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新興產業融媒體記者 李子吉

在關稅“大棒”的威壓下，以美國為主的單一出口市場在政策、輿論、準入等多重變量下風險加劇；而特朗普政府接下來計劃進行的“醫改”行動，會對美國市場“藥企必爭”的地位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也未可知。多重影響下，恐怕會有越來越多的醫藥企業考慮去單一市場依賴，加快全球市場的第二曲線布局。

特朗普對藥品下手了。

4月15日，白宮官網發布的《特朗普宣布降低處方藥價格的行動》顯示，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推動美國醫療保險藥品價格談判流程的變革，進一步降低處方藥價格，以延續他首個任期內的工作。

與此同時，短暫“豁免”之后，4月9日，特朗普稱將對藥品征收關稅，以迫使制藥公司在美國開設工廠，因為美國是“最大的市場”。

但一邊加大了藥品的成本，一邊又要降低處方藥價格，特朗普想要的藥品制造業回流真的能實現嗎？

變局之下，醫藥企業的戰略布局會如何改變？美國醫藥市場在全球的地位會不會有變化？全球醫藥產業鏈又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所有的藥企都在觀望，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胰島素價格降至每支0.03美元

在2022年，美國上屆拜登政府就曾出臺《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簡稱IRA）就為醫療保險受益人設定35美元的胰島素產品價格上限，三大行業巨頭相繼表態，接連降價。

雖然35美元意味著降價接近70%，但因為“以價換量”，企業并不十分吃虧。而這種幅度，對于特朗普政府來說，似乎遠遠不夠。

這一次，特朗普似乎要對藥價下“狠手”：標準化不同地區醫保（Medicare）支付標準，處方藥最高有望降價60%；針對低收入患者提供“超大折扣”救命藥，胰島素價格將降至最低0.03美元、注射用腎上腺素價格將降至最低15美元。

此外，對于拜登政府引以為傲、砍掉了60億美元的首輪美國“醫保談判”，特朗普認為“力度太輕”，不排除被推翻重談的可能性。

據悉，這次藥品價格改革，進行了三個層面的利益鏈條重構。

首先，推動價格透明化與公平性，統一全國藥品支付標準。過去，患者在不同地區、不同醫院治療，藥費相差巨大。改革后，醫保支付藥品的標準將一致化，無論在哪里看病，患者都能享受到統一的醫保支付價格。白宮稱，這種方法有望將藥價降低高達60%，包括某些高價癌癥藥物。

其次，審查藥品福利管理者（PBM）的收費模式，推動公開其向保險公司收取的回扣費用，并制定改革措施減少中間環節加價。這一舉措，一方面將促進公開競爭；另一方面，清理藥價虛高的中間“灰色地帶”，推動醫保部門按照醫院的藥品采購價支付藥費，最高能降低35%的成本。

最后，簡化仿制藥和生物類似藥的審批流程，鼓勵醫生開具便宜的替代藥物。也就是增加藥品供應鏈的多樣性，引入競爭，進一步壓低藥價，確保更多患者獲得所需藥品。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是否含有政府補貼，但這無疑直接挑戰藥企定價體系。

2024年4月，上海也進行了胰島素續約集采，全場最低價為宜昌東陽光的餐時胰島素類似物，報價18.87元/支。外企禮來、諾和諾德、賽諾菲的多數產品均選擇貼線中標，價格在25-40元/支不等。

0.03美元/支的價格，甚至比國內的胰島素集采降價幅度還要大。

實際上，早在2020年9月，特朗普的上一個任期，就曾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將美國藥物價格與其他國家的藥物價格掛鉤，以降低美國藥物價格。彼時的特朗普就在推特上表示，該命令“將確保我們國家向大型制藥公司付的價格與其他國家一樣低。全世界占美國便宜的日子結束了。”

而當時該政令也引起了不少討論。美國藥品研究和制造商協會（PhRMA）首席執行官Stephen Ubl就表示，這是“對那些為擊敗新冠而晝夜工作的公司的魯莽攻擊”。

如今特朗普看似會在醫改方面有更大的動作，但藥品市場本身就錯綜復雜，這些政策能否順利實施，藥企又會如何應對，全都是未知數。

在美藥企左右為難

把視角放得更遠些，在美藥企要面對的還不只是“被砍價”這一個難題。

此前一直被豁免征收關稅的藥品，也將陷入關稅的漩渦。

4月14日，美國政府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正式啟動對進口藥品及半導體產品的國家安全調查。這一舉動被外界廣泛認為是對這兩個行業征收關稅的前兆。此次針對藥品的調查將涵蓋所有藥品進口，包括成品仿制藥和原研藥，以及用于生產這些藥品的成分。許多專家表示，此舉可能導致藥品短缺和價格上漲。

