”概念，與西方歷史上的“封建社會”概念一樣嗎？歷史上的“中國”概念，與今天的“中國”概念一樣嗎？歷史上的“皇權不下縣”的概念，是指官員委派所及，還是政令所達、所及？如在地方史地研究領域，本來地名名稱傳承與地名空間位置傳承的概念完全不一樣，卻有人將其混淆；同樣是驛與鋪的名稱，卻有民間驛鋪站點與建置驛鋪站點之分，現在卻很少有人知道。現在同樣是茶馬古道、絲綢之路、巴鹽古道的概念，但不同的學者所指的內涵并不完全一樣，研究的內涵認知也就完全不一樣。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是進行學術研究邏輯推理的前提，只有在概念內涵和外延一致的情況下，后面的判斷和推理才有意義。我們發現，在歷史研究的實踐中，往往會出現偷換概念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的現象。這種偷換概念有時是無意的行為，也有的是有意為之，這往往就會使爭論并不在一個邏輯層面上而加重紛爭。

概念確定后的判斷、推理過程在史學研究中相當重要，但是邏輯學上的周延問題，往往也是歷史學研究者在判斷、推理中最缺乏的。如果判斷本身直接或間接地對其主項（或謂項）的全部外延作了表述，就稱這個判斷的主項（或謂項）是周延的，反之不周延。具體地講，在歷史研究中存在兩種不周延現象，即對歷史觀點“謂項”的不周延和歷史可能性“謂項”的不周延。前者比如對某個問題，本來在歷史上存在很多種觀點，我們在研究時是首先需要對每一種觀點周知和界別的；后者是對一些文獻記載不明確而存在多種可能需要判斷和推測的背景下，需要對各種可能的情況作出可能性的評述，而不是主觀地認為一定是一種“謂項”而忽略其他“謂項”，這也就是明顯的邏輯學上的不周延。如我們在討論三星堆文物埋坑時，由于文獻對其功能記載的缺失，只主觀肯定是祭祀坑，而對其他可能的說法置之不理，如對埋藏坑、器物坑等可能的性質不置評述，顯然就是在邏輯上不周延的。至于在地方史志研究中，面對不利的史料、論點，采取回避討論、偷換別人概念否定別人正確觀點等反邏輯的手段也較多。

遺憾的是，我們在歷史學的學術問題討論中，很少有人從形式邏輯學的角度進行討論，往往造成歷史學界在研究過程中以史學的立場確定史料的選擇，史學形式邏輯變成了史學的立場邏輯。特別是在地方歷史文化資源的研究、開發過程中，各地在爭奪名人、勝跡過程中，很多時候形式邏輯完全成為立場邏輯，地方利益和鄉土情感完全摧毀了邏輯思維的基本原則。為此，個別地方甚至可能出現有意地“學術造假”的案例。

二、有關歷史學研究中的史源學問題

史源學本是歷史學研究的一門學科，以前在許多高校都有開設，但是近些年由于各種原因開設此課的大學很少。所謂史源學，就是從歷史文獻每條具體記載的產生、流變來研究文獻記載的科學信度的科學。在史源學的背景下，許多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都是常識，但往往在地方史地研究中卻是普遍缺失的。

從史源學的角度來看，一般對待文獻記載的科學信度有三條基本的原則：源頭性原則、連續性原則、近時性原則。

源頭性原則，即指任何歷史文獻記載都有一個源頭，在源頭不明的背景下，寧可缺失，也不作定論。如秦漢、唐宋對當時的某事物、事件、人物并無任何記載，但在清代民國突然對秦漢、唐宋具體事物很詳細地記載，中間出現長時段的記載時間斷面，我們這里稱“史源不明”。那么，這類秦漢、唐宋歷史的清代民國記載往往科學信度是不高的。比如對某一漢代地名位置，從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一直沒有明確的位置記載，突然在清代出現明確的位置記載，這個記載自然是信度不高的。再如現在有人在編鄉土歷史地圖集時，用清代的縣界去繪制唐宋區縣的縣界，理論支撐是之前沒有發現縣界變化的記載，所以擬定從唐代到清代縣界沒有變化。實際上也是一種對源頭性缺失的錯誤觀點，故其繪制的唐宋縣界往往是不可信的。

