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外灘源（虎丘路50號）的上海外灘美術館是一家堅持收費的美術館，然而4月17日，外灘美術館宣布，將于5月2日開始實行全館展覽免費開放。

外灘美術館所在的歷史建筑是建成于1932 年的亞洲文會大樓。2010年5月，洛克·外灘源將其作為“城市更新”的文化介入實例建置為美術館對外開放，開館展覽“農民達·芬奇”曾在藝術界引起較大反響。此次在看到該館的免費開放公告后，不少圈內人發現已經很久沒有進入甚至談論到這間美術館了。

上海外灘美術館建筑外觀。美術館位于一棟始建于1932 年的裝飾藝術風格的歷史保護建筑內。

4月17日，上海外灘美術館發布免費開放的公告：“作為一家獨立運營、私立資助的非營利藝術機構，我們一直認為：藝術的價值不應僅僅通過門票價格或服務內容來衡量。實行免費開放并不在于降低展覽的價值，而是我們在當前語境中作出的一次積極選擇。”“我們希望美術館成為一個真正開放的空間，每個人都能自由地進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去感受藝術、參與藝術。”

不久之前的2025年1月，該館的藝術總監朱筱蕤被任命為上海外灘美術館館長和首席策展人，全面負責美術館的運營與發展。當時朱筱蕤就表示過：“藝術機構是少數還能將不可能化作可能的場所，為我們提供想象和制作另類之物的空間。”

一座美術館的聲音，何以變得微弱？

2010年5月2日，黃浦江畔，上海外灘美術館（Rockbund Art Museum）以開館展“蔡國強：農民達芬奇”啟幕。彼時的上海，正因上海世博會的召開而煥發新的國際活力，在這片曾見證近代中國最早現代化進程的土地上，坐落于外灘歷史保護建筑群中的美術館，以當代藝術發出自己面向未來的“第一聲”。

2010年，上海外灘美術館開館展“農民達·芬奇”

上海外灘美術館所在的亞洲文會大樓（RAS，建筑竣工于1932年），2007年由英國建筑設計師大衛·奇普菲爾德（David Chipperfield）改造為美術館，2019年開館的上海西岸美術館也是他的作品。

“蔡國強：農民達·芬奇”展覽現場圖，上海外灘美術館，2010年

開館展雖然是蔡國強的“作品”，但參與制作的藝術家卻是非正統的創作者。他們是農民、民間發明家、手工藝者，他們的創作并不出自學院系統，而是源于生活的土壤與個人的“內在驅力”。這種將農民視作發明家、將實踐視為藝術的提案，在當年無疑是一記當代藝術的強音。

展覽不僅打破了藝術界對“藝術家”身份的刻板定義，也回應了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知識”“創造力”與“邊緣性”的辯證關系。某種意義上，“農民達芬奇”既是一場展覽，也是一次藝術的實踐與挑戰。

開館當天，眾多國際藝術界人士、策展人、媒體齊聚一堂，一時間，“外灘”與“當代藝術”被前所未有地緊密關聯。即便是15年后，回望那場展覽，它所帶來的啟發依然深刻。而外灘美術館的出場方式，聲明了自身的立場——開放、敢于冒險。

接下來的15年里，作為上海最早期的幾家民營美術館之一，外灘美術館與國內外知名策展人合作陸續舉辦了一系列知名當代藝術家的個展，試圖建構中國當代藝術自身的敘事邏輯。

弗朗西斯·埃利斯，《出埃及記》手繪稿，外灘美術館展覽現場，2018

與此同時，外灘美術館也始終與國際當代藝術保持密切對話。多位國際藝術家在中國大陸地區的首次個展項目就發生在此，如2018年底比利時藝術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s）的個展“消耗”（長谷川祐子策劃）。當時很多美術館展覽，逐漸開始迎合打卡的需求，但“消耗”與那些強調視覺沖擊和“沉浸體驗”的展覽不同，保留了埃利斯創作中的非確定性與節制表達。尤其在同樣經歷了快速城市化、人口流動與價值體系重塑的中國社會中，觀看埃利斯，其意義尤為復雜，似乎在引導觀者重新審視城市中“人”的位置。

彼時的上海外灘美術館，無疑是一個持續與當代藝術現象發生關聯的機構，關于外灘周邊建筑與居民的在地性研究的“客堂間”項目、與周邊學校的合作、將現代舞、藝術夜生活等跨界項目引入美術館空間。

夜幕下，上海外灘美術館位于博物院廣場上的東門入口。

上海外灘美術館東門打開后，與博物院廣場連接，圖為外灘建筑節期間，李鋆天的作品《喚醒》，攝影：Yan Yufeng；圖片來源：洛克·外灘源

然而，不知何時，上海外灘美術館漸漸“隱身”——從一個以藝術持續發聲、引領和帶動外灘地區文化生態的美術館，到如今成為商業街區的點綴。尤其在2023年下半年，經過17年城市更新和建設，整個洛克·外灘源竣工，上海外灘美術館的新入口與博物院廣場相連，本應迎來更廣闊的前景。但伴隨著名品店鋪和各類餐飲陸續開店，外灘美術館不再成為這一區域的主要目的地。其展覽的節奏、策展的角度與公眾關注度，均難以與其早期的影響相提并論。

