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之，這第三封電報怕是催命符啊。”1945年8月23日的延安窯洞里，周恩來捏著重慶發來的電文，指尖在油墨字跡上重重劃過。毛澤東吐出一口嗆人的煙霧，望著窗外延河粼粼波光： “蔣先生想將我的軍，我們就去陪他下這盤棋。”

此刻距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僅過去八天，重慶城頭青天白日旗與延安窯洞里的鐮刀錘頭卻已暗流涌動。蔣介石在十四天內連發三封急電，表面敦促 “共商建國大計”，實則暗藏殺機——若毛澤東避而不見，便可借機污蔑共產黨 “破壞和平”；若冒險赴約，則能趁機掌控談判主動權。這種兩難境地，恰似象棋中的 “馬后炮”布局。

談判桌上的較量早在電報往來時便已展開。國民黨《中央日報》連日刊登 “共黨怯戰”的評論，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頻頻發聲施壓。毛澤東卻看透了蔣介石的棋路： “他既要當棋手，又想當裁判。”8月2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數同志反對冒險赴渝，劉少奇甚至提出由自己代行。但毛澤東深知國際輿論場的重要性： “美國記者手里的相機，可比百萬雄師更有分量。”

臨行前的深夜，楊家嶺窯洞油燈徹夜未熄。毛澤東將《楚辭》塞進行李時，特意在《國殤》篇折了頁角。增補書記處成員的筆跡尚未干透，復員戰士的名單已堆滿案頭。這些細節印證著共產黨人的清醒：談判桌上可以妥協，但槍桿子必須牢牢攥在手里。重慶談判本質上成了軍事較量的延伸，正如林彪在東北給中央的電報所言： “每奪一城，談判桌上便多三分底氣。”

山城九月的談判桌上，蔣介石的 “誠意”令人啼笑皆非。當共產黨提出裁軍至20個師時，國民黨代表張群竟拋出 “十二師”的荒謬數字——這相當于要把百萬雄師縮編成三萬人馬。更荒唐的是陳布雷私下透露的 “人事安排”：擬委任毛澤東為新疆省主席。這種明升暗降的權術，與二十年前汪精衛 “禮送”共產黨人出武漢的伎倆如出一轍。

談判桌上的拉鋸戰折射著戰場形勢的此消彼長。當傅作義部偷襲張家口時，劉伯承在邯鄲擺下 “口袋陣”；閻錫山的晉綏軍剛過娘子關，陳賡的太岳縱隊就端了長治兵站。這種 “邊打邊談”的奇特局面，使得《雙十協定》的墨跡未干就淪為廢紙。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 “剿共大業不可偏廢”，卻不知南京街頭已流傳著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民謠。

假設的迷霧終需照進現實的光束。即便真成立聯合政府，四大家族的銀行賬戶與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注定水火不容。孔祥熙的揚子公司走私美援時，上海工人正在要求實行 “三八制”；宋子文接收敵偽資產中飽私囊時，山東農民正丈量著剛分到的田畝。這種階級利益的根本沖突，不是幾紙協議能彌合的。司徒雷登曾向馬歇爾坦言： “蔣的政府像涂著民主金漆的青銅鼎，內里早已銹跡斑斑。”

重慶談判破裂三年后，南京總統府門樓插上紅旗的瞬間，印證了歷史的必然選擇。蔣介石敗退臺灣前焚毀的檔案里，有份未實施的 “霹靂計劃”：準備在毛澤東返延時派戰機截擊。這個細節恰似歷史的隱喻：當獨裁者把國家前途系于陰謀暗算，他的敗局早已注定。而共產黨人帶著五億農民翻身做主的承諾，在華北平原的土改運動中獲得了取之不盡的偉力。

站在1946年的十字路口回望，聯合政府的幻影不過是鏡花水月。杜聿明在淮海戰役被俘后坦言： “就算延安接受十二師方案，南京也要找借口開戰。”這種階級對抗的不可調和性，決定了中國必須經歷血與火的淬煉。當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升起時，歷史給出了最響亮的回答：唯有徹底打破舊世界的鎖鏈，才能真正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