連續性原則，即歷史文獻記載從出現開始歷代一直相沿而有類似的記載，這類記載科學信度相對更高，如一條秦漢史料中有關秦漢具體事物記載，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在文獻中一直相沿，往往科學信度較高。但是，如果在漢代出現的漢代事項的記載，中間經歷南北朝、隋唐、兩宋、元明后沒有記載了，突然在清代才又出現類似或相關的記載，中間出現長時段的記載斷層，我們這里稱“史源中斷”。那么，這類秦漢歷史的清代文獻記載往往信度不高。如歷史上在宋代出現涪州傳送楊貴妃荔枝的簡略記載，但在宋元明清的文獻記載中并無十分詳細的涪州楊貴妃荔枝的故事情節，近代在四川萬源一帶突然出現大量有關荔枝傳送細節的口述故事，口述的科學信度就相對不高。

近時性原則，是指歷史文獻對歷史文化的記載過程中，文獻出現的時間距離歷史事物、事件、人物最接近，往往記載史實的可信度就越高。一般來說，信度最高當然是當代文獻記載當代事。隔代記載的信度也相對較高，但如果記載相隔多代，跨越千年后才出現的文獻記載，自然科學信度就不高。如清代文獻突然出現對距離一千多年前的漢代、三國、唐代事物的記載，往往科學信度就是不高的；如明清時期出現大量三國諸葛亮具體故事的記載，科學信度也不高，很多是屬于中國歷史上的鄉土歷史重構的產物。

具體到中國地方史地研究領域，在史源學上還有其特殊性。由于中國古代的地理知識傳承往往是一種經驗性的傳承，這一則體現在地理知識傳承多是非文本化的口述傳承，傳承過程中極容易失真，從史源學角度來看，往往會不時出現無史源案例；再則中國古代的地理知識即使是一種文本傳承，也是一種完全虛擬的文本傳承，如文獻記載古代某某地在某某地北多少里的位置記載，如果沒有當地人一直不斷地直接指導很難傳承下來，特別是在山高水險的西南山地地區，一旦出現不斷的戰亂對土著人口的毀滅事件，地理認知傳承，特別是空間指向傳承就相當困難。在很多時候，后代人往往顯現的是面對前人空間認知并不清晰的背景下對空間進行重新臆測，這就形成了典型的鄉土歷史重構。

應該看到，在中國古代，這種傳承對地名本身傳承影響并不是太大，雖然在歷史上會出現訛誤、雅化，但地名的字音往往有規律可循。但不可忽視的是，這種傳承方式對地名的空間指向傳承影響巨大。所以，歷史上許多地名名稱一直相沿，但地名的空間指向在后代一片混亂不清，如以前我們討論過的孤云、兩角山、截賢嶺、潭毒關、大小漫天嶺、靈關、赤甲山、白鹽山、巫山十二峰等位置爭議爭論就可明顯看出這一點。所以，在很多時候，后代人們時時都是面對前代山川風物位置地理空間認知缺失或模糊狀態下，對前代的山川風物地理位置在不斷地臆測重構之中，所以會出現同一個山川風物位置眾多的說法。如我們以前談到的孤云山在歷史上有十種說法，截賢嶺在位置上有六種說法，籌筆驛在歷史上也存在四種說法。

三 、籌筆驛位置討論中有違史源學和形式邏輯原理的典型

近來，劉玉國、張朝碧在《陜西理工大學學報》發表了《“籌筆驛”非“朝天驛”：金牛道籌筆驛地望考》一文，對我的《從金牛道籌筆驛名實看中國傳統鄉土歷史重構》和粟舜成的《籌筆驛即朝天驛》兩文的有關觀點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首先，劉文用李元《蜀水經》的記載和道光《廣元縣志》中的有關記載來說明籌筆驛在今軍師村的重構出現在清代，這確實比以前我們認為的重構始于民國提前了一些，劉文是有一定貢獻的。另外，劉文發現了新的明代有籌筆地名的文獻，雖然沒有直接的地理空間信息，但也是應肯定的。不過，由于歷史上大多數文獻支撐籌筆驛在朝天驛，且支撐籌筆驛在朝天的文獻時間也更早，最早出現在南宋時期，而認為籌筆驛在軍師村的只是極個別文獻，記載并不直接，且文獻出現的時間較晚，所以，從史源學的角度，前人知籌筆驛在朝天更為可信。而劉文本身存在大量有違邏輯學的基本問題，如偷換概念、邏輯不周延、回避重點、罔顧事實、臆測武斷的推論現象。所以，劉文成為一篇有違基本的史源學和形式邏輯典型，故作為本文的中心在此進行討論。

