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夫拉姆·阿爾珀特（Avram Alpert）

德國漢堡新研究所研究員。曾在羅格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并于2014—2021年擔任過《變革者》（Shifter）雜志的聯合主編。出版過三部作品，其文章經常出現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萬古》（Aeon）等報刊、雜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一時間進步經濟學似乎已經贏得了理念之爭的勝利。1974年時，新當選的英國保守黨黨魁瑪格麗特·撒切爾發現，就連她的保守黨同事們都癡迷于波蘭尼以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思想家開出的左傾藥方。在與保守黨研究部門的某次會議上發生了著名的一幕：她從包里抽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憲章》，并把它摔在桌子上。“我們信仰的是這個!”據說她大叫道。十年前,美國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曾不自量力地以極右翼立場向總統職位發起挑戰。他那主張小政府、低稅收、經濟優先的競選綱領“深受”哈耶克較早的一本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的影響。盡管戈德華特在196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遭遇了慘敗，但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活動的聯合主席、前好萊塢明星羅納德·里根，將于1980年登上總統寶座。和撒切爾一樣，里根也深受哈耶克的影響。

《反卷社會》

[美] 阿夫拉姆·阿爾珀特 著

李巖 譯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5年4月

哈耶克的理念絕非注定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在《通往奴役之路》剛出版時，其核心論點——政府對本可由私人市場予以控制的經濟領域的任何干預,都必然導致暴政——同時遭到了左翼和右翼的攻擊。凱恩斯雖然曾寫信給哈耶克,對其有關自由的道德愿景表示贊同,但他認為哈耶克有關政府干預的論點危險、未經證明且愚蠢。就連同屬右派的同事,例如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也認為哈耶克的論證過于簡單化了,且并未得出確切結論。盡管如此,這本書在當時還是獲得了廣泛關注,喬治·奧威爾為其寫下了褒貶參半的書評,《紐約時報書評》則對其大加贊揚。然后到了1945年,這本書交了好運:其濃縮版被發表在訂閱量接近900萬的《讀者文摘》上。

不過,盡管《通往奴役之路》成了一本暢銷書,還使得哈耶克名聲大噪,但這本書并未提升他的學術聲譽。就連保守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都不愿聘請他。不過他最終還是在該校的社會思想委員會獲得了一個職位。哈耶克急需一份退休金(他不善于理財是出了名的),便先后轉投弗賴堡大學和薩爾茨堡大學,于是在某些學術圈里依然聲名不顯。當他于1974年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據說許多大經濟學家都從未聽說過他的名字。這一點或許并不令人感到吃驚,因為正如阿夫納·奧弗(Avner Offer)和加布里埃爾·瑟德貝里(Gabriel S?derberg)近來詳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瑞典央行的新自由主義者于1969年設立的,這一舉動是其向社會民主主義發起進攻的部分內容。盡管該獎項起初也曾被頒發給某些社會民主主義者,但更經常獲獎的還是抨擊這一在當時被廣泛接受的經濟模式的思想家。至少,大多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在名聲顯赫之時得獎的。哈耶克卻是第一個因獲獎而聲名鵲起、引用率急劇提升的得主。

和斯密一樣,哈耶克的關鍵論點也有幾分向追求偉大作出不情愿讓步的意味。他告訴我們,自己的主要目標在于阻止權力聚集在少數人手中。《通往奴役之路》攻擊的目標是崛起的極權主義國家。他的論點則是,避免極權主義國家崛起的最佳方式在于阻止它們獲得對于經濟的掌控權。我需要說明的是,哈耶克認可通過中央計劃來粉碎大公司的權勢這一想法背后的沖動。例如,他曾以同情的語氣引用羅素的自由社會主義觀點,還終其一生與凱恩斯保持著一定的友情。然而,他聲稱羅素的論點是建立在認為人們可以通過讓中央政府掌握權力來“消滅權力”這一“可悲的幻覺”基礎之上的。他認為恰恰相反,與最強大的大公司掌握的權力相比,這樣做會將更多權力交到中央計劃委員會這個單一機構手中。理論上,要避免中央計劃,就需要削弱任何人施加于其他任何人的一般權力。“要拆分權力或令其去中心化,”哈耶克繼續表示,“就需要減少權力的絕對總量。能夠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將人施加于其他人的權力最小化的唯一制度,就是競爭制度。”哈耶克發表了許多關于必然性的言論,還聲稱自己提出的制度是“唯一”一種能夠抵御法西斯主義的制度。但只要加以仔細審視,其邏輯鏈條就幾乎總是會發生動搖。就連經濟自由主義者(就這個詞的傳統意義而言)、堅決擁護資本主義市場的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和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等人,都指出了這一點：極權主義并非源自社會福利計劃，將權力交給企業也并不會令社會更加自由。