此前，在4月8日，特朗普就曾聲稱白宮將“很快”宣布對進口藥品征收“重大關稅”，理由是“由同一家公司在同一家工廠生產的藥品在倫敦賣88美元，在這里（美國）卻賣1300美元”。

特朗普認為，一旦關稅生效，制藥集團將迅速離開美國以外的制造基地，在美國建廠。“一旦我們這樣做了，他們（制藥公司）就會涌入我們的國家（在美國開設工廠），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市場”。

歐洲媒體早就分析指出，雖然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旨在支持美國國內產業、創造就業機會、減少對外國供應鏈的依賴，但它們對制藥行業的影響可能要復雜得多。

美國《時代》周刊日前刊文指出，過去幾年里，美國醫療系統承受的多重壓力與日俱增，從醫護人員短缺到財務運營危機，重重困難和挑戰導致大量醫療保健機構被迫削減急診、產科護理等重要服務。

大幅提高關稅不僅不會使美國的藥品生產受益，反而可能會推高美國的藥品價格，重創美國本已十分脆弱的醫療體系，因為從基礎藥品、醫用手套到手術服、靜脈注射器材，這些維系醫療安全的必需品多依賴進口。

近年來，不少原研藥專利相繼到期，價格較低的仿制藥得以上市，患者有望用到更便宜的藥；但若未來無差別執行藥品關稅加征，制藥成本大概率會上升，這部分上漲的成本誰來承擔？結合特朗普宣布降低處方藥價格的行動來看，大概是，藥企？

綜合來看，特朗普關于醫藥的一系列新政令，似乎是在左右互搏：一方面，加征關稅，不利于藥品進口，希望制藥業回流；另一方面，控制藥品價格，減少藥企利潤。在美藥企將如何選擇？

4月10日，瑞士跨國藥企諾華宣布計劃在5年內對美國基礎設施投資230億美元，以確保諾華為美國患者提供的所有關鍵藥物都將在美國制造。同日，強生也同樣宣布今后四年內在美國的投資將增加25%，達到550億美元以上。

當然也有藥企巨頭，如禮來CEO對外媒表示“很難回去”（It'll be hard to come back from here）。畢馬威美國生命科學國家戰略負責人Jeff Stoll最近在接受醫藥行業媒體Fierce Pharma采訪也時稱，“不可能將很多藥品的全部生產只交給美國，或只交給某個關稅最低的友好國家”，企業方在做重大生產決策時，不該“僅出于對政策的反應”。

對于藥企而言，將產能轉移到美國幾乎難以實現。

據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PhRMA）的統計，在美國，從0開始建設一座新工廠動輒花費20億美元。更重要的是，時間成本不容忽視，從設計到土建、設備安裝、FDA檢驗、工人培訓、投產，5年時間是最短的，大部分藥企一般都要花個7、8年。另外，由于特朗普政府對鋼鐵材料加征25%關稅，建設成本可能進一步抬升。

因此，制藥業不會一夜之間轉移，藥品制造業的產業回流美國及供應鏈重組，短期內難以實現，重建本土制藥產業鏈是需要時間的。

而特朗普的任期只有4年。

另外，有從業者認為，雖然不能否認美國是消費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但“全世界80億總人口，生病都需要吃藥”，開拓更多美國之外的市場，未必不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更不用說，如果特朗普降低處方藥價格的行動切實落地，那么美國市場對藥企的吸引力恐怕也要打個折扣。

中美醫藥“脫鉤”？

作為全球生物醫藥產業的兩大主導地區，中美兩國生物醫藥產業的依存度與融合度不斷增強。但地緣政治帶來的挑戰不容忽視，整個醫藥產業都在擔心，中美醫藥產業會不會全面脫鉤？對全球的醫藥產業供應鏈會有什么影響？