首先，從史源學角度來看，籌筆驛“位置”的相關記載顯現了三個不確定性。

第一是籌筆故事的不確定性。以前我的多篇論文已經談到，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明顯的“鄉土歷史重構”，往往在“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背景下不斷重構鄉土歷史，歷史上的“遍地先賢”現象便是如此，其中“遍地諸葛”更是典型的案例。劉文自己就談到，從宋代到清代，有關諸葛亮籌劃、籌筆的傳說遺址有多處，涉及漢中、廣元、南充、隴南多地，特別是清代李必復《忠武侯祠志》就認為漢中勉縣武侯祠也是籌筆驛。從史源學角度看，在相隔近千年后突然出現如此詳細的三國故事，且同樣故事出現在多地，故事本身的科學信度就不高。這里就是說，由于從三國以來有關諸葛亮籌筆的故事本身就有不確定性，所以，諸葛亮在此籌劃并不一定是真實的歷史事實，在軍師村一帶近代才出現的所謂三國故事地名更是如此。顯然，從三國到南宋近八百年間對籌筆故事具體地點的直接記載幾乎空白，明清時期后人對這個故事本身和發生地點更是一種臆測，一處帶著強烈鄉土情懷的臆測，或稱重構。這正是前面我們談到的史源學中的有違持續性原則、史源性原則的現象。

第二是籌筆驛性質的不確定性。稍有歷史交通地理研究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從元代開始在典章制度和地理志書中才有對官設驛站、鋪遞系統全面的官方記載。而在中國歷史上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是，民間往往將一些并不是建置的驛站、鋪遞的重要站點也稱為驛、鋪（堡）、店。直到清代仍然明顯，這些驛站和鋪遞并不是官方設置的建置驛鋪，但在民間多以驛、鋪（堡）、店相稱。由于史料的缺乏，籌筆驛在唐代是官設建置驛站或是民間習慣站點很難說清。不過，真如劉文認為的籌筆驛在軍師村，且是建置的驛站，則軍師村與朝天的朝天驛僅相隔僅三十里左右。唐宋一般兩驛相隔六十里，劉文認為北宋在三十里之間同時置籌筆驛、朝天驛兩驛，顯然不合唐宋規制。這里就有一種可能，也許籌筆驛是作為一個勝跡在今朝天區治，與朝天驛共存一地。現在看來，籌筆驛僅是一個歷史勝跡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第三是籌筆驛位置的不確定性。前面談到，中國古代地名傳承有其基本的規律可循，即相對而言，地名的名稱傳承較為容易，而地名的空間位置傳承相對較難。這主要與中國古代空間定位的文本表述較為虛擬有關，如某某山在某縣北八十里、某某驛在某縣北之類的記載，在實踐傳承中是很難一脈相承而精準定位的。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不要說隔幾代后的地名空間指向難以弄清，就是當代對前代的一些地名的空間指向，往往都是難以說清。如明代的一些鋪遞名稱流傳下來了，但位置在清代就弄不清楚在哪里了，現在仍然是未解之謎。我們發現從唐代開始，籌筆驛地名一直流傳下來，雖然其間在清代民國可能出現“鋤背灘”的訛稱，但名稱一直流傳至今。但遺憾的是，在唐宋元的文獻中，除《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的記載外，少有籌筆驛位置的直接記載，而明清以來對于籌筆驛位置的記載卻有在朝天鎮、神宣驛、軍師村、勉縣武侯祠四種說法，這正是中國古代地名位置臆測難以定位精準的鐵證。這里千萬不能將地名傳承相對容易與地名空間傳承相對困難的規律混在一起。劉文舉當地從宋代“太薄灘”向清代“太白灘”地名流傳的例子來證明近代出現漢代故事的地名籌筆驛空間定位傳承可信，顯然在邏輯上是有兩個典型的偷換概念：一是將地名對象偷換，用“太白灘”地名變化來證明“籌筆驛”的地名變化；一是將“地名流傳”與“地名空間流傳”概念偷換，自然將地名流傳規律與地名空間流傳規律混淆。