《通往奴役之路》不僅是反對社義的長篇大論，還是反對某些自由主義者“死板地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堅決努力。哈耶克并非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的擁躉。事實上,他并不認為企業應該在不受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經營。與之相反,他認為政府應該為企業的相互競爭創造條件。需要制訂計劃,但這應該是“促進競爭的計劃”,而不是“反對競爭的計劃”。依舊是在理論上,只有競爭才能確保沒有哪個單一行為方會掌握過大的權力。引人注目并且或許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哈耶克因此并不反對拆分壟斷企業、禁止使用某些有毒物質、規定最長工作時限、制定安全監管措施、建立“廣泛的社會服務體系”、對專利予以監管,或是就保護環境、限制污染、減少噪音制定強有力的標準。

不過,哈耶克一以貫之地反對非市場行為方之處,以及他對于現代生活產生了最深遠影響之處,在于他主張打造一套追求偉大的制度。歸根結底,哈耶克在乎的并不是制度是否自由,而是精英階層能否得到保留。看看《自由憲章》里的某些論點,就能發現這一點。他認為——在我看來,作為出發點,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人類永遠不可能了解全部信息。接下來,由于不得而知,我們便別無選擇,只能設計出這樣的社會:個人能夠“自由自在地”追求在自己看來適當的任何計劃——當然要受到平等施加于所有人的基本法律約束。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確保進步與經濟增長惠及社會所有成員。在此,哈耶克相當緊密地追隨著斯密的步伐。

他繼續表示,試圖限制或削減獎勵,或是試圖主張社會里的所有人都理應享有相同的生活標準,將葬送實現這種進步的可能。例如,如果今天我們決定所有人都應該能夠連上寬帶,這將意味著個人創造力被征調,以實現這一目的;而原本這些創造力可能催生比寬帶更好的技術。在哈耶克看來,社會在實現下一次重大進步之前就表示,我們需要先保證所有人都能用上某種東西,這種做法事實上將導致下一次進步永遠無法實現。

正是從這一基礎出發,哈耶克將不平等當作一件有利于所有人的好事加以捍衛。通過允許某些人先于其他人擁有更好的東西,我們確保了人人最終都將擁有這些更好的東西:“我們預期的快速經濟增長,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不平等的結果;而且若沒有這種不平等,就不可能發生。如此迅速的進步不可能步調一致地展開,而只能階梯式地展開,某些人會遙遙領先于其他人。” 即使這種說法是正確的——我一會兒就會詳細談談它為何并不正確——我們也應該停下來考慮一下,哈耶克的這番言論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許最令人惱火的是,他要以此為由,為繼承而來的巨額財富正名。根據他的論證,總體而言,富有的父母能夠生出更優秀的子女,這些子女又會促成更了不起的進步,這些進步則將惠及社會里的其他人。按照哈耶克的邏輯，通過某種方式，少數人對偉大的追求將為我們其他人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哪怕這一世界驚人地不公正,哪怕這一世界并不關心被視為偉大者實際才能如何。和他的追隨者不同，哈耶克從未聲稱過他的經濟學主張能夠實現“機會平等”。至少就這種經濟制度意味著什么而言,哈耶克還是誠實的。

