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文杰（南大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1961年生，江蘇濱海人。現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英國與英聯邦國家研究所所長，《英國研究》執行主編，2009年被聘為倫敦大學歷史研究所（IHR）訪問研究員；2012年當選為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會副會長；2018年9月被評為南京大學趙世良講座教授；2019年5月被聘為南京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首席專家；先后赴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巴黎大學、巴黎高師、悉尼大學等世界著名高校訪問和講學；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著作20余種；在SCI期刊、《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等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近百篇。研究方向：英國與英聯邦國家歷史研究、世界歷史與國際問題研究、世界文化與藝術史研究。

近年來，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進入了中國話語季，也就是說，中國的世界史從學習、反思國外著述的知識結構與思想框架，到開始有了屬于我們自己的聲音，我們在創建屬于中國人的世界史話語體系。

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中，世界史有許多問題要討論：一是當代中國世界歷史著述的主要類型；二是當代中國世界歷史著述的基本條件；三是當代中國世界歷史體系構建面臨的挑戰；四是生產方式是中國世界史體系構建的基本尺度。我們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世界史的教學、研究和建設事業才有希望？

一 、當代中國世界歷史著述的主要類型

世界歷史的著述有許多類型。

首先，縱向的世界歷史及其斷代問題的研究是世界歷史著述的主要類型之一。

我們知道，世界歷史編纂體系大致走過了如下的歷史進程。一是東西方均對于總體的歷史問題進行有關探討與書寫，比如：中國人書寫《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西方人書寫《歷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著作，盡管東西方都被人們認為是在文學語境中進行的歷史學書寫，但是東西方的歷史學書寫還是有差異的；即便都是希望歷史書寫有益于道德教化，西方人的歷史書寫喜歡哲學問題思考，中國人則習慣于道德案例研究，西方人較早地興起公學，中國人長期地習慣于私塾。

相比之下，世界歷史教材體系的建立西方要早一些，中國的世界歷史編纂體系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比較有趣的是，西方早期世界歷史著述西傳和西方世界歷史教材東傳，顯示出同樣的形態與軌跡：外文傳播、外文譯著與本國文字書寫，是西歐與中國世界歷史著述的一般特點。

西方的著述起始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直到15～16世紀才傳播到西歐，而且是以希臘語和拉丁文的方式。外國世界歷史著述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大多發生在光緒年間，它們大多來自歐洲，也有一些來自美國甚至日本。有案可稽的是，中國世界歷史教材體系的形成也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西方學者編撰的用于早期中國高校諸如北洋大學的全英文著作《英國史導讀》；其次是中國學者翻譯的諸如《西洋通史》之類的西人著述；最后是中國人編撰自己的世界史教材。

最早開始編撰自己的世界史教材的是民國元年傅運森先生編撰的《東西洋史講義》，然后才有陳衡哲等人的相關著述。胡適先生和其他相關人對于陳衡哲女士所為的論述與評價是錯誤的。傅運森先生開創了中國人編撰“世界歷史”的先河，然而此后中國人的世界歷史體系至少受到兩次來自國外的重大影響：第一次是受蘇聯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影響；第二次是受來自歐美的全球通史的影響。第一次被影響的是周一良先生、劉祚昌等先生早期主編的教材，這一類教材的基本特征是以英國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第二次被影響的代表性著作是吳于廑與齊世榮先生主編的《世界史》。與其他同時代相關著述相比較，以上兩種“世界史”著述也是我國世界史領域教材研究與編撰體系最成功的著述之一。