清代以來才出現的“鋤背灘”“愁背灘”之名，從地名學來看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因中國地名學的一般規律，往往有將自然地名雅化為人文地名的趨勢，“鋤背灘”“愁背灘”之名可能就是借助以前籌筆故事轉變為“籌筆灘”，這也是一種明顯的鄉土歷史重構，時間出現在清代民國時期。一種可能就是劉文認為的“鋤背灘”“愁背灘”之名是籌筆灘后來的訛稱，不過，這也是在清代出現鄉土歷史重構的一個鐵證。如果清代真是“籌筆驛就在軍師村”深入人心、成為共識了，就不可能出現將籌筆兩字都誤為“鋤背”“愁背”，正是因為處于重構過程中，認同共識不夠，才會出現種種不同的表述。當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可能有“鋤背灘”在今九井驛（灘）下，并不在今軍師村的記載。乾隆年間做過昭化縣令的李元應該對地情相當熟悉，但在《蜀水經》中仍記載籌筆驛在神宣驛，而且只記載有“鋤背灘”而不是“籌筆灘”，這正是當時當地人并無籌筆驛在軍師村所謂“共識”的鐵證。

其次，唐宋元文獻中有關籌筆驛具體位置的記載并不多，僅有兩個文獻直接記載了籌筆驛的距離。

一是南宋年間的《輿地紀勝》，一是南宋年間的《方輿勝覽》，這可能是最早直接記載籌筆驛具體里程、位置的文獻。以史源學角度看，應是最為重要、信度最高的記載文獻，但劉文在文中來對此進行深入討論，簡單以不能拘泥用古代里程記載來否定，完全有違史源學的基本原則。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八十四記載：“籌筆驛，在綿谷縣，去州北九十九里，舊傳諸葛武侯出師嘗駐此，唐人詩最多。”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十六也載 ：“籌筆驛，在綿谷縣，去州北九十九里，舊傳諸葛武侯出師嘗駐此。” 我們發現，清代民國記載廣元到朝天的里程長度與唐宋相差不大，以明末清代民國時期從廣元北沿嘉陵江上溯的路程計算，廣元到朝天確實是九十多里，如明天啟年間《士商類要》就記載朝天嶺至利州九十里，重修《廣元縣志稿》第一編卷二《輿地志》記載：“大北路，出治城啟行，出北門北行，六十里沙河驛，三十里朝天驛。”又稱：“由治城碼頭啟程，至朝天鎮九十三里”。參考宋人記載的九十九里程，明顯與今軍師村離廣元一百三十里的里程不合。可見，籌筆驛應在朝天鎮附近，鐵證如山，這可能是劉文有意以所謂不拘于古代文獻里程記載而回避詳細討論這一點的原因。

另外，唐宋詩文中籌筆驛“臨巖依江”的描述無疑是正確的。但軍師村和朝天鎮鋪街都有平壩和背山，軍師村的大沙壩、何家壩也較寬，只是莊房梁一帶較為陡險，而早期朝天鋪街只龜縮在朝天南部靠山一帶，同樣也是依山陡險臨江的環境。我早在1986年就到過朝天鎮，軍師村也去過4次，那時朝天臨江靠山一帶的環境更明顯，所以，現在很難用夸張的文學語言來區別兩地的環境差異。

劉文認為“唐宋文人學者和地方官員十分清楚籌筆驛的位置”也許是正確的，但不等于唐宋文人學者將籌筆驛位置都明確記載留給了后人。前面談到唐宋只有《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有具體的里程記載，記載的里程完全與清代朝天驛到廣元的里程相同、相近，劉文得出唐宋文人認為籌筆驛在今天軍師村的結論就毫無直接史料可以支撐了。至于認為《輿地紀勝》記載唐代李義山詩碑與民國《廣元縣志稿》記載的宋代熙寧年間籌筆驛碑完全應同在一地，論斷太過草率。因《輿地紀勝》在此處只有籌筆驛名稱，根本沒有談及籌筆驛的位置，《輿地紀勝》反而是記載了籌筆驛在縣北九十里，正好是今天朝天的位置。宋人籌筆驛位置認知可能并不是與清代個別人認知的籌筆驛位置相同，所以，根本沒有任何資料可以支撐兩碑同在一地，劉文直接武斷下結論，極不可取。