這種變化，或許與美術館的策展走向與其決策團隊密切相關，早期外灘美術館有諸如侯瀚如、比利安娜、拉瑞斯·弗洛喬等具有國際聲譽的策展人參與，他們帶來了充滿思辨力的項目與全球資源。但隨著核心策展人與學術顧問的更迭，美術館的策展邏輯和機構氣質也發生了轉向——似乎進入了一個封閉的小圈子。當然，這一變化與美術館背后的資金支持變化或許也不無關系。

從一個更大的文化格局來看，近年來上海的美術館數量迅速增加，上海浦東美術館、西岸美術館以其雄厚的資金實力與國際視野策劃展覽，且獲國際一流美術館資源支持，推出一系列大展，加之上海博物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龍美術館、中華藝術宮（上海美術館）、海派藝術館等擁有更大體量、更多資源支持的場館，吸引了更多國際大展和知名藝術家項目。外灘美術館的聲音漸趨微弱，策劃更是陷入劣勢，所辦的展覽幾乎極少產生真正的影響。

浦東美術館與西班牙普拉多國家博物館合作呈現的展覽“光輝時代：普拉多博物館中的西班牙往事”。

從近年來的展覽項目看，外灘美術館的定位似乎愈來愈不清晰，在連接上海青年藝術群體、本地文化生產的方面也多有不足。在社區連接、跨領域合作的趨勢中，外灘美術館也一直試圖在努力，卻似乎收效極微。這一切讓外灘美術館漸漸在上海藝術生態中淡出，以至于成為商業街區中的一個冷清的項目。

然而，外灘畢竟是上海眾多文化兼自然雙重景觀中的重心區域，外灘美術館所在的區域和建筑，仍具有相當優勢和不可復制性。這一次宣布免費開放，或可以引導街區中的人群重新走入美術館。

正如外灘美術館在公布展覽免費開放的同時稱：“美術館在思考：當價格不再是入場的門檻時，還有什么可以作為觀眾與美術館之間更有意義的連接方式？”

2017年，外灘美術館展覽“菲利普·帕雷諾：共此時”。

免費與收費之外，觀眾更關注的是展覽本身

若以“免費”與“收費”衡量一個美術館的價值，或許已經遠遠落后于現實的復雜度。“免費”或會成為一個提升公眾關注度的角度，但真正決定觀眾是否愿意進入一座美術館的，從來都是展覽本身的內容與質量。

這一點，在過去幾年上海的藝術生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上海博物館的收費特展常常爆滿；收費的浦東美術館，因其引進展覽的體量、國際品牌與視覺沖擊力頻頻登上熱搜。這都證明了收費與否并非“藝術門檻”的決定性因素。當然，也有收費類民營美術館，在這輪美術館競爭中悄然離場的。

在這種趨勢下，展覽被賦予了“審美價值”“學習價值”“體驗價值”“打卡價值”“社交價值”等多重功能，不得不承認，今天的觀眾越來越有判斷力，他們愿意為好的展覽付費，也敢于對糟糕的展覽說不。收費與免費以及票價的高低并不是關鍵，關鍵是展覽的質量能否與定價匹配，能否與觀眾建立真實的思想關聯。

上海外灘美術館Highlights“美好生活”項目現場

與之對比，外灘美術館雖然采取了“免費”的策略，但是否能因這一政策的變動而實現其展覽人氣的提升與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無論收費與否，展覽、公教、在地性、研究型等的質量仍然是衡量美術館能否持續熱度的關鍵。與外灘美術館類似，成立20余年的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也在有歷史街區之中，同樣經歷過高光和沉寂。作為中國第一家公立的當代美術館，在其開館的2003年，當代藝術還不為公眾所廣知。通過藝術家和策展人的持續發聲，讓公眾從美術館開始了解了藝術的前沿，也為上海乃至中國21世紀的當代藝術發展留下檔案。然而，2010年前后，多倫現代美術館開始沉寂，甚至一度館址變為拆遷辦的辦公地點，一時間再無人提及。

2023年，“迭代20——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建館二十周年特展”開幕現場

到了2018年前后，美術館重新梳理和定位了未來的發展方向，更多地回到建館的愿景和初衷。2020年開始，在經費和場地有限的情況下，陸續帶來有學術價值、思想深度的展覽和活動，建立“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年鑒”項目，并將學術活動帶到長三角，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較高學術水準與影響力的美術館。在學術之外，也關注與社區和公眾的聯系，且多場展覽成為當下的青年網絡探討話題。事實上，多倫現代美術館一直是免費的——“免費與收費”對美術館來說，其實從來不是一個關鍵要素。

2014年開館的龍美術館（西岸館）一直是上海西岸的地標之一，也是一家民營美術館，雖然有過票價過高的爭議，但無論是此前舉辦的一系列大展，還是目前正在展出的“天地大觀——跨越時光的文明印記”，憑借其獨特的歷史與藝術結合的展覽策劃，都吸引了不少觀眾前來參觀。這也再次證明，無論是收費還是免費，美術館的核心競爭力與展覽質量和策展深度不可分割。

龍美術館“天地大觀——跨越時光的文明印記”現場

無論免費與否，美術館都需要重新思考：美術館如何在提供看展空間的同時還能提供思想場域？

免費開放更意味著美術館忽然就要面對全體公眾，包括那些在收費時原本不會進館的觀眾，如何以展覽和其他產品去回應這種“開放性”承載的公共期待，需要美術館認真研究和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