其次，橫向的世界歷史及其區域與民族國家間關系研究也是重要路徑。

橫向的世界歷史的編撰經歷了由零散的、局部的區域史向近代世界的民族國家史到總體的世界歷史的變遷，這是世界歷史研究與書寫的發展軌跡。我們知道，民族國家史與世界歷史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范疇，區域史是介于兩者之間或之前的特殊形態。也就是說，區域史可以是小于民族國家的地區史，比如英國的蘇格蘭歷史問題研究、俄國的高加索歷史問題研究，也可以是大于國家的跨地區的歷史，比如說歐盟歷史問題研究、東亞歷史問題研究。近年來，學術界又廣泛地為全球史等世界歷史問題展開討論。其核心問題，就是拿什么來構建我們的世界歷史。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術界先后出現了許多世界歷史體系創建問題的觀點。比如說，以馬克垚先生為代表的“文明史”的觀點；以錢乘旦先生為代表的“現代化”的觀點；以俞金堯先生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的觀點；以劉新成教授為代表的“全球史”的觀點；近年來，我國史學界又出現了王立新先生介紹并研究的“跨國史”的觀點。在諸多學者的爭論中，我們堅持“生產方式”的觀點。盡管這些觀點我們多次討論，然而新意又不斷出現。

現在有的幾種學說是很值得關注的：“文明史”的觀點從根本上體現了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闡述的“生產”問題，資本、物質、精神，特別是文明的生產問題的理論；“現代化”觀點認為，這一范疇應當成為世界近現代史的主線，李世安先生對于這一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基本看法是，現代化體現的是西方的學術觀點與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始終處在發展過程之中，資本主義是世界近現代史主要的社會形態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全球史”的觀點，難以擺脫以本特利、哈貝馬斯與烏爾里?！へ惪说热藶榇淼奈鞣綄W術話語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

早在20世紀70年代，跨國史就與全球史在美國史學界產生影響。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入江昭先生主張以文化的方式來研究跨國史，跨國史研究在美國學術界蔚成風氣。其實，跨國史確實是研究世界歷史的很好的方法，因為全球史的方法是單一的、模式化的，而跨國史方法則是開放的、多樣化的，它可以彌補和超越民族國家與國際關系史研究的欠缺，開辟了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領域。

近些年來，王立新先生致力于跨國史問題研究，提出許多卓有成效的見解和看法，對于我國世界史話語體系的創建具有重要的建設性意義。

二 、當代中國世界歷史著述的基本條件

與其他歷史學人士相比，世界史工作者應該擁有全面深厚的知識積累，應該具備更高尚的國家情懷與道德人格，應該具備更高雅的人生境界與生活品質。這些素質是世界史工作者應當具有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可是，自“文革”以來，諸多人格與心智不全、知識嚴重殘缺及愛國情愫蕩然無存等現象摻入其中，使得世界歷史教學與研究隊伍的建設與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世界歷史建設其路漫漫。

世界史工作者應該積累豐富而深厚的知識，遠離無知。世界史工作者應該首先成為一名學者，而且是一名精通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學者，而不至于等同于社會上閑散人等，甚至游離于中學歷史知識之外，比如出現“常凱申”“昆侖”“魯塞爾”一族，其水平應該在中學水平之下。一個羅素都不知道的人如何來治世界歷史和英國歷史呢？也就是說，世界史工作者應該知識深厚而且遠離無知。

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與愛國情懷應該是世界歷史工作者的基本條件。世界史工作者應該熱愛祖國、報效祖國，而不是無恥賣國。但有的世界史工作者無視西藏是我國的一個省級自治區，居然將其和一些獨立國家同日而語、混為一談，更有剽竊抄襲者數以百計?！拔母铩迸c博士擴招給世界歷史隊伍建設帶來嚴重缺憾，世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隊伍面臨重建的歷史使命與責任。

世界史工作者應該是立德樹人，而且遠離無德。高尚的政治品質與道德情操，應該遠離黃賭毒等低級趣味和下流生活方式，應該有過硬的政治品質、道德素質、學術人格和知識積累。只有這樣，才能有資格成為世界史工作者，才有資格說話，才能作為中國學人走向國際世界歷史研究的學術前沿。

