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常常行走在關河之間，幾度車過敷水，而在春天，但見太華似蓮，山色如玉，蒼翠蔥蘢，列嶂如屏；渭水東流，匯泉納溪，漠漠茫茫，奔涌入河。秦嶺北麓與渭水南岸，土地肥沃，綠云遍野，一望無垠……

敷水，今羅敷鎮，《漢樂府》中有“秦氏樓”，唐代呢，則是長安與洛陽兩京之間交通要道上設立重要的驛站所在地之一，嚴耕望先生說：“由華州東北行經東石橋十五里至漢沈陽故城（今華州區瓜坡鎮故城村一帶）北，又十五里至敷水店，置敷水驛”（《唐代交通圖考》）。

驛，即驛站，是我國古代重要的交通機構。

驛站在商、周時期已經出現，“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周禮·地官·遺人》）。西漢更加重視交通建設，在全國各地修筑驛路、列置驛站，以達王命，也便利于行旅，班固在《漢書》記載：“益墾溉田，稍筑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漢書·西域傳》），其驛站的設立，已經遠至西北邊疆。

唐代疆域遼闊，“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舊唐書·地理志序》）。為了鞏固疆土，唐廷比任何其他朝代都更積極致力于交通，使驛道“舉天下四方之所達”（《新唐書·百官志》），其主干道是長安與洛陽兩京之間橫貫東西的大道，并以此構成了全國巨大的道路網絡。

驛站則是交通網絡的聯結點，其間距仍然為“三十里一驛”，全國驛站“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唐六典》卷五）——“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兩京之間的大道，熙熙攘攘，用杜甫的話來形容，“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于朝夕，使者相望于道路”（《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敷水驛因其所處的重要交通地理位置，屬于等第較高的驛站。

唐代重視驛站建設，“豐屋美食”“盛于古制”（高適《陳留郡上源新驛記》），且“長廊虛檻，連接大廳；怪石修篁，羅列其所”（李騭《徐襄州碑》），這雖然是描寫其他地方的驛站建制風貌，也可以此推想敷水驛的建筑之大概，至少能得其大半吧。

中唐期間，關河之內的這座驛站曾經發生過一件朝野震動的事件。

元和四年（809），與白居易齊名的“新樂府”大詩人元稹，在宰相裴垍的推薦下，拜監察御史，奉命充劍南東川詳覆使，查辦瀘川監官任敬仲的貪污案，在審辦此案過程中，獲悉劍南東川節度使擾民等嚴重問題。他把這些寫成長篇彈狀上奏，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贊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贊揚：“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贈樊著作》）

元稹雖然“舉奏不避權勢”，但是，這些節度使“權勢”，“多是朝廷親情”（白居易《論元稹第三狀》），與朝廷內的宦官集團利益緊密勾連，而唐代藩鎮與宦官集團之禍，德宗后期皆成積重之勢，他自然不是這兩大勢力的對手。元和五年（810），元稹被唐憲宗召回長安，按照其自己的話說，落了個“罰俸得西歸”（《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罰俸西歸三月六日至陜府與吳十一兄端公崔二十二院長思愴曩游因投五十韻》）。

返回長安途中，元稹行至太華山右，天色已晚，“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后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后。士元追之，后以棰擊稹，傷面”（《舊唐書·元稹傳》）。所謂內官，是指在皇宮內服務的官員和侍從。《新唐書》內，打人者姓名作仇士良，其人陰狠且有手段，“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干了不少壞事，“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余年”，后被“詔削官爵，籍其家”，這是后話。

監察御史先宿驛站，再說，以官位論也應該使用驛館的上廳，而宦官仗勢欺人，強行要求元稹讓出上廳，遭到拒絕，惱羞成怒，居然動手毆打監察御史，制造出這個荒誕劇。聞悉此事，白居易立即上《論元稹第三狀》指出，“承前以來，未有此事”，又說，“中官有罪”“御史無過”，為元稹申冤。然而，因借助宦官而上位的唐憲宗，初有勵精圖治之舉，出現短暫的“元和中興”的景象，卻根本不敢觸動宦官勢力。“帝不直稹，斥其官”（《新唐書·仇士良傳》），把元稹遠貶為江陵士曹參軍。

從此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唐以后，宦官已經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專橫跋扈，不僅參與朝廷軍國大事，而且操弄皇帝于股掌之中，自然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滿。元稹之所以敢于當面“硬頂”宦官，就是這種不滿情緒的強烈流露。因此，敷水驛事件，被賦予政治博弈的象征意義。

“雕琢為世器，真性一朝傷。”（韋應物《詠玉》）遭遇敷水驛事件后，元稹的思想傾向與人生態度發生了斷然的轉化，標志著其從理想主義文人向現實官僚的蛻變，其詩風呢，也不再有之前與白居易共同倡導的“諷喻詩”那樣對社會現實的直接批判，而趨向個人情感抒發，這與其個人經歷和性格弱點密切相關，在此就不多說了。

詩意落實于大地。

行?旅是古代人生活的重要方式，驛站猶如旅程的逗號，陌生的時間與空間，驀然使人有了極端的新鮮感，尤其是敏感而又富才華的詩人，會產生前所未有的感觸與興致。一部唐詩史，其中不少杰作吟成于路途，“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綰別離”，驛站成為詩人寄意審美的主要載體。