復次，明代關于籌筆驛和朝天驛具體里程和地望的記載相對較多，這些文獻記載的朝天驛和籌筆驛里程證明籌筆驛在朝天鎮。

陳循等纂修的《寰宇通志》卷六十三記載：“籌筆驛，在廣元縣北，蜀漢諸葛亮出師嘗駐于此。” 《大明一統志》卷六十八記載：“籌筆驛，在廣元縣北八十里，蜀漢諸葛亮出師嘗駐于此。”正德《四川志》卷十四《保寧府》也載 ：“廢籌筆驛，在治北八十里，蜀漢時諸葛亮出師嘗駐于此。” 嘉靖《保寧府志》卷六記載：“籌筆舊驛，縣北九十里，即朝（天）驛也。”另外，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上、杜應芳《補續全蜀藝文志》卷四十六志余記載籌筆驛在廣元，由于爭論的籌筆驛位置多地都在廣元境內，這兩條史料可以不考慮統計在內。

明代文獻關于“朝天驛”的記載，也注明了具體里程，完全可以與籌筆驛記載相對應，如《寰宇通志》卷六十三記載 ：“朝天驛，在廣元縣北八十里。” 正德《四川志》卷十四記載：“朝天水驛，在治北八十里 。” 嘉靖《四川總志》卷六記載：“朝天水驛，治北八十里。”從上述明代文獻可知，明人認知的“朝天驛”與“籌筆驛”的位置完全相同。正因為如此，明清之交的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八中記載 ：“籌筆驛，在縣北八十里。諸葛武侯出師運籌于此，唐宋皆因舊名，即今朝天驛也。志云，驛有朝天古渡，即潛水所經。”由此可以確定，在相對多數明代人的眼中，朝天驛就是在以前籌筆驛之地，時近易核，從史源學角度看，科學信度遠遠超過劉文據清代道光《廣元縣志》相關記載推測出的籌筆驛位置。這絕不僅僅是簡單地“大概+估計”的結果，劉文否定我的結論可稱罔顧事實、武斷至極。相反，劉文的結論即是在盡可能回避相關時代更早、信度更高記載的結論基礎上大量“臆測+猜想”的結果。

我的《從金牛道籌筆驛名實看中國傳統鄉土歷史重構》一文中認為“多數明代人眼中的朝天驛就是以前的籌筆驛”：第一，我們認為正是明代認為朝天驛與籌筆驛同在一地，才有以上如此多認為朝天驛與籌筆驛均在廣元縣北八十里的認知，而且才有嘉靖《保寧府志》直接表明籌筆驛就是朝天驛的記載。明代只有《蜀中廣記》一例記載籌筆驛在神宣驛，但明代可沒有任何直接記載籌筆驛在今軍師村的文獻。顯然，明代多數人認為籌筆驛在朝天驛鐵證如山而不可否認。第二，我是基于明代有“朝天驛位置”記載的文獻統計來看，并不是劉文所述的有“朝天驛地名”記載的文獻，這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所以，我的總結結論是完全正確的。

實際上，我一直認為中國古代的大多數交通里程確實是一種經驗性里程，并沒有經過系統的科學測量，這在西南山區尤為明顯。所以，我們一般在分析里程時往往只能著眼相同文獻兩地記載的趨勢相符上，并不在意完全精準，更不會以其他文獻記載、其他地方記載的不準來反駁此地趨勢。顯然，劉文在分析里程時，在邏輯上又是一例偷換概念錯誤。