全球的仿制藥供銷，在經過市場競爭再平衡后，本已形成一個完善的生產鏈；但美國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將加劇全球醫藥產業鏈的不穩定性。

考慮全球支付體系，美國市場一直是藥企必爭的高地，但美國也必須承認國際合作不可或缺。

拿原料藥來說，原料藥的供需體系和制造業格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

美國是全球最大原料藥進口國，2018-2022年原料藥進口復合增長率達到10%，2023年進口529億美元，下降8%。中國、印度是美國大宗原料藥主要出口國，解熱鎮痛類、激素類、抗生素類、維生素類出口量穩定。

《時代》周刊的文章指出，美國的成品藥中有近七成靠進口。即便是美國本土生產的藥品，其原料也有超過30%依賴進口。

根據FDA2019年統計，美國上市藥品中，原料藥8%來自海外，中國份額占14%。同時，美國藥品24%和原料藥31%來自印度，而印度70%原料藥來自中國，中國原料藥中間體直接或間接在美國醫藥產業鏈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美國在短時間內很難建立起來一個低成本制造體系，也就是說美國對中國原料藥的高度依賴短期內難以改變。

對中國來說，中國創新藥的研發也十分依賴美國數據庫類信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數據庫一旦對中國關閉，那么中國的創新藥企會很難。雖然NIH的負責人主張科學無國界，提倡國際合作，但是NIH主要是美國政府投資，每年要通過國會撥付預算。

曾供職于紐約市政府、擔任中國制藥企業顧問的孟八一介紹說：“在中國，生物科學這一塊，可以說幾乎所有的項目都直接和間接與美國相關，基本都是基于早期美國的數據和美國NIH的一些項目。因為中國真正完全的源頭創新、發現新靶點、發現新的治療機制的藥很少，主要以me-too和fast-fallow為主。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全球的生命科學的源頭基本都在NIH，包括像英國的劍橋、瑞士的巴塞爾現在貢獻的比例都很低了。”

另外，我國藥企出海的主要模式就是BD交易，而美國正是主要的購買方。2023年被譽為中國藥企出海“元年”，對外授權交易大幅交易金額創歷史新高，其中美國作為交易購買方的事件數共33起，已披露的交易總金額162.90億美元，占比約為39.47%。

現在的難題是，兩國的政治格局就是如此沖突、不可開交，一手塑造了醫藥全球化產業鏈的美國，現在卻在通過關稅推動醫藥產業鏈去全球化，那么全球的制藥工業該怎么辦？

孟八一表示：“不僅是我們看不清，就連這些大公司專業的咨詢顧問也看不清。這使得手握大量現金的制藥巨頭們，遲遲不敢推進收購項目。”

面對全球醫藥產業鏈的不確定性，不少醫藥企業已主動調整戰略，以提升整體業務的抗風險能力。

當地時間4月8日，歐洲制藥公司在與歐洲委員會主席的會議上表示，美國的關稅將加速該行業從歐洲轉向美國的趨勢。制藥行業貿易游說組織EFPIA表示，它已呼吁歐盟主席推動“迅速而根本性的行動”，以減輕向美國“外流的風險”。

有的企業早已通過在美設廠或前瞻備貨的方式，主動降低對出口通道的依賴，將沖擊降至最小。百濟神州在去年7月就宣布，位于美國新澤西州霍普韋爾普林斯頓西部創新園區的全新旗艦基地已正式啟用。據悉，該基地占地約17萬平方米，能夠為現有及未來創新藥物的規模化生產提供靈活性。其中，專屬商業化生物制藥生產區占約3.7萬平方米，并有為未來擴展預留空間。

而藥明康德則回應表示，關稅對公司肯定會有影響，但影響多少現在還極不明朗；公司過去幾年不斷優化采購供應鏈體系，同時抓精細化管理和運營，提高效率；在大環境不確定的狀態下，公司抓住客戶對賦能需求的確定性，最大程度降低關稅帶來的影響。

在關稅“大棒”的威壓下，以美國為主的單一出口市場在政策、輿論、準入等多重變量下風險加劇；而特朗普政府接下來計劃進行的“醫改”行動，會對美國市場“藥企必爭”的地位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也未可知。多重影響下，恐怕會有越來越多的醫藥企業考慮去單一市場依賴，加快全球市場的第二曲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