敷水驛，河山形勝，景物幽美，又有久已流傳的“陌上桑”故事，自然勾連起詩人的無窮想象，比如，?權德輿的五言絕句《敷水驛》以極簡筆法勾勒驛站的時空意象：“空見水名敷，秦樓昔事無。臨風駐征騎，聊復捋髭須”，雖然簡短，但意境深遠，通過敷水地名的文化考索，表達出對旅途的感慨，透露出詩人淡淡的惆悵與無奈，同時也有一種對自然與人生的豁達態度。

著名詩人劉禹錫路經敷水驛，墻壁間看見舅父先前在此所遺留的題詩，因而作《途次敷水驛伏睹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詩處潸然有感》，詩云：“昔日股肱守，朱輪茲地游。繁華日已謝，章句此空留。蔓草佳城閉，故林棠樹秋。今來重垂淚，不忍過西州。”詩中的“股肱守”，典出《史記·季布傳》，布為河東守，孝文召他并留邸，說：“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西州”，見《晉書·謝安傳》，“羊曇者，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后，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詩人感慨時光流逝、繁華不再，以“蔓草佳城閉，故林棠樹秋”的荒涼景象烘托出詩人此時無限的傷感。

竇牟的七律《晚過敷水驛卻寄華州使院張鄭二侍御》，云：“春雨如煙又若絲，曉來昏處晚晴時。仙人掌上芙蓉沼，柱史關西松柏祠。幾許歲華銷道路，無窮王事系戎師。回瞻二妙非吾侶，日對三峰自有期。”則以春雨、芙蓉、松柏等意象勾畫驛站景觀：“春雨如煙又若絲，曉來昏處晚晴時”——煙雨朦朧的敷水驛成為詩人寄托友情的載體，尾聯“回瞻二妙非吾侶，日對三峰自有期”，更將地理景觀（太華山三峰）與政治抱負相勾連，體現出中唐士人的精神追求?。

晚唐時期，各藩鎮之間不斷火拼，太華山至華州，社會境況相對安寧，不少社會賢達和名流，隱居在敷水附近。這從晚唐著名詩人賈島的《送唐環歸敷水莊》，就可以看出端倪：“毛女峰當戶，日高頭未梳。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松徑僧尋藥，沙泉鶴見魚。一川風景好，恨不有吾廬。”他說，在敷水，可以望見毛女峰，太陽高高升起，毛女峰像是還沒來得及梳妝的樣子；地面被山的影子慢慢覆蓋，山中樹木滿布晶瑩剔透的露珠；松間小路上，一位老僧正在尋找草藥；清澈的沙泉旁，仙鶴正在捕魚。兩岸風光如此秀美，只遺憾這里沒有我的住處。

羅隱有《羅敷水》，云：“雉聲角角野田春，試駐征車問水濱。數樹枯桑雖不語，思量應合識秦人。”詩人以羅敷水為背景，借枯桑的意象表達了對歷史的追思，詩中“思量應合識秦人”暗含了對往事的懷念。而在《途經敷水》詩中，許渾寫道：“修蛾顰翠倚柔桑，遙謝春風白面郎。五夜有情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更認羅裙碧草長。何處野花何處水，下峰流出一渠香。”全詩以敷水驛為背景，描繪了春天的景色，同時抒發了對時光流逝的感慨——羅隱與許渾為了追求顯達，奔走兩京之間，也許不愿意或者并未停腳敷水驛，卻為敷水留下了如此優美的詩篇。

大約是會昌元年（841）仲春，文采飛揚的大詩人溫庭筠從長安返回舊鄉吳中，經過敷水驛，而此時桃花盛開，心有所觸，寫出《敷水小桃盛開因作》五言律詩：“敷水小橋東，娟娟照露叢。所嗟非勝地，堪恨是春風。二月艷陽節，一枝惆悵紅。定知留不住，吹落路塵中。”——此詩借桃花以抒懷，通過描繪敷水邊桃花的盛放與凋零，暗含詩人對自身境遇的感慨，?寄托了作者對美好易逝、理想落空的悲慨?，詩風哀婉而深沉。

山水依舊，卻尋覓不見敷水驛的“舊苑荒臺”，也許早就灰飛煙滅于歷史上的戰亂年代，猶如曾經“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的壯闊的長安京城一樣，其氣象概貌只留存在史與詩的字里行間。是呵，一切在時空中出現，而一切又在時空中隱身。

沿秦嶺北麓，依黃河南岸，而出潼關，即進入中原大地，“從陜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白居易《從陜至東京》），長安與洛陽兩京之間僅僅八百三四十里路程，旅人卻需要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方可抵達。而今的高速公路，四通八達，若是驅車從長安（今西安）出發至洛陽，也不過幾個小時的路程。乘坐高鐵呢，談笑間便可到達，不必似唐代“山一程，水一程”，程程都在時光里煎熬。世事變化真快，交睫之間，往返大千。不過，是否也缺少了“西來為看秦山雪，東去緣尋洛苑春”（白居易《京路》），“春風敷水店門前”（白居易《華州西》）的浪漫而優美的詩意？

?敷水驛在唐詩中的多重書寫，既展現了地理空間如何通過文學想象轉化為文化符號，也承載著唐代文人的政治與生命軌跡，以及他們的精神世界。更深一層說，太華山——敷水一帶，儲存的古代文明太豐厚了，足跡所至，仿佛能聽到被荒涼塵土遮掩的歷史深處的回音，正如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在詩集《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中的感嘆：“在這塵土的后面，或是底下，卻有著生命的脈動”……

原標題：《敷水驛往事：唐代驛站的政治與文化縮影 | 柏峰》

欄目主編：舒明 文字編輯：張瀅瑩

來源：作者：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