劉文對如此多明代文獻中籌筆驛位置的記載置之不理，卻捕風捉影、牽強附會用一條明代并不直接的文獻進行臆測來否定宋代、明代的大量直接文獻記載，如劉文認為：“萬歷三十九年（1611）廣元教諭羅寧《創設漢壽亭侯春秋祭祀》有‘諸葛武侯有籌筆之祭，曹公忠侯有朝天之祭’。這表明，萬歷年間本地官方認定古籌筆驛在今朝天籌筆。”劉文在此顯然過于武斷，因為“諸葛武侯有籌筆之祭，曹公忠侯有朝天之祭”之句并沒有直接的空間信息，在邏輯學上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首先，這本身是講不同時代的相似祭祀，并沒有任何空間信息，因為存在同地先后在不同地名下祭祀解釋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講，正是講同一個地方類似行為才放在一起排比講的可能更大。從此可以看出，從形式邏輯上來看，劉文主觀地認為一種“謂項”而忽略其他“謂項”，就是明顯的邏輯學上典型的不周延案例。

至于劉文用的道光《廣元縣志》卷五十八記載明代萬歷年間劉崇文崇祀碑在籌筆驛江岸，僅是清代道光年間對于籌筆驛位置的一種新的認知，也不過是眾多鄉土歷史重構中的一種而已。這種重構的科學信度與南宋文獻的直接記載、明代眾多文獻的直接記載相去甚遠。近來發現的所謂籌筆驛殘碑，明顯存在兩點不確定的地方，需要引起重視：第一，從殘存碑文殘存的文字內容來看，還不能完全認定就一定是劉崇文的崇祀碑。第二，殘碑的出現較為迷惑，現場拍攝相關照片后第二天殘碑就不知去向，難以置信。以考古學界的不見原碑、不見著錄的碑刻應慎重使用的習慣來看，現在我們難以相信。特別在目前軍師村出土文物來源出現爭議的當下，更是難以作為證據。即使退一萬步講，萬歷年間此碑的事實成立，也不過是明代眾多鄉土重構中的一例，本身并不直接可信，更不能成為主要的定論依據。因為明代萬歷年間的這種認知的科學信度不僅沒有宋代《輿地紀勝》《方輿勝覽》文獻的記載直接而信度高，也不如在明代更早、更直接的景泰年間《寰宇通志》、天順年間《大明一統志》、正德年間《四川志》、嘉靖年間《保寧府志》記載的科學信度更高。

最后，清代是軍師廟重構為籌筆驛的一個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對于籌筆驛位置的認知呈現有朝天驛、神宣驛、勉縣武侯祠、籌筆江岸四種說法，在當時根本不存在所謂“共識”。劉文認為：“對于唐宋籌筆驛的地望認知，明萬歷、清乾隆、道光時期廣元本地已形成籌筆江灘一帶的共識”，劉文所謂“本地”認知的“共識”也完全是罔顧事實。首先，明代根本沒有直接認知籌筆驛在軍師村的文獻記載，卻有許多認知在朝天驛的文獻記載，如本地的嘉靖《保寧府志》，何來明代籌筆驛在軍師村的本地“共識”。而以清代為例，這里的“本地”認知，不過是道光《廣元縣志》一個文獻的相關記載。其實，李元做過昭化縣令，當然算得上本地人了，但他的《蜀水經》是稱“鋤背灘”，自己都沒有確定就是籌筆之名，同時還認為籌筆驛即神宣驛，將其作為認知籌筆驛并不在軍師村的本地案例可能更有說服力。另外試問，本土的乾隆《廣元縣志》中有這樣的認知嗎？顯然沒有，乾隆《廣元縣志》卷二《古跡》仍然記載：“籌筆驛，在縣北九十里”，明顯是記載到朝天的距離，何來本地認知“共識”？試問，本土的道光《保寧府志》中有這樣認知嗎？顯然也沒有，道光《保寧府志》卷十五《古跡》仍記載：“籌筆驛，在縣北九十里，即今神宣驛。”顯然也沒有認為籌筆驛在軍師村，何來本地“共識”？何況清人這種認知不過是清代當地人對唐代籌筆驛勝跡出于鄉土情懷而重構的一種觀點而已，與宋人、明人的直接記載的科學信度相比遠不能及，與近百年才重構出來的漢王寨、廟坪頭等地名如出一轍，只是重構的時間早一點而已。這就是我們需要史源學基礎常識的原因所在，對此，也許經過專業歷史地理學訓練的人大多知道。另劉文認為我的《從金牛道籌筆驛名實看中國傳統鄉土歷史重構》一文中認為“清代許多人都認為籌筆驛肯定與朝天有關”不妥。我就僅以劉文統計清代文獻31部中有11部記載籌筆驛與朝天有關來看，其他或沒有談及具體位置，或較多是認為在神宣驛，只有道光《廣元縣志》1部認為籌筆驛在軍師廟，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只是記載為“鋤背灘”，我們只能勉強將其認作劉文的觀點支撐。基本數學常識告訴我們，在31部中有11部稱其為“許多”，并不是稱“大多”，顯然并沒有任何不妥。反而是清代31部文獻中僅僅上述1部文獻直接認為籌筆驛在軍師村，可稱“極少”，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樣，劉文所謂清代“共識”不知從何談起？我們發現清代雍正十二年果親王允禮到朝天，他記載道：“是日抵朝天宿，有巡司，古籌筆驛也，武侯嘗駐軍籌劃于此。”親身履歷，將地址說得如此明確，劉文為何視而不見！何況清代類似的記載仍較多，劉文回避的目的何在？