和斯密一樣，哈耶克也并不認為這一切是盡善盡美的。他只是堅持認為,既然“人類本性就是如此”,我們的社會世界也就沒有更好的道路可以選擇了。他一再表達對社會主義觀點的同情,他的這一態度看上去也是真誠的。在某次采訪中,他甚至表示在青年時代,自己“會被描述為一名費邊派社會主義者”。那么,如果他真的認為促進平等這一沖動是正確的,但任何致力于此的嘗試都將扼殺進步與經濟增長,那么顯然就需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有證據表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從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專家,越來越多當代經濟學家認為,歷史經驗表明,哈耶克其實是經濟學界的托勒密(Ptolemy)。他導致一切都倒退了。實際上,目前可以獲得的經濟數據顯示,事實與他所聲稱的恰恰相反;阻礙經濟增長的,正是不平等。數據是一目了然的。例如,正像皮凱蒂所展示的,1950年至199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2.2%;1990年至2020年,這一數字為1.1%。轉折點發生在1980年代。在這一時期,里根(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其繼任者老布什和克林頓)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從72%降到了35%。而1990年至2020年,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從12%上升到了18%。在富人變得更富的同時,經濟增長卻放緩了。與此同時,研究人員還證明了,高度不平等社會的經濟增長往往會以衰退和蕭條告終。

為什么會這樣?目前在拜登政府中供職的經濟學家希瑟·博希(Heather Boushey)列出了一些關鍵點。首先,不平等構成了“阻礙”,因為它妨礙了大多數人為經濟貢獻自己的天賦與能力。其次,不平等導致過大的權力掌握在富人手中,從而“破壞”了有助于促使人人參與的公共流程。最后,不平等顯得人人都在獲益,但實際上只有少數人獲得了回報,由此“扭曲”了經濟。例如,某項經常被引用的數據顯示,盡管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過去四十年間不斷提高,但工資卻處于停滯狀態。總體而言,工資更高的工人積極性更高,消費力更強,在政治上產生被剝奪感、進而支持會對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穩定產生造成威脅的倒退政策的可能性也較低。(這甚至還沒有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是否是衡量經濟或社會進步的良好指標這一問題考慮在內,畢竟該指標并不直接反映個人福祉或其生活所依賴的環境的狀況。） 這表明在如何思考經濟問題方面,我們需要一場哥白尼式革命:告別頭重腳輕,轉而由下及上。這種做法不僅在道德上更優越,在邏輯上同樣如此。

在此,問題還不僅僅在于經濟增長。哈耶克聲稱競爭性企業制度能夠推動創新進步同樣存在問題。要弄明白為什么,只需要回到投入更多社會資源以擴大寬帶普及面這個例子。從各種自傳的敘述中我們得知,硅谷企業的大多數技術進步之所以能問世,正是得益于其早期創始人利用自己的特權,早早用上了電腦。哈耶克可能會認為,這正體現了其觀點的邏輯性:享有特權者能較早使用某種技術,因此能夠開發出軟硬件,令其他人從中獲益。然而,讓我們設想一個不同的場景:電腦與互聯網——主要是由美國政府和軍方開發出來的——從一開始就被視作一項公共資源,并非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早早接觸這些技術,而是每個感興趣的大學生都能用上它們。這樣一來,我們便可能早早培養出數千名、甚至更多極其出色的人才。將其才華匯總起來,誰知道他們可能取得多少了不起的進步呢?同樣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話,高科技行業中權力集中這一災難是否可能因此得以避免呢?此外,由于這些技術被視作公共資源,其利潤也將歸公共所有,這將被用于投入更多研發,而不是被支付給股東,再藏匿在海外免稅賬戶里。高科技行業的格言是:“我們將攀登到所有其他人的上方,再將你們推下一級臺階。祝你好運,幫扶自己,努力追趕。”或許該行業應該改用成立于1896年的全國有色人種婦女協會的格言：我們需要“既攀登，又幫扶”。

另有證據反駁哈耶克就競爭性企業與進步之間關系作出的根本性假定。更好的說法或許是:并無充分的證據表明,競爭是推動進步的最佳方式。當所有人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一道努力時,發展的速度會更快。畢竟,競爭會令知識變得分散,催生不恰當的激勵機制(試圖賺錢而不是解決問題),并令潛在的集體能量變得支離破碎,從而導致取得科學發現的速度變慢。合作能夠推動知識共享,能夠促使人們專注于計劃本身而非利潤,并且能夠催生一種有助于增進知識的集體動態機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幫助美國軍方,科學家曾合作進行合成橡膠的研發。正如他們所言,最終的解決方案是“一支資金充沛的工業化學家小分隊取得的上千個小發現匯集起來的結果”。在這些科學家的記憶里,那段歲月宛如黃金年代,“此前為不同公司效力、處于敵對關系的人們,可以懷著共同的使命感展開合作了”。