三 、當代中國世界歷史體系構建

面臨的挑戰

構建中國世界歷史話語體系是我們世界歷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在具備政治品質、道德情懷與學術積累的情況下，史學觀與方法論則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效用。

在當代中國現有的相關觀點和方法中，面臨嚴峻挑戰的有以下兩種。

一是現代化的觀點。我曾經說過，現代化可以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的變遷，也可以是西方的意識形態的思想與理論。各國的歷史事實由傳統向現代的歷史變遷當然沒有問題；可是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問題可就大了。雷迅馬說得很清楚，現代化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他們除了用政治與學術的方式來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還用和平隊等非政府組織來推行所謂和平理論。更重要的是，有的中青年學者還用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的理論框架“換一個視角看歷史”來詮釋所謂現代化的世界歷史。

二是全球史的方法。全球史是伴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一種新的史學觀與方法論。由于這些歷史現象與社會思潮主要來自西方，所以在歷史變遷的同時必然地滲透進西方的意識形態。所謂民族國家的消亡，主要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讓落后的民族國家消亡，所謂交往互動也很難看到落后的民族國家主動或者主導與西方強國之間的交往。盡管從事全球史研究的歷史學家中也有一些純粹的歷史學家，但是那些“民族國家消亡論”和“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的制造者們，顯然是要讓世界歷史納入他們強權主義的歷史邏輯。

四、 “生產方式”是中國世界史體系

構建的基本尺度

在世界歷史觀點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如何來書寫世界歷史？我們應當如何來構建中國世界歷史的話語體系？我們認為，應當以“生產關系”為尺度來書寫和構建中國世界史話語體系。這樣選擇，有什么理由呢？

首先，以“生產方式”為尺度來書寫與構建世界歷史，是遵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與方法論的選擇。選擇了來自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的“生產方式”這一核心范疇，并共同提出了“用生產方式的視角來考察世界歷史”的觀點。?這是因為，生產方式可以體現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時代的特點和差異，可以作為世界歷史橫向聯系與縱向發展的公共尺度，可以衡量整個人類文明演進的世界歷史。

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是我們構建世界史體系的最好的理論基礎：由于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和交通的極其便利，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可以說，是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創造了演進中的世界歷史。

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基礎上，俞金堯先生曾經就世界史編纂體系問題做過這樣的論述：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是“一切社會生活和一切現實歷史的基礎。人類歷史首要的和基本的過程就是一個生產的過程。而生產總是在一定的生產方式下進行的，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在每個時代總會有比較穩定的生產方式，并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形成相應的上層建筑，它們共同構成代表某個時代的社會形態。社會形態相對穩定，但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因此，人類歷史基本的運動過程也可以說是社會形態變遷的過程，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生產方式的變革，從而整個社會形態的交替構成了人類歷史進程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的線索”?。可見，生產方式是適用于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區和每一個民族的，是衡量人文明歷史的公共尺度。

其次，以“生產方式”為尺度來書寫與構建世界歷史，可以避免地區國家與歷史時代的局限。道理很簡單，我們憑什么能拿“現代化”的觀點來書寫落后地區的歷史，更沒有辦法用“全球史”的理論去研究古代社會與中世紀的歷史。然而，無論是哪一個地域，無論是哪一個斷代，都會有自己的生產方式即適合于它那個時代和地區的生產方式，

最后，以“生產方式”為尺度來書寫與構建中國的世界歷史是我們當代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需要。“一帶一路”研究與建設需要突破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國家與地區，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與習俗，因此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生產方式”為尺度，才能更有效地為“一帶一路”建設在理論與方法上提供保障。

中國世界史話語體系的構建是一件十分艱辛的工程，它需要高尚的學術情懷，深厚的學術積累，并且在多元互融、文明互鑒的歷史進程中科學地體現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建設進程中的主體意識，實現世界歷史及其各民族與地區文明的健康發展。

（作者簡介：于文杰，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