據我多次在軍師村考察發現，軍師廟莊房梁附近背山靠江，但附近的大沙壩和何家壩也相當寬闊。當地鄉土對籌筆驛地名認知相當淡薄，許多八十多歲的老人以前也不知籌筆驛之名。軍師廟以前一直稱為大灣頭，現立有“籌筆驛碑”之處以前一直稱莊房梁，廣元一地莊房梁的地名就有十多個，是一個相當普通的地名。“籌筆驛碑”不過是三十多年前朝天建區后才在莊房梁豎立的，據稱立碑者正好是涉嫌制造假北宋文獻《北棧圖志·谷道篇》的人。實際上，軍師（廟、村）的地名也是在清代民國以來才出現的，也是一種鄉土歷史重構的產物。

總的來看，歷史上大多數文獻支撐籌筆驛在朝天驛，早在宋代就出現支撐籌筆驛在朝天的文獻，時間更早，而認為籌筆驛在軍師村的只是極個別文獻，記載并不直接，且文獻出現的時間多為清代，而劉文本身存在大量偷換概念、回避重點、邏輯不周延、罔顧事實、臆測武斷的推論現象。所以，從史源學的角度看，唐宋時期的籌筆驛在今朝天區治的結論信度更高，認定唐宋籌筆驛一定在今天的軍師村顯然是太過武斷而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劉文也成為一篇有違基本的史源學和形式邏輯原則的典型案例。

這里，我們需要強調三點：第一，鄉土歷史地理學研究僅僅依靠一種鄉土情懷是不夠的，往往需要嚴格的史學基礎訓練，特別是史源學、形式邏輯的訓練相當重要，不然就會出現論文撰寫史料價值輕重不分、行文枝蔓叢生、分析邏輯混亂的現象。第二，在中國歷史上的鄉土歷史重構中，驅動重構的原因有許多，主要原因是指客觀上重構者由于知識背景和技術條件的限制，主觀上并不知道自己的認知產生偏差或錯誤。鄉土歷史重構中主觀虛構重構往往是主觀上就有虛構訴求，出于古代國家政治訴求、鄉土社會華夏認同、民間功利政績等需求有意為之。在當下，特別要警惕個別地方為出文化和旅游開發功利政績而對地方歷史研究的左右。第三，近來我們發現蜀道研究中出現大量疑似“學術造假”現象，如近年來在荔枝古道上發現的所謂明代荔枝轉運碑就相當可疑（也是只有拓片，碑不復存在，其中疑點叢生）；廣元朝天區流行很廣的所謂北宋劉福通《北棧圖志·谷道篇》的作者、文獻和文字內容就是典型的文獻造假案例，膽量之大，令人觸目驚心；清風峽的宋代石刻題記是否存在，也令人多有懷疑。另外，近來朝天軍師村的許多地下、地面文物來源也存在較大爭議，希望引起相關文物部門的重視。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西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編輯 | 黃玲

編審 | 宋亮

審核 | 藍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