新冠疫情初期,看上去許多人似乎領會到了這一歷史教訓。圍繞著全球經濟和如何盡可能快地開發出安全的疫苗等問題,我們形成了全球合作的感覺。科學家和各國政府似乎受到了這種可能性的鞭策:假如提前展開全球合作的話,我們甚至可能徹底避免這場災難。正如傳染病預防專家彼得·達沙克(Peter Daszak)向科技記者珍妮弗·卡恩(Jennifer Kahn)所講述的:“問題不在于不可能做到預防……這一點是很可能做到的。然而我們并沒有這樣做。政府認為太昂貴了,制藥公司則要追求利潤。”卡恩補充道:“總體而言,世界衛生組織既沒有資金,也沒有權力,無法開展對于扭轉[這種缺乏動力的局面而言]所必需的大規模全球合作。”鑒于這一失敗,人們承諾要開展新的合作。

然而,競爭的感覺很快又再次出現。各國紛紛將本國公民的健康置于優先地位,爭相率先研制出疫苗。各公司則專注于從出售疫苗中賺取經濟回報。從科學角度出發,這種做法并無太大意義,因為這會阻礙信息共享。從實際角度出發,這種做法同樣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忽視了全球的相互依賴性。就已發生并傳播開來的病毒變異而言,是如此;鑒于在相互聯系的世界，各國經濟復蘇需要全球經濟復蘇，亦是如此。從道德角度出發，這種爭當第一的競賽也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將導致脆弱人群、而非僅僅是富裕國家的脆弱人群率先接種疫苗的可能性降低。從政治角度出發，這種做法可能有點意義,因為疫苗競賽的勝者可能成為該國的民族英雄，但哪怕這一理由也可能無法成立，尤其是如果因為過于匆忙而導致產品有危險時。

不過,競爭精神并未完全壓倒疫苗計劃。世界衛生組織還是成功地組織起了150個國家,以保障疫苗的全球可及性,盡管對于較貧窮國家的許多人來說,這些疫苗運抵得還是不夠快。而且為什么疫苗一開始就會成為一個與國民財富相關的問題呢?事實上,赫爾辛基大學和牛津大學的研究者在疫情初期就研制出了廉價疫苗,但與私人公司合作的決定—就牛津大學而言,據說是受到了來自蓋茨基金會的壓力—意味著利潤考量壓倒了公共衛生關切。與此同時,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允許制藥公司從公共資助的研究計劃成果中收割利潤。專利法則阻礙了疫苗被更加迅速地發放至各地,令全球經濟面臨繼續遭受破壞的風險,并可能導致危險的變種數量激增。這些因素甚至都還未觸及這一問題的表層:對于私人經濟增長的關注是如何導致公共領域的狀況在數十年間不斷惡化的?回過頭來,這種情況又導致虛假信息泛濫,從而在疫苗供給充足的國家也阻礙了接種工作的進行。

可見，這是圍繞著追求在經濟領域做到拔尖制訂的計劃,如何破壞其承諾要兌現的價值的又一個例子。他們承諾要推動進步,事實上卻阻礙了進步。他們承諾要讓所有人都過上最美好的生活,卻只為少數人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承諾要建立促進和平與繁榮的社會秩序,事實上卻導致了威權主義和戰爭。更加不幸的是,盡管人們一再聲稱并非如此,但我們實際上擁有以其他方式設計我們的生活與社會的出色模板。就這一具體案例而言,就在哈耶克那本對追求偉大予以確認的熱門暢銷書出版的同一年,波蘭尼也在《大轉型》一書中對這一模板作出了強有力的表述。盡管其標題中出現了“大”這個詞,但這本書實際上是對足夠好的生活的一曲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