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進中舉》

《范進中舉》是吳敬梓長篇小說《儒林外史》中最為精彩的篇章。《儒林外史》成書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是一部譽滿文壇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吳敬梓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世情，盡諷其偽。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范進中舉為解剖刀，切開了康乾盛世表象下潰爛的社會肌理。這個表面上荒誕的喜劇故事，實則蘊含著封建社會最殘酷的生存法則。

范進二十年科場困頓，從“面黃肌瘦”到“花白胡須”，在窮困潦倒中始終保持著對科舉的宗教式虔誠。當喜報傳來時，這個54歲的老童生竟因承受不住命運劇變而瘋癲，在集市上披頭散發、污泥滿身地高喊“噫！好！我中了！”。這種極具沖擊力的場景設置，遠比單純的諷刺更為深刻——它揭示了科舉制度對人性的異化已到何等程度。

胡屠戶的變臉術堪稱封建社會的生存教科書。中舉前，他將女婿貶為“現世寶”，用市井俚語編織出極具侮辱性的語言暴力；中舉后，這個粗鄙的屠夫竟能瞬間切換文雅辭令，將范進奉為“賢婿老爺”，甚至用星宿下凡的諛詞重塑其形象。這種人格分裂式的轉變，恰恰印證了封建社會中價值評判體系的徹底功利化。

中舉前后的物質待遇對比更形成絕妙反諷。范進賣雞途中得知喜訊時，家中正經歷著“三日無米下鍋”的絕境；而轉眼之間，張鄉紳的三進宅院、胡屠戶的四五千錢賀儀、鄉鄰的“酒肉雞米”如潮水般涌來。這種從赤貧到暴富的突變，暴露出權力體系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絕對掌控——個人的生存境遇完全取決于其與權力中心的距離。

吳敬梓的筆觸穿透了科舉制度的表皮，直指皇權專制的骨髓。范進的瘋癲不是個案，而是整個士人群體在權力絞殺下的集體癥候。當張鄉紳捧著銀兩房契登門時，看似溫情的“同年世誼”下，實則是權力網絡的暗中勾連。這種精心設計的社交禮儀，本質上是在重構地方權力格局。

專制社會中的權力壟斷和異化

在皇權至上的專制體系中，科舉制度實為君主的權力煉金術。它將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熔鑄成權力祭壇上的供品，使“學而優則仕”異化為“仕而優則奴”的生存法則。范進二十載寒窗的本質，是將個體生命置于皇權鍛造的模具中反復捶打。這種異化過程在范進發瘋的瞬間達到高潮。當報錄人高喊“貴府老爺范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時，不僅宣告著個人命運的轉折，更象征著皇權對知識分子的終極征服——通過科舉認證的士人，必須用瘋癲來釋放被壓抑二十年的精神重負，這種癲狂恰是臣服于皇權的精神烙印。

權力壟斷的閉環體系中，科舉成為唯一的上升通道。胡屠戶的市儈哲學深刻揭示了這種壟斷的殘酷性：當中舉前的范進試圖借鄉試盤纏時，他嘲諷“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舍與你的”；而中舉后立即改口“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這種前倨后恭的戲劇性轉變，實則是底層民眾對權力壟斷的本能妥協——他們既憎惡權力體系，又不得不依附其中求生。

張鄉紳的“贈宅”行為更暴露權力網絡的排他性。這個曾“拜會過新中的舉人”的鄉紳，其饋贈絕非善舉，而是在重構地方權力同盟。當他說“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時，實則在用物質賄賂編織保護網。這種封閉的權力聯盟，將科舉功名轉化為政治資本，形成排斥平民的統治壁壘。

“以官為大”的價值體系塑造出畸形的社會生態。范進中舉后，連最樸實的鄉民也突然懂得“拿雞蛋酒米，背了斗米來賀”，這種集體意識的突變，折射出官本位思想已滲透至社會毛細血管。在生存資源完全由權力分配的體制下，民眾不得不將道德準則讓位于利害計算，形成“畏官如虎，媚官如神”的集體無意識。

皇權通過科舉制造出精密的等級秩序。范進從“白衣”到“老爺”的蛻變，本質是進入特權階層的身份認證。當他獲得見知縣“分庭抗禮”的資格時，也意味著自動獲取司法豁免、賦稅減免等隱性特權。這種制度性特權構建起“刑不上大夫”的保護層，使官僚集團成為超越律法的特殊存在。

在權力壟斷的陰影下，整個社會陷入集體癲狂。胡屠戶“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才敢打醒范進的細節，暴露出平民對權力符號的病態敬畏。當眾人建議“他平日最怕的人莫過于胡老爹”時，實則是用暴力儀式完成對瘋癲舉人的“祛魅”，這種荒誕的救治方案，恰是權力異化人性的生動寫照。